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雷 ]——(2008-9-24) / 已閱17981次
題目： 《張國榮之死的法律思考》
作者：馬雷
畢業于荷蘭王國阿姆斯特丹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比較法，歐洲私法，歐洲家庭法
聯系方式：LEIMA2008@hotmail.com
據新浪網訊，2008年9月12日為張國榮52歲冥壽，世界各地的歌迷為“哥哥”舉行了不同形式的慶祝活動，包括張學友在內的許多明星參與了在香港奧體中心舉辦的“繼續寵愛音樂會”，情深之時全場慟哭，以緬懷這位在音樂和影視方面頗有建樹的巨星[1]。
時間若白駒過隙，自張國榮于2003年4月1日愚人節那天跳樓自盡之后，關于他一生傳奇的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雖然關于他的死因目前尚無定論，但復旦大學心理醫學科季建林和張鳳鑄通過綜合分析認為，張國榮患抑郁癥導致厭世自殺最有可能，因為其自傳和自殺現場發現的一封寫著“深感情緒困擾”的遺書證明了這一點[2]。
但若我們深究“情緒困擾”之根源，亦不難聯想起他與同性戀人唐唐十余年的感情糾葛，從早期向外界隱瞞他們的關系并雙雙移民加拿大，到1997年后迫于外界和媒體公開關系，前后二十年時間里他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回想“張國榮事件”發生的2003年4月，小報趨之若鶩借此話題紛紛炒作，當許多人僅僅以“好奇”或者“窺探”的心理去探究這位一代巨星的感情是非時，與事件同日的４月１號生效的阿根廷公民聯姻法首次承認了同性結合的正當性，韓國人權委員會于４月７日提出了一項旨在保護同性戀者合法權益的決議，美國高等法院聽證同性戀性行為訴訟案已進行了兩周有余，而在北歐尼德蘭，允許同性結婚的法案已頒布了數年之久。試想，假如中國兩岸三地有類似的立法，張國榮還會選擇死亡嗎？答案雖很難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要承受的壓力會大大減少，感情狀態也會更加穩定，災難也許就可以避免。
雖然該事件僅僅逝去5年時間，全球許多國家在同性戀保護和同性伴侶關系認可方面已取得了諸多進展。如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和地區已達到8個，他們分別為荷蘭、比利時、加拿大、西班牙、南非、挪威和美國的馬薩諸塞州和加利福尼亞州。雖然同性婚姻法案在這些國家或單行立法或與異性戀婚姻統一立法形式不一，且各國相關法案賦予同性伴侶的權利和義務并不完全等同，但它們在法律基本原則和立法精神上是一致的，比如：達到法定年齡的同性伴侶可選擇自由結婚；同性婚姻與異性婚姻同等適用一夫一妻和禁止重婚制度；同性或異性伴侶同等適用互盡尊重、幫助及協養責任之原則；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在稅收、財產、收養和繼承等方面權利和義務基本等同。
除了同性婚姻之外，念于傳統反對派的壓力，各國政府紛紛尋求中間路線，試圖創建一種新的法律制度以平衡各方的呼聲。1989年丹麥通過頒布“6月7日法案”首創了“注冊伙伴關系”形式，雖然經由行政注冊的同性伴侶并非傳統婚姻意義上的夫婦，但他們享受和普通異性婚姻基本等同的權利。這一中立性的法律獨創技術迅速傳播到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雖然注冊伙伴關系在各國法律中名稱不同，但在性質和形式上是大致相同的。
可惜的是，在這樣一場全球同性戀解放和造法運動中，中國不僅落后于走在家庭法頂端的北歐前鋒國家，而且已被諸多東歐和南美國家遠遠地拋在后面。記得在2001年婚姻法修訂的時候，著名學者李銀河就曾指出，未給予同性戀者平等的法律地位是修訂的不足之處。但礙于國人對該問題重視不夠，加上政府多年來在文化上的封鎖，使得李女士“孤掌難鳴”，她的提議最終沒有得到采納。但是，法無明文規定的問題不一定就是微不足道的小問題。據權威機構預測，中國的同性戀者的人數約在3000萬左右，這可能大致等同于某一偏遠省份的人數總和，甚至是某一小國總人口的數倍，假如這樣的問題是小問題，那么什么樣的問題才能稱之為大問題呢？
有人會說，3000萬人的問題在中國只是一個少數人的問題，法是具有社會服務性的法律法規的總稱，法毫無疑問是為了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存在的。這樣的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成分。雖然關于“法是什么”的爭論由來已久，各種學說流派也如蒼穹中之群星，以其智慧的光芒相互輝映，但是到現在也尚無定論。在近代國家的立法實踐中，大都會打出“正義”、“公平”、“理性”的自然法旗幟，因此按此種指導思想頒布的法律無疑具有普遍適用的意義。盧梭就曾在他的《社會契約論》中指出，法律的本性在于意志的普遍性與對象的普遍性的結合。所謂的“意志的普遍性”即“公意”，超越于眾意、黨派意志和個別意志之上的公意。這種“公意”與人治是針鋒相對的。“對象的普遍性”是指法律只考察臣民的共同體以及抽象的行為，它對所有人一視同仁，采取同一態度。盧梭的觀念雖推動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深入，但也恰恰是大革命的檢驗，使其顯示出了負面和消極性。歸根到底是因為在階級社會中，道德理想國在現實中缺少土壤。眾口難調，法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少數人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也有人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劃分“多數人”與“少數人”的標準有兩個，一是人數上的眾寡，二是隱性標準——影響力。前者無需贅言，后者的含義在于，雖然有些問題的涉及面僅僅是純粹數量意義上的少數人，但由于該問題的影響力較大，體現出的社會矛盾較為突出，或者具有某種象征的意義，現代社會也往往都加以立法。因此，僅僅從人數上去考察一個問題是否有立法之必要，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多數人”問題與“少數人”問題之間有可能進行轉化，用靜態的眼光去規制動態的問題，顯然是不合理的。甚至有的學者曾斷然指出，衡量一個國家法制水平與文明程度高低的最好方法，是將該國的“弱者”的生存現狀及其權利立法進行跨國間的橫向比較，這種說法雖有些絕對，但也不乏可取之處。
目前中國政府盡傾國之力建設和諧社會，但和諧不應為犧牲少部分利益而成全大多數人的和諧，而應該是一種平衡各種力量并使社會弱者有所仗依的全面的和諧，況且尊重和保護人權原本就是世界潮流，身為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誰都無法逆潮流而動，對同性伴侶予以法律上的認同不僅可以滿足中國3000萬同性戀群體長久以來的訴求，更是一個窗口向全世界展示中國在弱者和人權保護上的進步。
爭論雖不會停止，但張國榮的生命卻從此逝去了。不為許多人所知的是，他生前曾數次為香港的同性戀民間組織打氣，為其爭取正當的權利而奔走呼號。從這一點上看，他不僅是一名忠于自我的巨星，而且稱得上是一名勇士。一個時代從此離去，但它留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不僅應在爭論中有所得，而且應該在爭論之后有所為。
參考文獻：
1、新浪娛樂：《張國榮52歲冥壽活動多，陳淑芬寶福山祈》， http://ent.sina.com.cn/s/h/f/zgr.html，最后訪問日期：2008年9月23日星期二17：59
2、季建林、張鳳鑄：《張國榮•自殺•抑郁癥》，《家庭醫藥》，2003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