[ 李長健 ]——(2007-7-26) / 已閱19304次
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研究
李 長 健
（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教授 湖北 武漢 430070）
摘要：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農村市場主體的新興力量，成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組織載體，在破解我國“三農”難題方面正發揮著一種獨特經濟組織形式的巨大作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承載著巨大社會責任的新型合作組織。其承擔社會責任的主要基礎是：“窮人聯合”的經濟學基礎，平衡協調利益、平衡公平與效率、平衡協調“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法學基礎。其責任主體有自身的特點，其承擔社會責任具體表現是：對職工的最密切責任、對消費者的最普遍責任、對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最直接責任、對社會的最重要責任。
關鍵詞：農民合作經濟組織 社會責任 法學基礎 責任主體 弱勢群體
《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立法活動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隨著立法活動的推進，伴隨著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的不斷勃興，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中國農民的組織建設問題，特別是農村市場主體的建設問題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重要抓手。合作經濟組織是農村市場主體的新興力量，并將逐步成為農村市場主體的主體力量。它較好地解決了戶營經濟走向市場問題，成為改變單個農業生產者和大市場之間進行不對等交易狀況的重要組織體，成為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保護農民利益、促進農村穩定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主體力量，成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組織載體。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破解“三農”難題方面正發揮著一種獨特經濟組織形式的巨大作用。研究中，我們發現：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社會責任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的相關制度安排中存在很多契合點，需要我們加以明辨、利用和規范，以更好地發揮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解決“三農”問題中的組織作用，從而使正在進行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的相關制度安排更加具有科學性、前瞻性、指導性和適應性。
一、必要的明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再認識
現實生活中，人們大都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了解不深，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基于此，我們有必要先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和企業責任進行相應的詮釋，以便更好地認識和把握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社會責任，進而展開相關研究。
（一）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內涵的把握
目前，學術界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有不同的理解。狹義理解的認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指各種類型的專業農業合作社，是同類產品的農業生產經營者自愿聯合起來，維護和發展成員利益，自主經營、自我服務、自負盈虧的合作經濟組織。最廣義的理解認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包括各種類型的農業合作社、農民專業協會、鄉鎮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股份合作企業以及供銷合作社和信用社。廣義理解的認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指除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外的各類農業合作社、農民專業協會、鄉鎮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股份合作制企業。從上述三種不同的理解看，都存在明顯的不足：狹義理解的有過窄、不準確之嫌；最廣義理解的則界定過于寬泛，將鄉鎮村經濟組織等不屬于合作經濟組織的包括進來，顯然是錯誤的；廣義理解的亦有同最廣義理解的一樣的錯誤。筆者認為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界定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正在進行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立法中的最基礎性工作之一。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與立法中相關制度安排的契合問題研究，仍需從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概念的明確開始。
