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華毅 ]——(2008-6-19) / 已閱17666次
論合理使用制度的三步檢驗法
徐華毅 西南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
摘要 合理使用制度的“三步檢驗法”是著作權國際公約的判斷某一著作權使用行為是否構成合理使用的一般原則。對這一原則的研究有利于對合理制度的內涵作出更加全面的理解，對我國合理使用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三步檢驗法 合理使用 著作權
合理使用制度的“三步檢驗法”是著作權國際公約規定的判斷某一著作權使用行為是否構成合理使用的一般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判斷對著作權的使用是否構成合理使用，“三步檢驗法”作為國際公約一般原則，雖然版權國際公約中的版權限制原則的規定是要求各成員國的立法對合理使用的規定應當符合這一原則,但并沒有硬性規定各國著作權法應當將這一原則作為一般原則明確加以規定.[1]但是這一原則的內涵、作為判斷標準的科學性合理性以及其精神被越來越多國家立法所吸收，因此為完善我國合理使用制度我們有研究三步檢測法的必要，以便將來著作權法的修改提供借鑒。
一、 合理使用制度的內涵
在對合理使用評價標準的“三步檢驗法”進行論述之前，有必要對合理使用制度的內涵做清晰的分析。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規定的條件下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無償使用享有著作權的作品。[2]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對著作權人的權利進行限制需找出社會發展需要和著作權人的平衡點是這一制度的目的。我國的《著作權法》第 22 條規定了作品合理使用的12種情況，在這些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過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著作權法享有的其它權利。這種情況分別是：1、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2、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3、為報導時事新聞，報紙、期刊、廣播、電視節目新聞紀錄像片中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4、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刊登或者播放其它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已經發表的社論、評論員文章；5、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刊登或者播放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講話，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6、為學校課堂教學或者科學研究，翻譯或者少量復制已經發表的作品，供教學或者科研人員使用，但不得出版發行；7、國家機關為執行公務使用已經發表的作品；8、圖書館、檔案館、紀念館、博物館、美術館等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復制本館收藏的作品；9、免費表演已經發表的作品；10、對設置或者陳列在室外公共場所的藝術作品進行臨摹、繪畫、攝影、錄像；11、將已經發表的漢族文字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在國內出版發行；12、將已經發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從我國對合理使用的規定來看，判斷一個著作權使用行為是否為合理使用須符合以下條件：首先，是不是商業使用，由于對作品的合理使用是無償的，如果使用者使用作品是以營利為目的，對著作權來說是不公平的。因此，合理使用一般是非商業使用；其次，對作品使用方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對作品的使用會產生不利于著作權人的后果，因此，在使用作品時應當使用法律規定的方式，例如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等等；再次，使用的作品是否已發表，發表權是作者的一項精神權利，作者不愿意發表我們應當尊重作者的意愿，當然不適用合理使用制度。
認識合理使用制度內涵，我們必須得弄清楚一個問題，那就是合理使用是一種權利,或是著作權的一種限制,或者僅僅是侵權的豁免? 也就是說合理使用究竟具有什么樣的性質。有關合理使用的性質,理論上概有三種學說:即權利限制說、侵權阻卻說與使用者權利說。[3]目前我國很多學者對合理使用僅僅當作權利限制或者侵權豁免，但按照盧海君博士的觀點，他認為合理使用是一種民事權利。筆者認同他的觀點，主要從現實立法、合理使用功能兩方面加以考證。（一）我國著作權法對合理使用的規定表明合理使用是一種民事權利，我們知道,民事立法是權利配置的法律,在民事立法中,法律未禁止的行為推定為合法的行為。即私法領域適用法無明文禁止皆自由的原則，我國著作權法沒有明文禁止合理使用的規定，因此，公民享有合理使用的權利。再者，長期以來《著作權法》都被認為是民法的一部分，調整的是平等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當然是屬于私法領域，在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前提下，合理使用當然是公民的一項權利。