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韋群林 ]——(2007-12-1) / 已閱46564次
中國司法改革研究述評/韋群林
韋群林
A Brief Summary of Researches on China’s Judicial Reform/WEI Qun-lin
Abstract: Based on more than 10 recent years journal research papers on China’s judicial reform,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summary and comments on the contents from seven aspects including essential theories of justice, ideas of judicial reform, etc., so as to give a clear description of its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s to further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area as well.
Key Words: judicial reform of China; research summary; AOJ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f China.
1 引言
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以改革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審方式為先導、以1997年十五大報告為契機的當今中國司法改革，在法治、人權、民主、和平、多元、科學、開放、自由等語境中，引起廣泛關注，司法改革研究也成為近年來的理論熱點問題之一，出現了賀衛方、王利明、張衛平、譚世貴、顧培東、左衛民、齊樹潔等一大批對司法改革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的專家學者，相關專著幾百本，研究論文數萬篇。
作為一個宏大的話題，中國司法改革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研究成果非常豐富。面對這樣一個“信息過度”的研究領域，對其主要內容與成果進行的概括必然掛一漏萬。但不管如何，“管中窺豹，略見一斑”，一個簡要的綜述必然會有助于我們對中國司法改革主要研究內容的了解。
為此，本文以最近十余年來中國司法改革研究期刊論文為基礎，對中國司法改革的具體研究內容，從司法權的基礎理論，司法改革的理念、價值取向、宏觀目標及具體步驟，關于司法審查和法院管轄范圍，法院管理體制及內部管理等“司法管理模式”，司法質量評判及監督，司法改革比較研究，司法改革的學科構建問題等七個方面進行綜述與簡評，以便了解中國司法改革的研究動態，進一步深化中國司法改革及司法管理的理論研究。
2 綜述
總體來說，近十年來的研究成果主要關注的問題集中在以下七個方面：
2．1關于司法權的基礎理論
2．1．1關于司法的概念與司法權的性質
我國傳統的觀點認為，司法機關包括法院和檢察院，甚至還包括公安機關、安全機關及海關下屬的緝私偵查機關、監獄機關等等。陳瑞華通過闡述司法權的程序特征（被動性、公開性和透明性、多方參與性、親歷性、集中性、終結性）、組織特征（法官職業化、民眾對司法的參與、合議制及上下級司法機構之間的獨立性）和司法權的獨立性（法院整體獨立、法院內部獨立、法官身份獨立、法官的職業特權和法官的倫理準則）等基本特征，論證了司法權即法院裁判權的判斷；[1]其后，學者們紛紛論述檢察權不是司法權。如認為檢察權的首要價值是效率而非正義，不宜把檢察權歸入司法權范圍。[2]
而對于司法機關僅指法院，即“法院司法”內涵的理解上，有學者將主要觀點其歸納為“判斷權說”、“多元權力說”、“裁判權說”、“獨立權力說”、“二元權力說”和“案件權力說”后，經比較研究后認為“司法權是法院享有的，對糾紛當事人的事實問題主張和法律問題主張依法進行判斷，以維護法的價值的終局性的權力”，即（法院的）“判斷權說”，[3]而不包括司法執行權；也有學者將我國司法權理論劃分為“大司法權說”、“三權說”、“多義說”、“兩權說”幾個理論版塊，并比較研究了晚近出現的“判斷權說”、“權威說”、“裁判權說”后認為，“判斷權說”與“裁判權說”之間基本上具有共通性和一致性，都具有積極意義，但都有待進一步深化，提出了以審判權為核心，由案件受理權、審判權、司法解釋權、司法審查權、程序規則制定權和司法事務管理權“六要件”構成的司法權結構說 ，[4]同樣不包括司法執行權；有學者則認為，獨立的司法包括管轄獨立、審判獨立、執行獨立和司法行政事務獨立， [5]換言之，司法權系法院享有的管轄權、審判權、執行權和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當然，目前官方說法還是司法機關包括法院和檢察院。
2．1．2 關于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本來是分權與制衡理論下一個不證自明的問題，但由于政治原因，無論民國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黨領導司法”似乎成了普遍接受的“真理”，相反，“司法獨立”這一命題長期被視為研究禁區。盡管80年代初著名法學家龔祥瑞先生曾撰文論述司法獨立的理解與適用問題，[6]但在1997年十五大召開以前，專門研究司法獨立的論文鳳毛麟角。