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進行界定，首先，要明確其實質應是合作社，定義要明確合作組織的特點。實踐中可借鑒1995年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簡稱ICA）和2002年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簡稱ILO）對合作社的定義。[1] 其次，要考慮其經濟性。很顯然，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經濟合作組織，而非政治合作組織，更非文化合作組織。其經濟性特征決定其承擔社會責任的內容有其特殊性。再次，界定其定義時要把握其“約定共營合作經濟”、“對內不以盈利為目的”和“民有、民管、民享”的組織原則等特征。最后，要充分考慮中國國情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趨勢。基于上述考慮，我們嘗試著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作如下定義：“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農民依法自愿聯合組成的，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實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則為其成員提供生產經營服務的經濟合作組織。” 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基本特征有五：一是一個合作組織；二是一個經濟合作組織；[2] 三是依法自愿聯合，體現平等和退社自由；四是對內不以盈利為目的；五是實行民有、民管、民享的組織原則。
（二）企業社會責任界定的分析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有人稱作“公司社會責任”）理論最早產生于上世紀的德國和美國。早在1920年，企業社會責任開始被德國公司法學者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是對以盈利為目的、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使命的傳統企業理論的修正與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承擔的理論支撐主要是基于企業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說、相關利益人（stakeholder）理論等主要理論觀點，[3] 其概念是根據企業和社會關系的發展而發展的，在政府權威日益衰弱、社會自主治理程度越來越高的現代社會，必然要求社會各個部分都相應地承擔各自在社會治理和社會和諧運行中的責任。[4] 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學術界主要有如下幾種學說：其一是“二元最大利益說”。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營利或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且還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5] 其二是“特定社會義務說”。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在謀取自身及其股東最大經濟利益的同時，從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出發，為其他利害關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會義務。[6] 其三是“法律責任說”。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及其機關的成員在做出經營決策以及在經營活動中所負有的不威脅、不侵犯社會利益的義務以及違反此種義務而向社會公眾承擔的第二性義務，并以不利后果為表現。[7] 其四是“維護并增進社會利益義務說”。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謀求股東利潤最大化之外所負有的維護和增進社會利益的義務。[8] 等等學說在從某些層面勾畫出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同時，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如“二元最大利益說”在對傳統股東至上主義觀念進行修正的同時，過于強化了企業對社會的責任，這必將會導致企業發展動力的匱乏和發展目標的盲失，從而反過來實現不了對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的增進，更不用說是可持續增進了。“特定社會義務說”看似有道理，但定義中“社會義務”涵義的寬泛和“某方面”界定的模糊使得定義空泛而無用。“法律責任說”則抹殺了法律責任與社會責任的差異性，使社會責任法律化的步伐超越了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從而走入“真理向前邁進一步就會成為謬誤”的泥潭。“社會利益義務說”盡管看到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但其“維護并增進社會利益義務”的界定仍屬空泛。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要準確地對企業社會責任下一個定義是相當困難的。企業社會責任應是一個既具有相對固定內涵，又處在不斷發展變化過程中的，不能隨便下定義，也許下不了確切定義的發展性概念，是一個富有張力的概念，其內涵和邊界必將隨著社會向前發展而發展。學術同仁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每一次界定，都是在為接近其概念內涵的真理而努力。
（三）企業社會責任性質的理解
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無疑是重要的，但把握其性質更具有理論和實踐價值。就企業社會責任性質而言，從形式角度看，概括起來大致有三種觀點：一是獨立責任說，把社會責任理解為經濟和法律責任以外的一種責任。獨立責任說承認企業在履行經濟責任之外還存在對立的一面責任——社會責任。獨立責任說較好地展現了針對傳統企業責任觀點的不足而提出用新責任彌補其不足的現實構想，較好地體現了企業責任在不斷發展的歷史發展觀。正如喬治•斯蒂納（George A• Steiner）和約翰•斯蒂納（John F• Steiner）在《企業、政府與社會》一書中所說：“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是在與傳統經濟觀念相對抗的過程中緩慢發展起來的。這兩種觀念之間的緊張狀態并沒有停止，它還會繼續下去。”[9] 在社會責任理論研究初期，獨立責任說對喚起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無疑是重要的、有作用的。隨著社會責任理論的發展，獨立責任說喚起人們注意的必要性開始下降，社會責任中如何促進企業切實履行對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促進企業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正逐步上升為更重要的主題。