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立軍 ]——(2007-11-22) / 已閱34733次
結構是關于人的配置，而組織是關于活動的配置。[27] 160不同的社會結構組織幾乎都希望刑釋人員能守法有為。當然不同的社會結構組織也常常各有側重，有時是有很大差別的。例如，作為一貧如洗的家庭，犯屬希望親人出獄后能有一技之長，為家里分擔憂愁；而作為家境富庶的家庭卻有不同的想法。對于這一點，罪犯往往是清楚的。監獄的任務就是如何努力使社會的差異性需要變為現實。
3、作為罪犯現實生存的群體——監獄，其對罪犯也有不同的需要（要求）。
拿生產勞動這一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為例：農業監獄，在勞動技術教育上，更需要培養罪犯的農業生產勞動能力，而一個從事水泥生產的監獄卻不同。同一監獄在不同工種中也有不同的要求。
罪犯從被投入監獄到出獄，這期間，此三種差異性需要始終交織在一起。
三、“需要差異性根據說”能否具備涵蓋性
選擇需要差異性作為行刑個別化的根據，能夠涵蓋諸種關于行刑個別化根據說，并能克服它們的不足。
（一）需要差異性根據與人身危險性根據
在行刑中我們關注的人身危險性就是兩個，一是危險性的有無、二是危險性的大小。凡是有監獄工作實踐經驗的人都會看到，罪犯危險性的有無以及大小，實質上反映了他的不正常需要的量以及正常的需要是否能得到滿足的狀態。當一個罪犯不正常需要達到了一定的量，而正常的需要又無法得到滿足時，其人身危險性就向臨界點攀升。
當我們把需要差異性作為行刑個別化的根據時，就擺脫了“危險性大小”這樣難以測度的問題的糾纏。我們只需要要追問，他的不正常需要是否得到了有效扼制，他的正常需要是否得到滿足？而這種對需要差異性的重視，會在心靈深處給罪犯以巨大的震撼。
（二）需要差異性根據與法學、事實層面根據
“從法學層面看，刑罰執行個別化的根據主要是懲戒犯罪者、改造犯罪人、剝奪犯罪人的犯罪能力、促使犯罪人適應社會等方面的需要。”這是社會需要。“事實層面上的根據是刑罰執行個別化法學層面上的根據的擴展”，“體現懲戒罪犯需要、體現改造罪犯需要、剝奪罪犯犯罪能力需要、促進罪犯適應社會需要的事實”，這是社會需要與罪犯個人需要的結合，這里較多關注的也是社會需要。
這種根據說，強調行刑個別化需要的共性，對個性差異缺少應有的重視。需要差異性根據說恰恰彌補其不足——既看到了需要的存在，又看到需要的差異。從根本上說，行刑個別化并不是根據需要，而是根據需要的差異性進行的。
（三）需要差異性根據與個別公正、個別預防根據
與法學、事實層面根據相比，個別公正、個別預防根據對個體的需要投以更多的關注。特別是罪犯個體曾經所處的文化體系對個人的影響以及罪犯個體權利的保護成為行刑個別化研究的重點。
由于個別公正、個別預防根據將重點放在個體需要的差異性上，因而也是片面的。需要的差異性除了考慮個性需要差異，還照顧到社會以及群體利益。
四、行刑個別化該如何滿足需要差異性
鑒于目前眾多文章多是從滿足社會、監獄的需要層面探討行刑個別化，筆者主要想就如何滿足罪犯個體差異性需要談談自己的想法。
從滿足個體差異性需要的角度看，行刑個別化的具體任務就是，對于罪犯由其獨特的文化決定的特殊需要，只要不違法就應設法予以滿足。這是行刑個別化最樸素的、最直觀的態度。在行刑實踐中，要實現這一目標，最起碼要做到下面幾個方面。
（一）行刑理念要具有包容性
從整個人類歷史來看，“包容”總是和繁榮、昌盛、進步聯系在一起，而偏執、獨斷、專制總是和戰爭、不幸、災難聯系在一起。
從個人角度講，一個人往往以自我意識及經驗為出發點，所以很難接受其他不同的看法。有包容力的人能夠接受別人的不同意見、見解、道德觀、生活方式等，這種品質對于其自身的發展有很大幫助。
從根本上說，對需要差異性的包容，實質上就是對文化多樣性的承認和尊重。也就是說，要摒棄本文化中心論，提倡文化相對論。文化相對論在20世紀50年代成為一種比較流行的思潮，代表作是美國人類學家赫斯科維茨（J. Herskovits）的《文化人類學》（1964）。主要觀點是，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創性和充分價值，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價值準則，一切文化的價值都是相對的，對各群體所起的作用都是相等的，因此文化談不上進步或落后。[28] 165-166 盡管這一理論觀點有否定文化進步之嫌，但卻從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每一個文化的價值，有力地批判了歐美文化中心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的錯誤。
在行刑個別化中，我們也要注意保持文化相對論的基本精神，對任何文化不帶有偏見，而是將其視為構成社會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同時，我們還要力求推動文化的涵化。所謂文化的涵化，是指“由個別分子所組成而具有不同文化的群體，發生持續的文化接觸，導致一方或雙方原有的文化模式的變化現象”。[29] 223推動文化的涵化，首先要了解各文化系統的特點，認清各文化系統都有其保持界限機制、內部結構的靈活性和自我完善機制的特性。在監獄這樣一個多種文化匯集的社區中，如何既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又能保持多種文化的相互妥協相互促動，便是實施行刑個別化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其次要掌控各種文化是如何接觸與傳遞的，從而保證文化的涵化有一個良性發展方向。最后要密切關注各種不同的文化兩兩連接時，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實際上在人與人（包括罪犯與民警、罪犯與罪犯）的接觸中，就實現了文化的連接。當這種連接能滿足各方需要時，便承認并鼓勵之。當這種連接將對監獄秩序造成威脅時，便干預或者強令打破之。總之，行刑個別化就是要在動態中調整文化涵化的速度和幅度，通過細致而耐心的工作，保證多樣性的文化平等共存，并同時保持監獄權力結構的穩定和有效。
當掌握行刑權的民警具備這種承認并尊重不同文化的品質，同時又學會了如何推動文化涵化的品質，他就能坦然地面對文化多樣性的沖擊，并能及時做出理性的判斷。
（二）行刑方法要體現靈活性
行刑方法不同于行刑手段，二者是微觀與宏觀的關系。所謂行刑手段，亦即改造罪犯的手段，以改造罪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為根據而形成的教育改造、勞動改造和監管改造通常被認為是我國監獄改造罪犯的三大基本手段，這一認識也得到了《監獄法》的確認。當然也有人想把心理矯治作為第四大基本手段，但不少學者表示反對。[30]而行刑方法，是指在滿足罪犯需要時所采取的靈活多樣的方法。筆者曾經帶領罪犯從事礦山開采勞動。記得某年夏天，一個高度近視的罪犯找到筆者，說他的眼鏡不慎毀壞，在找了多名民警未果后，希望得到筆者的幫助。筆者欣然助之。當他戴上新眼鏡時，激動的情緒立即寫在滿是灰塵的臉上。這種設法滿足罪犯特定需要的方法，肯定要比空洞的個別談話來得更實在，收效也會更明顯。也就是說，只要細心地研究罪犯需要，行刑的方法就會自然而然地豐富、靈活起來；而豐富靈活的行刑方法，則必然更加有利于滿足罪犯差異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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