譚世貴教授較早系統研究司法獨立問題，認為司法獨立是由三權分立派生出來的一項基本原則。西方已經建立起一套可行的保障機制，如嚴格的法官任用制、法官不可更換制、法官專職及中立制、高薪及退休制、民事起訴豁免制、自由心證制、法官懲戒制等。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應正確界定司法機關的范圍、處理司法機關與地方的關系、集體領導與法官個人職責之間的關系、建立健全保障機制等。[7]其后，司法獨立問題引起廣泛關注，圍繞該問題專門、展開、深入研究的文章越來越多：如探討為何要司法獨立；探詢革命導師對司法獨立的論述；司法獨立與媒體監督之間的關系；司法獨立與黨的領導之間的關系；檢察權的相對獨立性問題；司法獨立與法院組織機構調整問題；司法獨立與法官獨立的司法人格問題；司法獨立與法官管理制度的改革等等；至于其他論及司法改革的文獻，往往也或多或少涉及司法獨立問題，或者從司法獨立的命題出發，進而闡述司法改革方面的其他問題。
2．1．3 關于全球化對中國司法的影響與國際司法標準
公丕祥認為，發端于15世紀左右的第1次全球化運動，并沒有打破中國傳統司法固有的格局；19世紀的第2次全球化運動，則中斷了中國司法的自然演進，催生了一個“西方化”色彩的司法體制；而20世紀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不僅引發了全球司法生活的重塑過程，而且推動了中國司法領域革命性的變化，形成了司法形式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有機互動，創出一條既與國際司法準則相協調又具有濃郁中國風格的中國司法現代化道路；[8]郭道暉認為，超國家權力與人權和主權之間的關系，正在被重新界定。在摒棄國家主義司法觀時，還要放眼世界司法權的新發展和新動向。不僅我國一些法律要與國際接軌，并加強已有的國際司法協助，而且還要妥善處理超國家的司法權力干預，爭取國際司法權力共享，參與必要國際司法合作。籠統地以“主權高于人權”的心態進行抗拒，不利于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國際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陳興良認為，隨著我國溶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我國刑事司法理念正由專政為核心向以人權保障為歸依演進，引進國際刑事司法準則十分必要，包括價值上的轉換、制度上的改革和規范上的更新；[9]崔敏認為應研究國際司法準則，推進中國司法改革。[10]
2．2關于司法改革的理念、價值取向、宏觀目標及具體步驟
2．2．1 關于司法改革的理念、價值取向與宏觀目標
司法改革的理念、價值取向與宏觀目標的內容往往互相交錯，但從層次上來看，理念、價值取向、宏觀目標是逐漸由里向表、漸次外化的內容。
最高人民法院推出的是“公正與效率”兩大主題。學術界則看法各有側重。如郭道暉認為，當代先進司法精神與理念，最重要的重視人權保障、堅持司法公正、強化司法權威、講求司法效益；[11]譚世貴、饒曉紅認為，獨立、公正和效率是我國司法改革的基本價值取向；[12]龍宗智則認為，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司法公正，并進而促進社會公正；[13]程竹汝、衛絨娥認為，秩序、公正、人權是三位一體的司法價值目標；統一、獨立、開放、效率是司法的制度原則；專業化知識、理性人格、法律至上精神是司法的角色規范；[14]嚴勵認為要通過司法改革建立起權威型的司法權運行機制；[15]蔣曉玲認為，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和程序安定是我國司法改革的基本價值取向。[16]
也有學者認為，摒棄“客觀真實”的傳統觀念，重樹“程序正義”的理念，是尋求現代化司法理念的正確指引；[17]應“公正優先、兼顧效率”，公正是司法改革價值目標的優先選擇；[18]或認為司法至上，不過司法至上的靈魂是司法公正。[19]
2．2．2 關于司法改革步驟問題
徐靜村認為司法改革不可能是一種孤立存在的社會現象，它在本質上屬于政治管理的范疇，并且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破題所在，因此與政治體制的整體進展關系極大，必須與政治體制改革同步協調發展，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在目前的政治條件下，司法改革只能是漸進的，它的發展必然有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20]龍宗智也認為，鑒于我國還處于法治的初級階段，支撐現代法治的某些基本條件尚不具備，司法改革不可能企求盡善盡美、一步到位，而只能采取漸進的、改良的方法，從逐步的技術性改良走向制度性改良，即“相對合理主義”；[21]顧培東則認為，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徑或時序應當是‘由上而下’，亦即從總體上設計和制定改革現行司法體制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方案，并逐步推進與實施，當年經濟體制改革中自下而上的“小岡村經驗”不能適用于當今的中國司法改革。[22]
2．2．3 關于設立司法改革委員會以統一領導中國司法改革問題