[10] 獨立責任說的最大缺陷是不能系統完整地理解社會對企業的期望，割裂開來看問題。表現為從內容上將經濟責任與其他責任對立起來，從對象上把股東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相分離并可能走向對立（獨立責任認為：經濟責任的對象是企業股東，社會責任的對象是企業股東以外的利益相關者）。[11] 二是混合責任說，把社會責任理解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等各種責任的混合體。混合責任說認為社會責任只是相對責任主體發生了變化，其責任本質仍分別屬于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等。如一個企業對另一個企業的經濟責任，相對于企業而言是經濟責任，相對與企業組織組成的社會而言就成了社會責任。混合責任說的嚴重不足是明顯的，將社會責任看作是對象置換與內容相加，其本身就否定了人們對社會責任理論的智慧創造，使人感到社會責任理論的提出是連“新瓶裝老酒”還不如的“舊盆裝老酒”。三是獨立責任說，把社會責任視為企業對社會承擔的全面的綜合責任。該學說最有代表性的觀點由阿基·B·卡羅（Archie B· Carroll）提出。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社會在一定時期對企業提出的經濟、法律、道德和慈善的期望。[12] 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用三個同心責任圈來說明社會對企業的期望，即對企業的社會責任，從某種意義上也是對綜合責任說的形象說明。它認為：在三個同心責任圈中，最里圈是企業明確的有效履行經濟職能的基本責任；中間一圈是企業在執行這種經濟職能時對社會價值和優先權的變化能夠承擔的一個持積極態度的責任；最外圈是新出現的還不明確的企業責任。[13] 綜合責任說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認知社會責任的思路。事實上，其與獨立責任說的差別只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沒有回答“社會責任是什么”的本質問題。[14]
就企業社會責任性質而言，從內容本質角度看，概括起來亦有三種主要觀點：一新是法律責任說；二是新道德責任說；三是公益責任說。從現階段來看，將社會責任本質定義于法律責任顯然是有失偏頗的。不管是舊法律責任也好，還是新法律責任也好，法理學的社會責任應有其本質的內核，與法律責任應有本質的區別，其與法律責任內核的融合尚欠社會歷史發展的基礎條件。新道德責任說似乎滿足企業社會責任存在的客觀現實，但其沒有看到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趨勢，世界各國紛紛有加快對企業社會責任立法的趨勢。如果我們對企業社會責任本質把握時，沒有看到這一點，也終將決定其所得結論是短命的，乃至是錯誤的。企業社會責任是在建立全面和諧可持續發展社會時，用道德、法律、市場機制規范企業行為的必然結果，是“個人本位”到“社會本位”法學理念平衡發展的結果，是法律對利益機制進行平衡協調與平衡公平與效率價值實現的結果。企業單純在守法條件下追求利潤最大化已無法實現全面和諧可持續發展的美好社會，已被無數事實所證明。市場機制的缺陷、道德自律性的不足、法律本身的局限，使得全面和諧社會的建立需要社會給出超越傳統責任的新責任安排。公益責任是否是一種新的責任安排呢？我們尚需進一步的研究。筆者認為，就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現實性來看，企業作為“企業公民”、作為社會有機體的一分子，在謀求自身有機體生存發展的同時，履行為建立全面和諧可持續發展的美好社會而協助政府、社會解決社會問題或支持社會公益事業等改善社會的責任，確應是一種企業責任發展的正確選擇。
二、有益的探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的理論基礎和責任主體分析
（一）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的理論基礎
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基礎分析，學者們均投入了一定的精力。企業不僅是獨立的經濟實體，而且是具有法人人格的重要的法主體，是承載倫理義務的倫理主體。就企業責任的經濟學基礎、社會學基礎、法學基礎和倫理學基礎等不同方面，學者們展開了頗有見底的分析。[15] 在此基礎上，筆者結合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特點對其社會責任的主要理論基礎作必要的探討。
1．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的經濟學基礎
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的經濟學基礎集中地反映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經濟學特征和表現上。與企業不同的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因而，可以說它不是典型的經濟實體。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體現的是農民成員之間基于相互信任和合作關系的“社員的集合”，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要為農民成員謀取利益，但又不直接作為經濟利益的承擔者，更多地是以一個體現成員利益的媒介存在，對于農民成員而言，其利益的實現體現一定的財產權益的獲得，但更多地表現為成員從組織中獲得服務。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體現出合作經濟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表現為一個“窮人的聯合體。”從某些意義上來說，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存在，就是在為社會弱勢者提供聯合的組織體，通過這樣的組織體運行，為成員提供與社會強勢者進行平等對話的可能。1844年10月，世界上第一個比較規范的消費合作社——羅奇代爾“平等先鋒社”（Rochdall Society of Equitalle Pioneers)的誕生就是“窮人聯合”的經典體現。由此看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經濟特征與其社會責任存在很多的契合點。
2．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的法學基礎