（二）合理使用承載的價值和應當履行的社會功能客觀上要求其為一項民事權利。任何作品的創作都是建立在前人基礎之上,都從社會公共資源中汲取大量營養,而且社會文化也應當不斷發展,應當為社會進步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基于此,應當規定合理使用為一種權利。因為,如果僅僅規定合理使用是一種侵權的豁免,實際上合理使用人只能居于被動地位,不能主動主張合理使用享有著作權的作品。合理使用權的規定實際上將社會公眾從現行版權法中的被動地位轉化為主動地位,可以依據法定權利來主張合理使用利益的保護。其能夠向真正的利益平衡邁出一大步。從合理使用制度設立的的初衷來看，即平衡社會發展需要和著作權的的權利保護，合理使用應當是一項民事權利，而不僅僅是權利限制或侵權豁免。（三）完整意義上的合理使用權還應當確立合理使用權應包含的內容和權能。為保障合理使用制度功能的實現,合理使用權的核心內容應當是合理使用請求權。主體是符合法定條件的合理使用人,該人應當承擔證明自己的使用為符合條件的合理使用;而且應當向著作權人保證其使用不會違背相關法律規定。如果使用人的使用范圍超過法定范圍,就應當向著作權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責任的范圍一般應當以正常條件下著作權人的合理授權費用為標準。以此保證享有合理使用權人作為民事權利人應當享有的權利。1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三步檢測法的發展過程以及其內涵
“三步檢驗法”是版權公約中規定的判斷合理使用構成的一般原則。這一原則的形成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伯爾尼公約》第9 條(2) 規定,伯爾尼聯盟成員國的立法可以準許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復制公約保護的作品,只要這種復制不與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沖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損害作者的合法權益。這一規定的形成是各個成員國意見不斷協調和統一的結果。1967 年的斯德哥爾摩修訂會議旨在通過賦予作者新權利或擴大現有權利的權能來加強對作者的保護,重點在正式確立一般意義上的復制權。該項立法是否成功取決于修訂會議是否找到一個成功的著作權限制模式。經過不斷協調,三步測試法被引進《伯爾尼公約》第9 條(2) 中。有關復制權的限制只有符合三步檢驗法的前提下才能夠被允許。1971 年巴黎文本對該條并沒有任何修訂,從而使該項判斷標準成為最新《伯爾尼公約》文本的一項基本判斷標準。可見《伯爾尼公約》中的三步測試法僅僅是判斷復制權例外是否合法的標準,還沒有完全上升為真正意義上的著作權合理使用的一般原則。真正將三步檢驗法上升為合理使用一般原則的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TPS) ,其將《伯爾尼公約》第9條(2) 對一般意義上的復制權的限制擴大適用到所有的專有權,使三步測試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版權限制的一般條款。[4]
“三步檢驗法”的內涵分析，根據《伯爾尼公約》第9 條(2) 規定，“三步檢驗法”主要包括以下內容：第一，合理使用只能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使用，由于是一般原則，并沒有規定在何種情況下使用，但應當結合接下來的兩條進行分析。按照目前世界各國的立法來看，所謂的特殊情況大致可以包括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而使用、為介紹、評論或者說明某一問題而使用、為報道時事新聞而使用、為學校課堂教學或科學研究翻譯而使用、圖書館等為陳列保存需要而使用或者為其他非營利性目的而使用等等，這些使用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非營利的的復制，并且是為社會發展需要而使用。因此筆者認為“三步測試法”所指的某些特殊情況應當是非營利性的為社會發展需要而不得不使用的；第二，合理使用不得與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沖突。這一條的的規定主要是保護著作權人的權利優先權，在社會發展和著作權人權利保護的過程中，應傾向于保護著作權人的權利。只有著作權人正常的權利不受影響的前提下，才能對著作權人權利進行限制，并且這種限制事宜上一條為前提的；第三，不得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其實這一條是和第二條是同一個問題從正反兩面來分析，但這一條側重于對著作權人精神權利的保護，比如，在合理使用過程中應當保護著作權人的署名權、作品名稱權等；第四，上述三條缺一不可，否則不能稱之為合理使用。
