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克非 ]——(2007-12-11) / 已閱13542次
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考
仙桃市人民檢察院 付克非
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要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為此，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等規定 。近一年來，檢察機關積極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和諧社會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經過一年的司法實踐，我們認為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只有從理論上正確認識它，才能在實踐中正確適用它，最終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使寬嚴相濟刑事司政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發揮預期的作用。
一、正確認識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
（一）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國目前的基本刑事政策
所謂刑事政策，是指國家基于預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維護秩序、實現正義目的而制定、實施的戰略、策略、方針、準則、計劃以及具體措施等的總稱。刑事政策有基本刑事政策和具體刑事政策之分。基本刑事政策是由國家或執政黨制定的，對一切犯罪及其他有關危害行為做斗爭具有普遍意義的方針、策略和準則。它具有指導全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其他有關活動的作用。具體刑事政策是國家或執政黨針對特定時期、特定犯罪態勢及其危害行為制定的方針、策略和準則。
當前，我國面臨著這樣的局面：一方面，犯罪總量持續上升，重大犯罪突出，青少年犯罪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另一方面，司法資源的投入量與需求量的矛盾沒有得到解決，司法機構和人員超負荷運轉。如果在打擊嚴重犯罪的同時，不對某些輕微犯罪實行寬松的刑事政策，刑事司法資源的供需矛盾還會進一步加深，刑事司法系統也有可能陷入惡性循環的困境。一味“嚴打”只會導致刑法的過分張揚，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美好愿望背道而馳；而一味地輕緩又會造成刑罰的乏力，損害刑法的權威。因此我們認為，黨中央在新的形勢下提出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該是我國現階段懲治與預防犯罪的基本的刑事政策。
（二）正確理解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的“寬”和“嚴”
“寬”，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理解：一是該輕則輕。即對于那些較為輕微的犯罪，處以較輕刑罰。二是該重則輕。雖然所犯罪行較重，但行為人具有坦白、自首或立功等法定或酌定情節的，法律上予以寬恕，在本應判處較重之刑的情況下判處較輕之刑。三是非犯罪化。即在偵查、起訴、審判階段，對一些輕微的危害社會行為不以犯罪行為論處。四是非刑罰化。即宣判行為人有罪，但不限制其自由，而是將其置于一定機構的監控之中。“嚴”，首先是要在刑事立法上做到法網嚴密，以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其次是在罪刑相適應原則指導下對嚴重犯罪在法定刑限度內判處較重的刑罰。
（三）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必須的現行刑事法律框架內運行
刑事司法政策反映的是黨和國家在一定時期對付犯罪的意志傾向，具有指導和調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執行的導向性，體現國家的刑事立法精神、刑事司法和刑事執行趨勢，因而刑事司法政策與刑事法律在本質上是統一的。但是由于刑事司法政策具有靈活性，而刑事法律具有穩定性，在政策變動時，很多法律條文不可能得到及時修改，這必然在某種程度上與刑事法律的穩定性產生一定的沖突。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在審查起訴工作中，嚴格依法掌握起訴條件，充分考慮起訴的必要性，可訴可不訴的不訴”，這種沖突現象可能使人們產生一種心理，即刑事法律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是可以被忽視甚至被突破，從而使人們產生對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政策不確定性的認識。因此，我們在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時必須嚴格遵守刑事法律確立的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適應等基本原則，不允許有任何形式的超越或突破，以維護法治的權威。
二、正確適用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
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應當履行刑法規定的“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神圣職責，因此檢察工作必須按照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方針，積極探索新的工作機制，保證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正確適用。
（一）對輕微刑事犯罪堅持依法從寬的政策
1、嚴格把握逮捕的條件。逮捕作為最嚴厲的強制措施，其適用條件非常嚴格，“行為已構成犯罪、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確有逮捕必要”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在此前提下，我們應當重點考慮“是否有逮捕必要”。在目前刑訴法對此并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我們應當將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是否存在妨礙刑事訴訟正常進行作為判斷是否有逮捕必要的核心標準，對檢察機關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節較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或者患有嚴重疾病、正在懷孕、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且具備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做出的不捕決定。如我院近幾年來在辦理涉嫌交通肇事犯罪案件時，把犯罪嫌疑人是否認罪、是否積極賠償、是否取得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諒解作為是否有“逮捕必要”的條件，既保證了案件訴訟的正常進行，又收到了滿意的社會效果。