平衡協調利益。法是調整利益的，利益問題一直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根本問題。利益問題，特別是利益矛盾和沖突問題是文明社會的制度焦點，是人類設立制度的原點問題。有了利益矛盾和沖突，人類社會就有了協調這種矛盾沖突的客觀需要，社會隨之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機制或新的社會制度規范。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6] “每一個社會經濟關系首先作為利益表現出來”，[17] 在歷史的早期，個人利益被作為一種絕對利益而被法律自始至終地推崇和保護。亞當·斯密提出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一致性”為人們追求個人利益提供了理論基礎。亞當·斯密認為：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18] 邊沁也認為“社會是一個個人的總和，社會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只有每個人真正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終也就達到了社會最大利益。”[19] 到了19世紀末期，隨著人們對社會利益的關注，加上以龐德、耶林等為重要代表提出的社會利益理論的推動，人們逐漸認識到“社會利益包括并高于個人利益”，[20] 法律的目的就是社會利益，社會利益是法律的創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為了社會利益的目的而產生。[21] 社會利益理論的崛起為法律或國家限制個人自由、干預個體行為創造了理論基礎，個人利益的極度膨脹及過分追求導致的社會問題被人們越來越重視，制止純粹利益取向的市場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已成為法律不能推卸的責任。[22] 社會利益觀念的勃興與企業責任的提出是一脈相承，其平衡協調個人與社會利益，將個體對利益的追求置于社會整體利益的發展上進行評價，最后實現對個體利益可持續最大化追求，已成為社會責任發展和相關立法活動展開的基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所強化的組織成員的合作自由與平等是平衡協調利益的現實寫照和最好地運用。
平衡公平與效率。公平和效率都是法的基本價值。法律往往通過保證機會公平來實現公平，通過縮小貧富差距來實現公平；通過確立和保障市場經濟制度來保證經濟效率，通過解決市場失靈來提高效率；通過法律的可確定性，確立和保障市場經濟制度、降低成本，運用確定的科學方法來提高效率。從世界上第一個合作社產生起，公平原則就是架構合作組織一切制度的首要原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以公平為生存基礎，以追求公平為已任，不得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其對公平的追求體現對形式意義上和實際意義上的公平、組織內公平與組織外公平的合理追求。在強化公平價值的同時，作為一類合作經濟組織仍希望通過對效率的提高為增加組織整體利益和可持續發展的長遠利益作貢獻，使合作經濟組織在更廣的空間、更長的時間里用更多的財富實現可持續均衡分配，從而真正實現公平。在我國，公平與效率本質是統一的，相互聯系的，是一對相互矛盾，又相互適應的社會價值。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出現為實現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隨效率的增加、效率的增加伴隨著公平程度的提高提供了較好地組織體。公平與效率兼顧，促公平發展，促效率提高成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制度安排的必然選擇。
平衡協調“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理念。[23] 法理念的變化對社會組織的勃興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從“個人本位”思想到“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兼顧的思想，是人類個體、組織、社會等關系進行科學思考和實踐發展的結果。人們逐步認識到對個體自由的保護與實現的方法之一，就是對個人自由適當限制。個體讓渡部分自由和權利給組織和社會，可以使個體在更好的環境、更廣的空間里有更大、更好、更高的自由。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很好地體現了這一理念的要求，農民成員通過對個人部分權利轉移給合作經濟組織，通過合作經濟組織與社會的協調與妥協，實現自身的利益。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一些制度安排很好地體現了“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平衡兼顧問題，很好地解決了追求農民社員個人利益和公眾福祉的平衡。
除此之外，國家職能觀念的轉變、正義與義務觀念的拓展、社會倫理和社會學的發展等等都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的承擔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條件。
（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的責任主體
在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中，我們往往只注重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相對人問題中企業對誰承擔責任的問題。由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不可能象債權債務關系那樣有相對應的特定責任權利人，人們只能將企業社會的相對人先虛化為“社會”后，漠然地指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社會整體”。責任相對人問題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中會經常遇到。筆者認為：與企業社會責任一樣，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的相對人應是與社會利益的享受主體一致，一般是社會公眾或社會整體。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作為侵權行為人，應向相對的社會公眾或社會整體承擔責任。有人可能會認為，社會公眾或社會整體仍是表現對社會責任相對人的虛化。筆者認為：人們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源于社會責任本質的未確定性，源于還沒有讓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法制化，沒有建立使其承擔起社會責任的法律機制。如果我們用法律規定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內容，用法律賦予社會公眾或社會整體監督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承擔社會責任的權利，明確誰來代表社會公眾或社會整體行使相應的訴訟權利，并依法確定了其事前、事中、事后進行監督的程序和救濟的途徑，那么我們就不會再感到社會公眾或社會整體的虛化。