“三步檢驗法”版權公約中規定的判斷合理使用構成的一般原則，他有什么作用呢？首先，“三步檢驗法”作為合理使用的判斷標準有利于保護著作權人的合法權利。在《伯爾尼公約》第9 條(2) 規定中，有三條規定，其中兩條都是從正反兩個方面保護著作權人的權利，即一個使用作品的行為要是合理使用必須不得影響著作權人的正常使用，不得侵犯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這位著作權人保護其作品權利提供依據。其次，在版權公約中對合理使用提出了這樣的一般標準，有利于締約國統一合理使用標準，減少國家間的著作權糾紛。在條約中提出“三步檢驗法”這樣的原則性標準，各個締約國可以根據這一一般性原則結合本國的具體情況制定出適合本國的合理使用標準，但是必須在“三步測試法”的框架范圍之內，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了締約國間的標準，使其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統一。再次，肯定了合理使用權人的權利，“三步檢驗法”一方面保護著作權人的權利，當時另一面也肯定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合理使用人享有合理使用別人享有著作權的作品，只要在這個標準之內。肯定了對著作權合理使用的合理性，有利于社會發展與著作權人權利保護的平衡。第四，為各國合理使用的立法提供一種新的模式，這個在下文詳細論述。
三、“三步檢驗法”與我國合理使用制度改革
合理使用制度作為著作權法的重要制度之一,在平衡著作權人和使用人利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各國著作權法及著作權國際公約對其都有規定。就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具體規定性”模式、“抽象規定性”模式和“抽象規定性+ 具體規定性”模式。[5]關于“具體模式”和“抽象模式”利弊分析有許多學者都有論述，“具體模式”明確羅列了合理使用的情形，在實踐中法官只要對號入座既可以確定是否屬于合理使用的情形，“具體規定性”立法模式下的合理使用制度已不能適應社會實踐日新月異的發展。正如有學者所言,合理使用制度的“具體規定性”立法模式雖然可操作性較強,而且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但由于該種立法模式導致了合理使用行為外延的封閉性,因而可能致使合理使用制度喪失現實針對性的功能,也可能使符合合理使用精神的特定行為游離于法定的合理使用行為之外。[6]“抽象模式” 是法律在對社會實踐進行一定程度抽象的基礎上,找出某類現象的一般特性,并從這些特性出發,制訂具有針對性的法律規則。合理使用制度中的抽象模式雖然避免了“具體模式”中的過于死板的規定，給予了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權，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是不能不讓人擔心其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可能。
我國合理使用的現狀，從上述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具體規定性”和“抽象規定性”立法模式的分野中可以看出,我國現行立法采行的是“具體規定性”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 第22 條具體規定了可以構成合理使用的12 種情形,該條的規定是“具體規定性”模式的典型表現。盡管《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 第21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的有關規定,使用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的已經發表的作品的,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但該條規定并非合理使用的一般條款,它只是對《著作權法》第22 條規定的合理使用的具體情形應當遵循的條件作了進一步的限定。這種限定既沒有擴大《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范圍,也沒有改變合理使用制度具體規定性的特性。該條規定貌似“一般條款”而實非“一般條款”,實際上達不到“抽象規定性”立法模式提高著作權法律制度回應社會的功能。我國這種立法模式不可否認在社會發展初期有促進作用，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具體規定的立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日新月異社會發展的需要，必須引入新的立法模式即“抽象規定性+ 具體規定性”模式。具體做法：第一，保留現行《著作權法》第22條的12種情形的規定；第二，引入《伯爾尼公約》中的“三步檢驗法”制定一般條款，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在二十二條規定之外符合一般條款的，應有法官認定為合理使用。
參考文獻：
[1] 盧海君.合理使用一般條款的猜想與證明—─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探討[J].政法論叢，2007,2,44.
[2] 張玉敏主編.知識產權法學[M].法律出版社2002,141.
[3] 盧海君.合理使用一般條款的猜想與證明—─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探討[J].政法論叢，2007,2,43.
[4] 盧海君.合理使用一般條款的猜想與證明—─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探討[J].政法論叢，2007,2,47.
[5] 盧海君. 論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J]. 法商研究2007,3,24.
[6] 盧海君. 論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J]. 法商研究2007,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