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祖懷 ]——(2007-9-8) / 已閱29360次
我國刑事和解模式的選擇，不能簡單套用國外的某種模式，而必須根據國情并結合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價值目標進行考察設計。從文化傳統角度考察，中國的和合文化與西方宗教中的寬恕、博愛理念，都十分推崇和緩、寬容的糾紛解決方式，倡導人們化解沖突、和睦友愛相處。刑事和解植根于中國深厚的文化土壤，有著豐富堅實的文化基礎。因此，并不存在引入刑事和解的臆想中的文化障礙。部分地方司法機關的成功實踐，也從實證角度給予了有力佐證。研究結果表明，目前我國部分地區進行的刑事和解實踐[24]，既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恢復性司法，也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刑事和解模式，而是體現出濃郁的本土特征和中國特色，但毫無例外的，都充分表現出了對刑事和解基本價值的虔誠尊重與執著追求。事實上，無論是在傳統模式下還是刑事和解模式下，認罪服法而不是經濟賠償，才是司法機關對加害人從輕處罰或免于刑事追究的主要考量因素。同時，賠償經濟損失也并沒有成為被害人的唯一追求。在刑事和解過程中，被害人往往更加注重自己的內心感受。更多的情況是，接受加害人的悔過及道歉，已成為被害人接受經濟賠償的重要前提，因加害人“態度不好”而拒絕接受賠償的情況屢見不鮮。由此可見，刑事和解的道德情感內核并沒有在制度移植的過程中喪失。依我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和司法現狀，如果將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限定在未成年人犯罪和輕微刑事犯罪，再輔以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經濟補償機制，建立起中國特色的刑事和解不起訴制度，則刑事和解是為“有錢人”準備的擔憂基本上可以排除。
結語
我們所要構建的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而和諧社會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將被沖突或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關系予以恢復。有理由相信，積極引入與和諧社會建設具有共同價值追求的刑事和解理念，并構建出適合我國國情的刑事和解模式，必將對我國的和諧社會建設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 由陳光中教授主持的國家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課題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專家建議稿與論證》，已將“刑事和解”作為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原則予以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家屬達成協議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可以考慮當事人的和解愿望，并根據案情，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對被告人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參見陳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載《中國法學》2660年第五期，第11－13頁。
[2] 同上，第3頁。
[3] [美]約翰•R•戈姆，《刑事和解計劃：一個實踐和理論構架的考察》，http://wcr.sonoma.edu/v1n1/gehm.html or Western criminology Review 1(1998).
[4] 馬靜華：《刑事和解制度論綱》，載《政治與法律》2003年第4期，第113頁；
劉方權，陳曉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論基礎介評》，載《云南法學》第2003第1期，第45頁。
[5] 華東政法大學李翔副教授認為，在我國，關于犯罪本質的通說理論是社會危害性說，犯罪被認為是對國家的犯罪，所以國家要動用刑罰作為對犯罪進行反應。因而，體現個人本位主義價值觀的刑事和解制度在實體法領域內涉及到對犯罪本質的認識的重新界定。參見李翔：《試論刑事和解的實體法沖突》，載《“和諧社會語境下的刑事和解”學術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市檢察官協會編，北京，2006。
[6] 李萬興、竇榮剛：《刑事和解不宜行》，中國律師網http://www.acla.org.cn/pages/2007-4-29/p46075.html.
[7] 1999年，廣東省珠海市人民檢察院率先嘗試將人文主義精神注入司法實踐中，將法律的公正嚴明與人文關懷相結合，探索“以法律震懾為基礎，政策開導為根本，以情感人為導向”的辦案新方式，不僅注重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各項合法權益，還將這一理念體現于搜查時避免小孩和老人在場、準予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探望病危病重家屬等方面。參見《人文關懷凸顯司法文明——珠海市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改革透視》，載《人民日報》，2003年7月3日；《讓司法閃耀人性光輝――珠海市人民檢察院開展“以人為本”的司法改革》，載《中國青年報》，2002年12月23日。
[8] 石磊：《論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實體法根據》，載《法商研究》2006年23卷第5期。
[9]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1條第2款：“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0年。
[10] 參見《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91條的相關規定。
[11] 李奮飛：《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國式”建構》，載《中國檢察官》，2006年第5期。
[12] 李翔：《議論刑事和解的實體法沖突》，載《“和諧社會語境下的刑事和解”學術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市檢察官協會編，北京，2006。
[13] 劉凌梅：《西方國家刑事和解理論與實踐介評》，載《現代法學》2001年第1期；
馬靜華、羅寧：《西方刑事和解制度考略》，載《福建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1期。
[14] 朱小芹、劉秀仿等：《輕微刑事罪犯監禁效果研究及非監禁化探討——對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400名短期服刑人員的調查》，載檢察內網，北京，http:/10.111.11.11/jcyweb/main/list?xxType=4
[15] [法]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則與懲罰》，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299頁。
[16] 馮軍：《刑事責任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17] 錢毅：《罪行法定主義的概念和由來》，載《刑事法專論》（上卷），第188頁， 中國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
[18] 高銘暄主編：《刑法學原理》（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92－193頁。
[19] 參見前引[6]
[20] 陳興良：《刑事程序的憲政基礎》，載《刑事法評論》第9卷，第11頁。
[21] 劉磊：《慎行緩起訴制度》，載《法學研究》，2006年第4期，第83頁。
[22] 參見前引[1]。
[23] 參見前引[6]。
[24] 黃京平：《和諧社會構建中的刑事和解探討--“和諧社會語境下的刑事和解”研討會學術觀點綜述》，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6年第5期。
總共2頁 [1] 2
上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