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新山 ]——(2007-11-29) / 已閱18785次
淺談“寬嚴相濟”在檢察機關刑事案件辦理中的適用
朱新山
【內容提要】自2005年黨中央在總結長期以來維護社會治安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并開始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改變了83年以來的以“嚴打”刑事政策，開始強調對刑事犯罪根據案件情況進行區別對待。在具體實踐中，“寬嚴相濟”政策在檢察機關的具體實踐中確實收到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筆者就檢察機關在實施這一刑事司法政策，具體在應用到審查逮捕、公訴以及職務犯罪偵查中進行一些粗淺的探討。
【關鍵詞】寬嚴相濟 檢察機關 刑事案件辦理 適用
賈春旺檢察長在2006年工作報告中指出：檢察機關在履行批捕、起訴職責時，要認真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堅持區別對待，對嚴重的刑事犯罪堅決嚴厲打擊，依法快捕快訴，做到該嚴則嚴；對主觀惡性較小、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過失犯，貫徹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慎重逮捕和起訴，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做到當寬則寬。對于輕微犯罪來說，應當依法充分發揮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作用，減少逮捕措施的適用，減少刑事訴訟程序環節，縮短訴訟時間，使司法機關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更為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訴和審判中去，以提高訴訟質量和訴訟效率。
在具體實踐中，“寬嚴相濟”在檢察機關的具體應用確實收到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但我們更要清醒的看到，在適用過程中還是碰到許多問題和與之不相適應之處，如：“嚴”容易掌握但“寬”卻難以把握；各司法機關對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理解和適用不夠協調；具體辦案人員的思想素質和和執法素質的有待提高；對適用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監督機制還有待進一步落實和完善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些影響到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不能充分發揮其重要意義和其司法理想的實現，下面筆者就檢察機關在實施中，具體在審查逮捕、公訴以及職務犯罪偵查中的適用進行一些粗淺的探討。
一、正確理解寬嚴相濟是適用的的關鍵
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現，就是實現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也就是司法理念和執法實際相結合，“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內涵問題上，學界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至的，那就是對于不同的犯罪應當分別采取寬嚴不同的刑罰：該寬則寬，該嚴則嚴。” 法學教授陳興良也認為：“當寬則寬，該嚴則嚴，寬以濟嚴，嚴以濟寬，寬嚴有度，寬嚴審時”。其觀點是對于“寬”與“嚴”加以區分，這是寬嚴相濟政策的基本前提，寬嚴相就是“寬”和“嚴”是對立統一的，兩者通過“濟”相互聯系又相互補充，但都必須服務于構建和諧社會這個大的主題下。
首先要從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司法思想上加以理解：我國古代《周禮•秋官•大司寇》中就有記載： “刑輕國，用輕典；刑常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左傳》中記載：鄭國子產執政，采取寬猛相濟的政策。對此做法，孔子曾予以高度評價：“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事以和。”寬嚴相濟的執法思想歷來以久，“一般認為，刑事司法只有剛性、沒有柔性。但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則提出了刑事司法工作也要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的要求，也就是說刑事司法也要剛柔相濟。 可見在當前我國實施依法治國、和諧社會建設中實施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有著十分深遠的現實意義。
