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國臣 ]——(2002-4-2) / 已閱43860次
在大多數人看來，傳統總是與過去相聯系，是屬于已經消失的世界的一部分。激進的進步主義者認為，傳統總是構成社會進步的障礙。事實上，這些都是對傳統的偏見。構成傳統內容的事物的確產生于過去，但他們存在于現在。傳統總是指那些屬于現在的事物，雖然是從過去代代相傳延續至今的。
傳統，一般說來，包括物質實體，包括人們對各種事物的信仰，關于人和事物的形象，也包括慣例和制度。“就人的行為所組成的慣例和制度而言，世代相傳的并不是特定的具體的行動；這是不可能的。……可以世代相傳的部分是行動所隱含或外顯的泛型和關于行動的對象，以及要求、建議、控制、允許或禁止重新確立這些行動泛型的信仰。”①可以說，作為傳統被繼承下來的，是由無數代人共同創造的具有同一性的文化。傳統是凝固的文化，文化借傳統得以傳承。
被現代人繼承下來的被視作傳統的哪部分文化并不總是與原形一模一樣。我們在繼承時都是根據當時的環境有選擇的繼承，有創造的繼承。雖然濡化的過程都是強制性的，都是無選擇的，但要成為事實則必須經過一個內化的過程，這個過程總是認識和實踐的互動。也就是說，對過去文化的繼承是要經過我們自身的實踐，是一個再創造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合理的將成為傳統被繼承下來，不合理的將被歷史拋棄。但被繼承的文化與過去的文化也并不會由于這一過程而被割裂，傳統之所以成為傳統，就在于其是“傳承”而來，它與過去之間有著同一性。“一個可能有始終如一的法人資格、地域位置、名稱、活動種類或活動方式， 它的任何一代成員可能對其先形象有著始終如一的認識。”②傳統的實質在于對過去的認同。
現代社會的變動性，現代科技的飛速發展，使得人們認為，變革是必須的，特別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和地區。于是我們的問題便是：變革如何面對傳統？
傳統對于我們的影響在于通過其傳承的文化而影響我們的價值觀、信仰和行為方式等等。這種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須的。除了經驗和理性之外，我們還能憑借什么憧景未來？在現代社會里，許多國家都希望通過變革以實現其政治理想，然而變革不能革掉某些傳統，缺少文化和傳統的變革只能是東施效顰。社會的變革只能是基于自身的內化。無論是對于傳統的文化，還是對于外來的文化，或者是另外一些可能性的選擇——所有這些，從價值觀到行為模式，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有區別，還可能根本沖突，但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基于理想而對社會所作出的變革，其最后目標必須有以下兩個特點：首先，要從內到外保持一致性，價值觀是基于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價值觀，而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又滲透了這種價值觀。其次，這種一致性必須在社會中有一定的普適性，我們并不抹殺亞文化或者邊緣文化的存在，但具有普適性的社會主流文化的存在對于一個社會的進步是必須的。也就是說，我們變革的最后結果是創造一種新的文化，一套新的傳統，而不管這其中包含傳統文化的因素多一些還是外來文化多一些。我們需要的是屬于我們自己的文化和傳統。
對于法律來說，當其價值取向和運行方式為社會所接受時，也就形成了法律傳統。法律生命的強盛就在于法律傳統在整個社會范圍內的確立。這就意味著這種法律（這里主要是指國家法）所體現的價值觀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而進行法律生活則成為社會上所有群體或個體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就好比吃飯時，我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筷子，而不會考慮是用筷子呢還是用刀叉？當出現糾紛時，我們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法律，而不用考慮是請某位人物幫忙還是用武力解決？
六、結語
法律的復雜性源于人本身的復雜性，而在一個變革的時代里，在一個社會正在轉型還沒有形成成熟的文化的時候，這種復雜性就更為突出。
現代中國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里。這個時代開始于150多年前，中國人首次睜開眼看世界的時候；而新中國的誕生則創造了可能性，真正的創造性轉變則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對于我們來說，傳統的儒家文化根深蒂固，以無與倫比的力量滲透進我們每個人的思想與行動中；而共產黨的統治為我們帶來了另一種世界觀，在經過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創造性發展后成為具有統治力量的世界觀；而西方文明則從一百多年前開始，吸引了無數中國人，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正大量的涌入中國；而更多的人則是在各種文化的交織和碰撞中成長，他們在各種不同的文化選擇中掙扎，正是他們在痛苦中創造著屬于自己的文化。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社會的法律生活中。國家法以其占據統治地位而具有強制的普適性；但這種普適性卻遺忘了某些地區和領域，或對其無能為力。在一些遙遠的村落里，許多人也許一生都沒有同國家法打過交道，他們過著屬于自己的傳統生活，所有的事情都由一套不同與國家法的傳統風俗解決。而大多數鄉村則在國家法與傳統之間創造了另一套解決糾紛的辦法，這是兩種文化相沖突的結果，其表現形式則是上文所提到的法律規避。另外一些人則是傳統官文化的忠實追隨者，動則找領導或擺官威，他們強奸了遵紀守法的人們的善良，構成了國家法的最大威脅。但還有大量可以被稱作希望的人們，他們在中國的法治之路上披荊斬棘。
而所有的問題的解決則有賴于出現新的屬于中國的文化，而這又有賴于我們的努力創造。
參考書目：
1.梁治平編，《法律的文化解釋》，三聯書社1997年版。
2.鄧正來著，《法律與立法二元觀》，三聯書社2000年版。
3.趙震江主編，《法律文化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4.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5.劉作翔著，《法律文化理論》，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6.劉偉著，《文化：一個斯芬克斯之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武樹臣等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8.夏建中著，《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9.〖美〗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及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0.〖美〗菲利普·巴格比著，夏克、李天綱、陳江嵐譯，《文化：歷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美〗E· 西爾斯著，傅鏗、呂樂譯，《論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美〗昂格爾著，吳玉章、周漢華譯，《現代社會中的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13．〖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① 鄧正來著，《<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序》，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② 鄧正來著，《法律與立法二元觀》，三聯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頁。
① 夏建中著，《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頁。
②[美]克魯克洪等著，《文化與個人》，轉引自劉作翔著《法律文化理論》，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5頁。
③轉引自林同奇：“格爾茨的‘深度描繪’與文化觀”，載《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第168頁。
④轉引自林同奇：“格爾茨的‘深度描繪’與文化觀”，載《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第168頁。
⑤克利福德·吉爾茲著，《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見梁治平主編《法律的文化解釋》第85、86頁。
①克利福德·吉爾茲著，《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見梁治平主編《法律的文化解釋》第126頁。
② 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258頁。
③ 同上，第260頁。
④ 格雷·多西著，梁治平譯，《法律哲學和社會哲學的世界立場》，見梁治平編《法律的文化解釋》，三聯書社1997年版，第245頁。
⑤ 同上第246頁。
⑥克利福德·吉爾茲著，鄧正來譯，《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見梁治平編《法律的文化解釋》，三聯書社1997年版，第109頁。
① 同上。
② 同前頁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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