從司法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角度考慮，并借鑒國外經驗，眾多學者認為應該設立統一的司法改革委員會或類似機構，甚至將之作為議案交給全國人大審議。[23]該提議獲得眾多人大代表的認同。
2．3 關于司法審查和法院管轄范圍
主流觀點認為應拓展司法審查的領域，擴大法院管轄的范圍。如謝暉認為，要進行司法改革必須進行法律改革，尤其立法賦予法律以可訴性更是司法獨立的基本規則依據。可訴性缺失是我國目前法律的一個不爭之事實，如被稱為“根本大法”和“治國安邦總章程”的憲法就不具可訴性，如此又導致一些列憲法性法律不可訴性，這是我國司法難以獨立的最重要法律致因之一。法律可訴性缺陷導致沒有法律責任追加的公權主體存在，如具有領導權的執政黨及其黨組織、具有決議權的立法機關及政協、具有軍事指揮權的黨和國家軍事組織，以及作出抽象行政行為的行政組織、司法機關內部的審判委員會等等。必須建立具有可訴性的完備法律體系，賦予憲法可訴性，賦予政治立法以可訴性，并據此建立對政治行為的司法審查權；[24]王磊最早提出中國“憲法司法化”問題；[25]強世功則通過對“違憲審查”、“司法判斷”、“法律政策學”、“法律解釋學”等范疇的區分，批評了“憲法缺場”現象，層層深入地揭示出“憲法司法化”討論中所包含的內在矛盾，并試圖在轉型時期的社會特征中尋找產生上述矛盾的社會根源；[26]季衛東認為切實保障憲法效力的關鍵是建立司法性質的合憲性審查制度。在具體的制度方面，設置只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的憲政委員會，逐步在重新立憲的基礎上設立憲法法院。[27]
在法院管轄方面，一般刑事訴訟不存在受案范圍問題，但行政訴訟中，對于抽象行政行為、“終局” 行政行為、內部行政行為等不能審查，與法治觀念及WTO的要求相距甚遠，也與世界法治先進國家的做法差別甚大，認為除了憲法和法律明文規定排除的以外，行政相對人享有訴權不受任何限制的權利；[28]民事訴訟方面，在受案范圍方面本來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實際司法中，或通過“司法解釋”及其他司法文件限制訴權，或由于地方保護等原因有案不受、受案不判、判了也不執行等“司法不作為”現象嚴重，值得深入研究。
2．4關于法院管理體制及內部管理等“司法管理模式”
2．4．1 關于司法管理體制行政化與完善法院行政管理問題
對于法院管理體制的行政化現象，學者予以批評意見的較多。如賀衛方認為，審判委員會、法官等級和上下級法院關系行政化使得中國法院司法管理官僚化傾向嚴重；[29]而法院無所謂上下級，通過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強有力的控制來解決司法界存在的弊端，即使有效果，也必定是短暫的；[30]張爍從中國法院歷史性變更發現法院始終沒有擺脫行政化的色彩，應當從制度功能分離入手，將混雜在審判制度當中具有行政性質的程序從審判過程中分離出去，還要配以法院財權和人事制度的改革，解除行政機關對法院的制約；[31]張瑋認為，以行政方式進行審判管理的案件審批制存在違反回避、公開、直接原則、違法干預法官作出的裁判結果、責任不明、職不清、審判效率低下、法官素質下降等嚴重弊端，解決的辦法就是法官獨立。[32]
作為解決法院管理行政化現象的方法，朱蘇力認為，現實的法院總是要履行與審判相關的某些行政管理職能，因此法院內部的行政管理就有可能與法院的審判工作有所交叉、混合，甚至與司法權行使發生某種沖突，并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司法權的行使。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就常常利用其行政管理權謀求并實際獲得了對司法決定的影響。這個問題特別是在中國沒有得到重視。要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注意將法院的行政管理職能同司法職能逐步分離開來；[33]而譚世貴等在研究了科層制司法管理的問題后，提出司法機構“去行政化”、司法機構獨立和法官監督與懲戒的建議措施。[34]
從提高法院管理水平出發，蔣惠嶺認為，法院管理與法院是同時產生的，自從1983年我國法院組織法刪去“法院的行政事務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后，審判工作及法院自身的管理實際由法院行使，從而形成法院職能的“兩分法”與法院機構的“雙重性”，即審判職能和管理職能。兩者之間具有主導性與輔助性、裁判性與運轉性、職業化與公務化、獨立性與領導性之別。法院管理職能包括案件審判層次的審判管理（審判流程管理、審判質量管理）、系統運轉層次的外部管理（人事管理、經費管理、物質設施管理、信息管理等）和機關運轉層次的事務管理（安全保衛、后勤服務、設施維護、印刷文秘、車輛交通、信息通訊等）內容；管理模式上，可劃分為決策體制和實施體制兩種；我國法院管理職能沒有統一，整個法院決策以最高法院為中心、單個法院決策以院長為中心，決策民主性、代表性差，行政管理活動與審判活動相互交織，法院系統內部或單個法院內部行政管理機制松散、機構過多、職權交叉、缺乏科學性；應當統一法院行政管理權，建立統一領導、分級負責的法院管理體制，并著重建立代表廣泛、程序民主的法院行政決策機制，提出建立統一的行政管理實施機構，將法院內部所有行政機構合并成一個管理機構，稱為法院行政管理（總）局，作為法院行政管理決策組織的執行機構的構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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