其次是要具體來分析其字間深刻含義，“寬”是依據刑法規定和酌定情節，對實施的微罪輕罪犯罪分子、未成年人予以從寬處理。 “嚴”是依據刑法和社會形勢需要，對嚴重危害性、暴力性的犯罪分子施以嚴厲刑罰，以震懾犯罪，維護社會穩定，體現 “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的“嚴打”原則。關鍵是在理解“濟”的含義，“濟”在辭典中有三層意義①過河；②救；救濟；③（對事情）有益；成。這里的“濟”可以理解成寬和嚴相融相濟，二者相互協調、相互依附又互為聯系。
再次要深刻理解其法律適用，與現行刑法原則和相關司法解釋、政策規定相結合起來。我們在充分認識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對重罪實行嚴打政策的基礎上完善了對輕罪從寬的一種新的刑事政策，其滲透了刑法中的罪刑相適應的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疑罪從無原則、從寬處理輕罪原則等內容，它的精神實質，就是要求我們對待不同的犯罪行為區別對待，應嚴則嚴，該寬則寬，寬嚴有據，寬嚴適度。
最后還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寬嚴相濟” 作為一種科學性的概念，可以說是一種司法理想，其現實本意應當是在社會主義法制進程中，對于一切危害社會的不法行為，都應當根據現行的法律法規、和其在對社會發展過程的影響、違法的情節、造成的損害等因素，做出合法合理的處理。如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或不追究等，以期達到既不會放縱違法犯罪，又起到警示教育和引導目的，還能符合和諧社會發展內在的要求和趨勢。
二、“寬嚴相濟”在刑事案件審查逮捕、起訴和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應用
“寬嚴相濟”具體應用到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的工作中，主要體現在：一方面重點打擊嚴重刑事犯罪，例如黑社會組織犯罪、“兩搶”犯罪(即搶奪與搶劫)等重大危害社會、公民的犯罪，對待此類案件要態度堅決，依法逮捕和起訴，并請求法庭依法從重處理；另一方面要對輕罪案件依照情節考慮不捕或其他措施，實行輕緩的刑事政策，即總體上從輕處理。
（一）、在審查逮捕中運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1、從執法理念上適用。逮捕措施在刑事案件處理過程中因有強制性限制人身自由措施而含有懲罰的特征，許多檢察人員認為如果不對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就不利于案件的審理、就有徇私枉法之嫌，在把握不住“寬”的狀態下，往往是先捕了再說，從而至使慎捕少捕政策沒有得到很好地貫徹和適用，逮捕的適用率依然非常高，這一切都要求執法人員要盡快從以前的執法理念上轉變過來，提高法律素養，充分運用好法律規定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2、從逮捕條件上的適用。從審查逮捕的要件來看，首先要“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發生”這一要件，“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這一要件，不好把握。因為刑法分則的條文中的所有罪名都規定了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什么情況下符合此規定，法律卻沒有明確的規定。“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這是對適用“無逮捕必要的不捕”要件的規定，也是輕罪刑事政策在審查逮捕工作中具體體現。但“無逮捕必要的應不予逮捕”法律并未明確提出，亦未對“無逮捕必要”的條件（情形）作出具體規定，實踐中貫徹落實困難。又加上長期以來“嚴打”執法觀念的影響，靠成適用范圍的困難。 因而在無逮捕必要的適用上要擴展，對于一些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人身危險性小的犯罪，應當適用輕緩刑事政策，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不適用逮捕強制措施，同時避免嫌疑人特別是初犯、偶犯等在監管環境下受到交叉感染。
3、建立、健全適用逮捕強制措施相關機制、完善案件管理機制和流程。在當前形勢下，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為指導，建立、健全適用逮捕強制措施相關機制的有關問題，如，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審查逮捕工作機制、有條件逮捕工作機制等，
（二）在審查起訴中運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1、擴大“相對不起訴”適用范圍。相對不起訴制度體現了刑法的謙抑精神以及個別化原則，有利于節省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但當前檢察機關在適用相對不起訴方面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如，總體適用率偏低；對刑事犯罪適用率過低；對職務犯罪適用率偏高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立法所規定的適用范圍狹窄，適用程序繁瑣，檢察機關內部機制的制約等。應當從制度上對合理行使不起訴裁量權進一步完善，如，從立法上，規范不起訴制度，擴大不起訴裁量權的適用范圍；從監督制約機制上，取消“公訴轉自訴”的規定，建立不起訴公開審查制度；從檢察機關的管理體制上，簡化不起訴裁量權內部運行程序，制定科學、合理的案件質量考核標準。