企業責任研究必須解決責任的歸屬問題。韓國商法學教授李哲松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責任主體是董事；[24] 國內學者則認為，董事不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唯一主體，企業、控股股東等都應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主體。筆者認為：國內學者的研究較為合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與企業有重大差異性的經濟組織，其社會責任主體是誰呢？我們可以分三個層次來探討：第一，具備法人條件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作為責任主體。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模式和稱謂多種多樣，如各類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股份合作制企業、各種類型合作社、“公司+農戶”、“經紀人+農戶”等。事實上，這些稱謂中有的屬于農民興辦的企業，有的屬于經營形式而非組織形式，有的屬于供銷社、信用合作社等特殊組織形式，他們均不是處于競爭弱勢地位的法人型農民聯合體。從《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的立法看，該法重點規范的應是符合合作社特點的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對具有獨立人格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理應由其自身作為社會責任的承擔主體，如其以自己的財產利益、人格利益承擔相應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責任。第二，不具備法人條件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作為責任主體。由于立法滯后，我國尚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其社會責任應由其開辦者、管理者和農民組織成員承擔相應責任。有必要說明的是：農民組織成員承擔的責任應是有限責任，不能象合伙組織那樣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第三，理事會成員、監事會成員、經理人員及控股股東作為責任主體。這些人員未盡其職責，使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違反社會義務，應先由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依前述內容承擔責任；與此同時，由這些成員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如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周邊環境造成損害，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并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理事、監事等未盡職責的成員應承擔取消其職務等人身責任，特定條件下也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三、合理的歸結：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的具體表現
由于各個國家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受經濟、政治、文化、道德等多因素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在不同國家及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內容是不盡相同的，且隨著歷史的不斷向前演繹企業社會責任處于不斷的創新發展之中。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社會責任更體現出這樣的特點。盡管如此，我們追尋世界上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腳步，結合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和社會責任理論發展的實際，仍可以歸結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責任的主要內容。
（一）最緊密的責任——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職工的社會責任
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其社會價值的體現就在于對職工提供了就業機會，并承擔部分對職工的福利、教育、安全、社會保險等方面的社會義務。可以說，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盡社會責任時，最緊密的社會責任就是對合作經濟組織職工的責任。職工與合作經濟組織有著直接利益關系，職工利益理應得到優先保護。就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現狀而言，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職工應盡的社會責任主要有：（1）建立健全職工參與合作經濟組織管理活動的各項制度，使職工在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事項中有一定的話語權。不能因為是合作經濟組織而忽視職工作為生產經營管理主體作用的發揮，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要為最活躍的生產要素——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發揮創造條件。（2）按時足額發放職工工資和獎金，并隨社會發展不斷提高職工工資和福利水平。（3）積極改善勞動條件，防止重大安全事故發生，不斷加強對職工的教育和培訓，積極預防職業病，不斷提高勞動者綜合素質和能力。（4）豐富職工業余文化生活，培育良好組織文化，尊重職工，努力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