2、正確適用相對不起訴。正確適用相對不起訴有利于節約訴訟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資源，避免將輕微犯罪人推入繁雜冗長的訴訟程序，使一些犯罪嫌疑人可以通過其它非刑罰化方式得到改造，減少犯罪嫌疑人因輕微犯罪遭受短期自由刑而產生仇視和對抗社會的扭曲心態。因此，要發揮相對不起訴對犯罪的預防、改造、震懾之功能，對于一般交通肇事案件，親友、鄰里、同學、同事之間因糾紛引發的輕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認罪悔過、積極賠償損失并得到被害人諒解，雙方達成和解并切實履行，社會危害不大的，一般不起訴；對犯罪情節較輕，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犯罪嫌疑人主觀惡性較小、人身危險性不大，有認罪悔罪表現的，可以根據情況決定不起訴；對于罪行較重，但主觀惡性不大，有認罪悔罪表現，賠償損失并得到被害人諒解和雙方達成和解并切實履行，社會危害不大，且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不起訴。
3、有效施行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是借鑒恢復性司法的理念而引進的制度，對于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不僅十分必要，而且切實可行。刑事和解制度在實體上能夠確保被害人的實質利益，避免加害人負面的標簽效應；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訴程序中參與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訴經濟原則，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會責任感，回復秩序的和平。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它與我國傳統的調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及現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相一致。經過實踐表明，刑事和解機制對于解決輕微刑事案件、妥善處理社會糾紛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已經引起刑法理論界的廣泛關注和社會的普遍認可。我院在處理因親友、鄰里及同學同事之間糾紛引發的輕微刑事案件中試行和解制度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對嚴重刑事犯罪堅持依法從嚴的政策
1、明確界定必須嚴厲打擊的犯罪。從基層院實踐來看，一是從犯罪行為界定，“嚴”的適用對象主要包括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恐怖犯罪、毒品犯罪、惡勢力犯罪、強奸、搶劫、綁架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刑事犯罪，“兩搶一盜”等多發性犯罪；嚴重破壞金融秩序、侵犯知識產權、制售嚴重危害人身案例和人體健康的偽劣商品等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破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犯罪。二是從犯罪主看，“嚴”的適用對象是嚴重危及社會穩定的犯罪人，包括嚴重職務犯罪和累犯、數罪犯和多次犯罪的人。
2、明確規定從嚴打擊的方式。一是實體上“依法從重”。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導向的“從重”。根據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對適用對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給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評價；另一方面是實際處罰意義上的“從重”，即在相對確定的法定刑的范圍內適用較重的刑種或較長的刑期。二是程序上“依法從快”。所謂“依法從快”是指在法定的程序下，在法定期限以內，對適用對象及時審查、及時起訴，以達到有效地追究犯罪、證實犯罪、打擊犯罪的效果。
三、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注意的問題
（一）遏制“輕刑化”傾向，維護刑法的權威
一是要公正處理職務犯罪。近幾年來，職務犯罪量刑偏輕現象日益明顯，據統計：我院2002年至2006年偵查終結的126件職務犯罪案件在移送起訴后，人民法院判決宣告緩刑比例較高。2002年26件案件中18件緩刑，緩刑率為69%；2003年26件案件中21件緩刑，緩刑率為81%；2004年26件案件中24件緩刑，緩刑率為92%。2005年27件職務犯罪案件,21件為緩刑判決，緩刑率為78%；2006年21件案件中18件緩刑，免于刑事處罰3件，緩刑率76%；2002年至2006年5年職務犯罪案件緩刑判決占全部案件的比例為78.6%，而同期其他刑事犯罪的緩刑適用率不超過10%。職務犯罪量刑偏輕的現象普遍存在，給維護司法公正，構建和諧社會帶來不容忽視的危害。首先，容易讓犯罪分子形成僥幸心理，降低犯罪成本。其次，容易讓潛在的犯罪分子形成攀比心理，認為依據同等原則，也能得到輕刑化處理。再次，容易讓人民群眾產生誤解心理，認為司法機關對職務犯罪處理不公，官官相護，進而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理念產生懷疑。因此，檢察機關在辦案中對職務犯罪的自首、立功等等法定從輕情節在認定上條件要嚴格把握，加強量刑建議權的行使，適用的抗訴監督緩刑、免于刑事處罰的適用，建立調查機制強化法官責任制度，減少司法腐敗訴產生。
二是要慎重處理青少年犯罪。近幾年，我國青少年犯罪形勢非常嚴峻，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社會問題。據統計，我院2004年提起公訴的青少年犯罪案件109件186人，占案件總數的33.8%；2005年提起公訴的青少年犯罪案件145件169人，占案件總數的40.5%；2006年提起公訴的青少年犯罪案件168件199人，占案件總數45.7%。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青少年犯罪呈逐年上升趨勢，其中未成年人（包括在校學生）搶劫、盜竊等侵財案件占相當大的比例。由于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實施，青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不捕、不訴比例也呈上升趨勢。由于有些青少年犯罪沒有得到應有的刑罰懲罰，使刑罰的懲罰教育作用沒有得到有效發揮，實際上帶來了再犯罪增加等不良后果，同時也損害了刑法的權威。因此，對青少年犯罪要慎重處理，不能有凡涉及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一律從輕的片面觀點，要體現 “刑罰的威嚴不在于其嚴厲,而在于其不可避免”刑罰理念。
（二）建立健全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保障機制。現階段，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多是一些原則性的籠統規定，并且是以各個司法部門的司法指導性文件的形式表現出來，公、檢、法自成體系，沒有統一適用的標準，缺乏可操作性，如《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中規定“一般應當將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分案起訴”，但公安機關與人民法院缺乏相關規定，難以保證分案起訴的質量和效果。各系統的考評標準也不盡相同，甚至各系統內部的考評標準也相互沖突，給實際貫徹帶來不便。如檢察機關逮捕質量標準規定，已逮捕的案件被決定不起訴的，被認為是有缺陷的案件，這也給審查逮捕工作帶來困惑。筆者認為，一是要從制度上加以保證，立法機關可以將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刑事政策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法律，使其成為強制性規范，具備更高的法律效力，這樣可以出口避免司法實踐中各司法部門各行其是，出現不協調、不統一，破壞法制權威的現象。二是要改變政法各部門的考評機制，化相互牽制的消極因素為相互配合的積極因素，將案件放到整個刑事司法過程中考評其質量與效果，避免條塊分割和部門利益影響整個案件的效果，妨礙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正確貫徹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