2、擴大簡化審和社會被告人認罪案件簡易程序適用范圍。 “兩高一部”于2003年3月15日發布了《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和《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我們要把這兩個《意見》的貫徹實施作為當前公訴方式改革的重點工作，作為提高公訴部門辦案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作為落實“寬大”刑事政策的重大舉措。將“可訴可不訴的不訴”這一原則進一步具體化，對于符合條件的，檢察機關應當建議或同意適用。對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的案件，能夠簡化審的，要積極主動建議人民法院適用；對于被告人及辯護人提出建議適用簡易程序或者簡化審理，經審查認為符合條件的，應當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議適用。
3、建立暫緩起訴制度。鑒于目前簡易程序只適用三年以下案件，筆者建議對應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認罪的案件也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并建立暫緩起訴制度，一方面保護犯罪嫌疑人，為其提供免受羈押或被刑事追訴的條件；另一方面防止了刑罰可能的濫用和不適當的擴張，體現人文關懷，具有預防、挽救、教育、感化、打擊并舉的作用，同時節約訴訟成本。暫緩起訴作為一種介于 “起訴”與“不起訴”之間的中間措施，在實踐中，可以從犯罪性質、犯罪情節、年齡、悔罪表現等方面充分進行考慮：一是在犯罪性質方面，屬于輕罪刑事案件；二是犯罪情節較輕，具有犯罪中止、自首、立功等情節；三是平時表現良好，未受過刑事處罰，系初犯、偶犯；四是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有悔罪表現，積極退賠或者協助挽回損失；五是能提供擔保或者交納保證金，具備幫教條件的。
4、確立刑事和解制度。確立刑事和解制度，對于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不僅十分必要，而且切實可行。“刑事和解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的“合意”、共識、可接受性這些理念和精神結合起來，使得刑事案件雙方當事人都能接受處理，可以盡量減少雙方在刑事訴訟中的對立，減少上訴、申訴和其他后遺癥，使判決或案件的處理更加符合社會和諧的需要。” 刑事和解制度給沖突雙方解決矛盾提供了機會，能夠有效地減少和鈍化矛盾，盡可能地減少法院判決后的消極因素，有助于在全社會增進和諧協調的社會關系。同時刑事和解制度在實體上能夠確保被害人的實質利益，避免加害人負面的標簽效應；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訴程序中之參與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訴經濟原則，與我國傳統的調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的理念相一致。刑事和解應有三方面基本要求：一是適用于輕微刑事案件，被告人做有罪答辯和雙方當事人自愿的情況下，可由當事人自行調解；二是當事人和解不得違反國家法律強制性規定、社會公德；三是當事人和解后，無論在何階段，相應的國家機關都應以此作為撤銷案件的依據，只要被害人不同意進行和解的，司法人員不得強行進行刑事和解 。
5、要體現出依法從嚴從重的適用。堅持“嚴打”方針不動搖與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并不矛盾，“嚴打”就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的從嚴懲處。所以實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并不意味著對“嚴打”政策的放棄，而是要求在寬嚴相濟的框架中堅持“嚴打”方針，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片面追求從嚴懲處，從而做到嚴中有寬，更好地發揮“嚴打”的作用。 在實施“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當中，還要繼續體現出對嚴重危及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犯罪的“嚴打”：一是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犯罪，主要包括：①嚴重危及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犯罪，特別是暴力犯罪，如殺人、強奸、搶劫、綁架、販毒等案件；②聚眾性犯罪，如武裝叛亂、暴亂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等；③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劫機劫船、涉槍犯罪以及造成嚴重后果的過失犯罪，如重大責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④有組織犯罪，主要是恐怖組織犯罪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⑤邪教組織犯罪；⑥貪污賄賂犯罪。