（二）最普遍的責任——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消費者的社會責任
人人都是消費者。消費者作為產品和服務的最終享有者，其權益的維護應是社會永恒的主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向社會提供的農產品或服務，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其影響遠遠大于工業產品。如假種子會使農民顆粒無收，假化肥會使農作物生長困難、土地肥力下降，進而影響環境。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消費者履行社會責任，最優先的考量就是為其提供優質的農產品或滿意的社會服務，通過提供這樣的產品或服務，直接或間接保護消費者。與此同時，還不得欺詐消費者，不得謀取暴利，不得強迫消費者購買自己的產品或接受自己的服務等。
（三）最直接的責任——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投資者和債權人的社會責任
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而言，投資者和債權人是與其有著最直接聯系的利益相關者群體。就投資者而言，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以勞動結合為主的經濟組織，體現很好的人合性，其投資者的數量和份額受到很大是限制。不過，我們應該看到各種農業股份合作制組織的產生，使合作經濟組織從經典走向現代。資金的介入使缺資金的農村有了新的資金支持，極大地促進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對投資者的重視，必將成為農民合作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合作組織對投資者的社會責任主要表現在：一方面讓投資者享有應有的參與合作經濟組織管理的權利，實現“合作民主”，為其行使權利創造必要的條件；一方面盡其忠實和努力的職責，為投資者盡可能提供較高的投資回報率，保證合作經濟組織資產保值與增值，確保投資者在企業中的利益。當然，我們應看到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以勞動結合為主的特點決定了投資者的投資回報率應受到限制。
對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債權人而言，合作經濟組織應盡可能做一個“信用人”。其對債權人應盡的社會責任有：及時準確地向債權人通報組織信息，做到不編造、不隱瞞；誠實守信，不濫用組織人格，按期主動償還債務，使債權人及時實現債權，為債權人提供借貸安全保證。保證債權人的利息實現，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債權人承擔社會責任的最高表現，是穩定社會市場經濟秩序、構建和諧信用農村社會的需要，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應盡的社會義務。
（四）最重要的責任——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社會的社會責任
合理承擔社會運行成本是所有社會組織和個人應盡的責任，是承擔社會責任最重要的內容。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作為農村社會中基本組織形式和基礎層次，理應將其作為最重要的社會責任內容。對社會的社會責任主要是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環境及社區可持續發展、社會公益事業與社會慈善事業，乃至對作為社會組織管理者的政府所應盡的責任。
環境問題是關系到所有人利益的問題，是關系到全人類發展的大事，需要一切社會組織和個人付諸行動。為了防止環境惡化，使人類平等地享有優良環境帶來的好處，人類就應摒棄人類中心主義，強化生態良知，恪盡對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現實生活中，強勢群體有能力避免環境惡化的后果，但卻有可能轉嫁環境惡化的責任。弱勢群體要么根本沒有相應的責任意識，要么有相應的責任意識卻無避免環境惡化后果的能力。對此，我們決不能任憑其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作為弱勢者的聯合，理應主動承擔法律以外的一系列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如合理利用資源，防止對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破壞所進行的掠奪性利用；走循環經濟發展的模式；積極參與環境保護的宣傳教育和服務工作，切實提高職工和組織成員的環保意識等等。
社區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社會載體。社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社區發展也將產生巨大的影響。社區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利益相關者，忽視了社區發展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必將感到“唇亡齒寒”。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農村社區所盡的社會責任主要表現為：（1）經濟支持和參與社區建設，如贊助社區公益設施建設等，為提高社區福利作貢獻；（2）同等條件下優先招聘社區居民，為提高社區的就業率、穩定社區秩序作貢獻；（3）參與社區文化建設，為形成積極多彩的社區文化而作出努力；（4）參與社區綜合治理工作，爭做遵守法律的社區模范。
總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社會責任問題是一個涉及面廣、內涵豐富、不斷充實、發展著的問題。研究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社會責任對建立和諧的農村社會，促進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規范和發展將起著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們研究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立法中更應考量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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