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向東 ]——(2008-7-24) / 已閱12084次
[立法建議]
設立“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獨立罪名的必要性
劉 向 東
我國《刑法》第205條第一款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用簡單罪狀的形式作出了規定，該條第四款又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的客觀方面要件作出了立法解釋，明確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是指有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行為之一的。”由上述規定可以看出，“虛開行為”包括：“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和“介紹他人虛開”四種行為，即行為人實施了上述四種行為中的任何一種，就符合了該罪客觀方面要件，有可能得到相同的處罰。也許立法者在將四種行為的先后順序進行安排時并不是隨意地，而是根據四種行為的危害性大小從大到小進行排列的，因為四種行為在危害性上的差別是明顯的，而且“介紹他人虛開”的危害性最小，排在最后。但是，《刑法》第205條第一款、第二款所規定的五個法定刑統一適用于上述四種行為，并沒有區別上述四種情形而分別適用不同的法定刑。因此，將“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從“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中獨立出來，為其規定與上述三種行為適用的法定刑較低的法定刑顯得尤為必要。
首先，“介紹他人虛開”與“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三種行為的危害性有明顯差別，若四種行為適用相同的法定刑則存在罪責刑不一致的問題。“為他人虛開”是指有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合法資格的主體，明知對方沒有貨物銷售或提供應稅勞務，為其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雖有貨物銷售和應稅勞務，而為其開具內容不實、數額不一致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是“自己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是“自己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本身就非常明確。此三種行為都直接與自己有關，自己在其中要么是出票人，要么是受票人，出票人多為完成地方稅務等有關機關下達的經營額等剛性指標而急需用出票的方式將單位業績記載在會計帳薄中，受票人則多為偷稅而用增值稅發票來增加成本和費用，減少利潤，從而減少應繳稅額。出票人的出票行為直接危害國家的發票管理制度，而受票人的受票行為則直接危害國家的稅收征管制度。“介紹他人虛開”指介紹行為人在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合法主體與要求虛開的主體之間，根據雙方的需要而進行溝通、撮合的行為，或者應某一方的要求，在其與相對方之間穿針引線、牽線搭橋的行為。介紹虛開人的介紹行為并不直接危害國家的發票管理制度和稅收征管制度，而是通過出票人的開票和受票人的用票進行間接危害國家制度。介紹虛開行為與另三種行為人自己親身踐行行為相比，其危害性顯然要小得多。
其次，“介紹他人虛開”中的“介紹”本身就直接體現了較輕的社會危害性。介紹人乃中間人，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犯罪中表現為溝通、撮合、引見、提供信息、牽線搭橋等作用，而直接產生危害的是出票行為和受票行為。介紹虛開人行為的危害性表現為讓已經產生犯罪意圖的兩個或兩方多人見面、認識、熟悉。在犯罪故意的認識因素上看，介紹虛開人明知讓已經產生犯罪意圖的受票人、或出票人、或受票人和出票人見面可能發生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行為這一危害社會的結果，這里可以排除“必然性”。在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上看，介紹虛開人希望受票人和出票人見面，既包括介紹虛開人與受票人、出票人在同一時空下見面，也包括在介紹虛開人的撮合下一方和另一方通電話，還包括介紹虛開人不在場而幾個內其引見使雙方在網絡上聯系。在雙方見面、聯系上，介紹虛開人具有直接故意。但介紹虛開人在讓出票人給受票人虛開發票上，采取的是放任態度，屬于間接故意。因為，雖有介紹虛開人的撮合，出票人是否給受票人虛開以及受票人是否撤回開票要求，他們的意志是自由的，是介紹虛開人所不能左右的。所以，介紹虛開人危害社會的行為只能通過出票人的虛開行為來實現，介紹的實行行為的危害性要明顯小于虛開的實行行為。
倘若介紹虛開人介紹的內容是概括而抽象的，其受刑罰的輕重直接由虛開者虛開的數額決定，使介紹虛開人與出票人、受票人在相同的法定刑幅度內進行量刑，對介紹虛開人就更不公平了。因此，有必要從立法上將介紹虛開行為與另三種虛開行為區別開來，冠以不同的罪名，適用不同的法定刑，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我國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最后，按我國刑法的立法例，介紹性質的罪名一般適用較輕的法定刑。我國《刑法》第八章“貪污賄賂罪”同時設有“受賄罪”、“行賄罪”和“介紹賄賂罪”，因為介紹行為的危害性明顯小于受賄行為和行賄行為，在規定法定刑時，對“介紹賄賂罪”作出相對較輕的刑罰幅度。“受賄罪”的法定最高刑為死刑；“行賄罪”的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而“介紹賄賂罪”的法定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同時規定“介紹賄賂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介紹賄賂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由此可見，“介紹賄賂行為”的危害性明顯小于“受賄行為” 和“行賄行為”， “介紹賄賂罪”的法定刑也明顯輕于“受賄罪”和“行賄罪”的法定刑。因此，設立“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也符合我國《刑法》的立法例。筆者認為，將“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從“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中獨立出來非常必要。特建議對《刑法》第205條進行修改，將“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作為第205條之一，第一款作如下規定：“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數額巨大，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單處或并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的，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第二款規定：“介紹虛開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介紹虛開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作者：劉向東，天津工業大學人文與法學院，副教授，碩士導師，
郵編300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