在實體上適用“依法從重”。所謂“依法從重”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導向的“從重”。根據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對適用對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給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評價；另一方面是實際處罰意義上的“從重”，即在相對確定的法定刑的范圍內適用較重的刑種或較長的刑期。二是程序上“依法從快”。所謂“依法從快”是指在法定的程序下，在法定期限以內，對適用對象及時審查、及時起訴，以達到有效地追究犯罪、證實犯罪、打擊犯罪的效果。
（三）“寬嚴相濟”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的適用。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我們在反貪污工作中對貪污受賄犯罪嫌疑人既要體現嚴，也要體現出寬。結合目前職務犯罪工作實際，總的說來，就是要一方面高揚利劍，集中力量依法嚴厲打擊一些社會影響大，群眾眾反映強烈，對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貪污賄賂案件，同時在具體的辦案過程中堅持區別對待，依法從寬的原則。對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人員，依法從輕減輕處罰，以達到良好的社會效果，
1、在線索初查階段，“寬嚴相濟”在案件的立案關口的適用。初查工作是當前查處貪污賄賂犯罪案件的重要手段，對于一些在改革過程中，由于政策和法律規定不明確、有無社會危害性存在爭議的案件，應當慎重對待，對社會危害不大，用紀律、行政等措施處理社會效果更好的輕微犯罪事件，盡量不用刑事措施。但對于群眾反映強烈，社會影響大，造成嚴重后果的貪污賄賂案件，查處應當及時、快捷，如果是不及時處理這些線索，不僅會損害檢察機關法律監督部門的權威，更會激化社會矛盾。所以，應當及時、積極排查案件線索，深挖窩案串案，查處一些涉及國家工作人員職務廉潔性的大案要案，從而震懾職務犯罪，遏制腐敗，預防犯罪。
2、“寬嚴相濟”在案件偵查階段的適用。一是要慎用、少用強制措施。對于主觀惡性較小，又能主動認罪，積極配合偵查的犯罪嫌疑人在堅持原則且不危害社會的前提下，盡量不使用逮捕等羈押性強制措施，實行非羈押措施。因為強制措施無論輕重，也無論是對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近親好友來說，對他們的身心都會造成或多或少的影響；二是對于那些情節較重，態度頑固，沒有悔改表現，對社會造成重大危害的犯罪嫌疑人一定要立即采用拘留、逮捕等羈押性強制措施，而且態度堅決；三是對于在案件初查階段百般抵賴、頑固抗拒的犯罪嫌疑人，在偵查中經過教育轉變了態度，認罪服法，并且積極配合偵查工作的犯罪嫌疑人也可及時改變強制措施。
3、“寬嚴相濟”在偵查終結階段的適用。主要是正確地運用移送起訴和移送不訴措施，起到“懲防并舉”的效果。對于罪行不重，主觀惡性不深，又真誠悔過的犯罪嫌疑人，應當充分運用移送不訴的處理辦法；對于罪行雖然較重，但能投案自首或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也可移送不訴。對于應當移送起訴的，也要本著對事實負責的態度，如實在起訴意見書上反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及認罪態度、自首、立功等依法減輕從輕的情節。
三、“寬嚴相濟”適用時應當注意的的幾個問題
1、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輕罪要實行非刑事化處理。
未成年人和在校學生是犯罪構成中的特殊主體。這兩類主體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輕罪，通常其主觀惡性不深。同時，未成年人犯罪與他們生理、心理發育不成熟有直接關系，若僅因一次情節較輕的犯罪而對其簡單地處以刑罰，將他們拋向社會，必然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并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因此，檢察機關應盡可能地在與學校達成共識、征詢被害人的意見、并與公安機關協調配合的基礎上，對涉嫌輕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學生進行非刑事化處理——暫緩起訴。“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暫緩起訴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如能更好地體現起訴便宜主義精神，既有利于適應復雜司法實踐需要的現狀，又能夠體現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思想，同時暫緩起訴制度能較好地適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個性心理特征，能合理有效地配置司法資源” 。實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這符合“兩高”相關的司法解釋，也符合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2、在刑事案件辦理過程中，注重人性化辦案，減少不和諧因素。司法實踐的核心是保障人權，在辦案過程中，應當尊重法律精神和法定權利、遵守法定程序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尊重人，關心人，處處以人為本，充分維護和保障案件關系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親屬的人權和其它合法權益。具體來說就是在案件批捕、公訴和偵查活動中要注重充分考慮到訴訟參與人的各項權利和義務，特別是偵查活動中到犯罪嫌疑人和證人單位進行傳喚、詢問時，盡量采取低調的做法，減少和避免傳喚和取證給當事人帶來的負面影響；執行抓捕、搜查任務時，盡量避免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未成年人或病人在場；搜查中不扣押與案件無關的物品，一般不扣押工資卡、工資存折，需要扣押、凍結的也為犯罪嫌疑人贍養、扶養的家屬保留必需的生活費用；注意維護企業聲譽和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不輕易查封凍結企業賬目、賬戶，不隨意查封企業廠房、設備等等。
3、實施“寬嚴相濟”，克服 “嚴易寬難”。
自八十年代開始“嚴打”以來，從重從快已成為慣性思維，“嚴打”刑事政策的負面效應就是導致社會對重刑的依賴，而刑罰并非越重越好，刑罰的來歷性超過一定限度，會發生邊際效應遞減。” 在刑事檢察工作中為了避免承擔打擊不力的責任，可捕可不捕的都捕了，可訴可不訴的訴了，怕的是放縱犯罪，過于強調嚴打，忽視了區別對待和寬嚴相濟，忽視了辦案的社會效果，這并不符合新的執法理念。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鄭國子產病重，叮囑太叔說：“我死后，必定由你執政。只有德行高的人能夠用寬和的政策使人民服從，其次就不如用嚴厲的政策。被火燒死的人比較少，是因為火看起來讓人害怕；被水淹死的人比較多，是因為水看起來懦弱而好玩。因此，實施寬和的政策難度大呀！”可見，“寬”的度的確是不易把握，“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張遠煌認為，寬嚴相濟是懲辦與寬大政策的新發展。從邏輯結構及語境看，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中，懲辦在前，寬大在后；懲辦是基礎，而寬大是懲辦的必要調節或補充。而在寬嚴相濟政策中，寬是基礎和前提，其更加強調人權保障的價值取向。寬包含著應當和可以“寬恕”的絕大多數犯罪，盡量減少或減緩對社會生活的刑事干預。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中的寬大，受制于時代局限，其側重于強調司法中懲治犯罪人時，要注意從輕發落和寬大處理。” 具體在落實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過程中，要正確區分：對輕微犯罪從寬是不意味著一概從輕、不予追究，對屢教不改的累犯、慣犯即使輕微犯罪也應當按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對嚴重犯罪從重也不是說一概嚴懲不貸，對某些罪行嚴重應當受到刑罰的嚴厲制裁的犯罪分子，但因其無主觀惡性，并具有坦白或自首、立功等從輕情節，在從重處罰的同時也應體現出寬大的一面。
(1)參見黃京平：和諧社會語境下的刑法學新思維，《法學家》2007年第一期，P45
(2) 參見劉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科學定位與司法適用》，《法學》2007年第2 期，P21
(3) 楊興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國的構建》，載《法學》2006第8期
(4) 李奮飛：《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國式”建構》載《中國檢察官》2006第5期
(5) 陳興良：《解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光明日報》2006年12月11日
(6) 劉熾，王建榮：比較與借鑒：暫緩起訴制度研究。《人民檢察》2005（3）P39
(7)陳興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刑罰規制》，載〈法學雜志〉2006第4期
(8)張遠煌：寬嚴相濟：減少對社會生活的刑事干預，http://www.jrj.com 《檢察日報》2006年11月16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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