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沖 ]——(2009-1-24) / 已閱7307次
論審前準備程序中幾對關系問題的定位
陳沖
（海門市人民法院）
摘要：審前準備程序的設置已成為各國民事訴訟立法的共同選擇。我國尚未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審前準備程序。構建審前準備程序應考慮三大關系問題的定位：（1）審前準備程序與庭審程序的關系；（2）法官訴訟指揮權與當事人權利的關系；（3）審前準備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與效率的關系）。
關鍵詞：審前準備程序；民事訴訟；當事人
在民事訴訟制度中設置審前準備程序是大多數國家的共同選擇，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法中均有關于審前準備程序的規定。我國民事訴訟法雖然在第一審普通程序中對審前準備作出了規定，但尚未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審前準備程序，不具備審前準備程序所具有的確定爭點、固定證據、促進和解的功能。設立審前準備程序的必要性已成為不爭之論，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設立審前準備程序。通過合理的審前準備程序的設置，實現兩大目標：一是促進審理集中化，二是尋求替代性糾紛解決的可能 。審理準備程序的構建應考慮以下幾對關系問題：（1）審前準備程序與庭審程序的關系；（2）法官訴訟指揮權與當事人權利的關系；（3）審前準備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與效率的關系）
一、審前準備程序和庭審程序
各國不管設置什么樣的審前準備程序，其設立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庭審目標的實現 。基于程序公正和公開的要求，法律設定某種特定的形式和程序來約束法官的審理行為是必須的，這種形式和程序便是開庭審理。現代民事訴訟的基本法理是法官應當通過公開、對決的開庭審理獲得有關案件的信息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案件當事人孰勝孰負的最終結論，即以庭審為中心。庭審需要當事人和法官對席、公開、直接、言詞，故庭審應盡可能通過一次性集中審理而結束。審前準備程序基此產生了存在的必要。“完備的庭前準備+一次性集中審理”成為理想的糾紛解決模式。各國設立審前準備程序最初目的都是為了實現集中化審理，避免當事人的訴訟突襲，提高庭審的效率。
審前準備程序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除了實現立法者在設立時確立的上述價值外，漸漸衍生出其具有削減糾紛的獨特價值，通過當事人和解、簡易判決、不應訴判決等審前排解糾紛的形式，使大量案件消減在庭前。使庭審程序真正適用于哪些存在實質性爭點的案件。這可能是當初立法者沒有明確確立的立法目的，在不經意間反而成為審前準備程序一個重要的功能和價值。審前準備程序的存在決不是程序的繁瑣和復雜，而是程序公正和庭審效率的內在要求，審前準備程序具有的消減糾紛、排除庭審的功能，使“準備程序+一次性開庭審理”成為既確保程序公正，又保證訴訟效率的一種理想的訴訟模式，現代西方國家紛紛采用這一模式即說明了這一點。
民事訴訟活動的規律決定了審前準備程序存在的必然性，無論簡單案件還是復雜案件，其進入民事訴訟便意味著審前準備程序的啟動。所不同的只是：適用于簡單民事案件的審前準備程序相對簡單，而復雜民事案件所適用的審前準備程序則應當相對復雜而已。我們必須根據每一案件的復雜程度，在程序的設計上安排多種形式的審前準備程序，供當事人選擇。那種認為簡單民事案件可不適用審前準備程序直接實行“一步到庭”的觀點，是對民事訴訟規律的漠視。
庭審程序對于案件審理具有重要意義，但并非每一案件都必經庭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本質目的在于解決當事人的事實爭議，因程序公正的需要，法官必須通過直接、言辭、公開的庭審方式聽取。如果當事人對事實無爭議或者自愿放棄庭審權利，案件就沒有必要通過開庭方式加以解決。因此在程序的設計上，除了設置司法ADR等當事人庭前和解程序,還必須設置簡易判決、不應訴判決等無須通過開庭解決案件的程序。西方國家紛紛改革民事訴訟程序，一定程度上就是改革審前準備程序，而審前準備程序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就是如何發揮審前準備程序消減糾紛的功能，以適應民眾訴求與司法資源不匹配的矛盾，以緩減司法遲延，司法ADR等由此應運而生。我們在改革審前準備程序的時候，必須注意到這一新動向，在保證當事人有被聽審權利的同時，發揮審前準備程序消減糾紛的功能，節約國家寶貴的庭審資源，同時減輕當事人在訴訟階段的投入。
二、法官訴訟指揮權與當事人權利的關系
“民事訴訟中法官與當事人相互之間的地位問題，是一切民事訴訟制度的中心問題” 。當事人權利與法官職權，是推動訴訟程序運行的動力，當事人權利與法官職權在程序控制中的動態均衡，決定了不同訴訟結構、模式及其功能的差異。審前準備程序作為訴訟程序中的重要一環，該階段當事人權利與法官權力的不同配置，決定了不同的審前程序的模式。
以訴訟中法官職權和當事人訴權的不同作用來劃分，根據民事訴訟法學者的研究，當今世界各國的民事訴訟制度可以類型化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兩大基本模式。至于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各自的構成特征和劃分標準問題，學者們在認識上分歧很大。主要有兩種劃分標準。一種是根據程序主體對訴訟程序的控制權作劃分，如果當事人掌握了訴訟程序運行的主導權，就稱為當事人進行主義，反之，如果法官負責程序的運行，就稱為職權進行主義。另一種是根據程序主體在形成審理對象上的不同作用作劃分，如果認定案件事實的有關訴訟資料只能由當事人提出，就稱之為辯論主義，反之，如果法官在收集證據及訴訟資料上擁有主導權，則稱之為職權探知主義 。
根據當事人和法官在審前準備程序運作中的不同主導權來加以區分。英美法系審前準備程序采當事人進行主義，程序的運作由當事人主導，比較強調當事人的程序保障，法官在審前準備程序中相對消極。德國和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審前準備程序采職權進行主義，法官被課以一種促進訴訟的義務，準備程序展開后的各種程序問題幾乎都是由法官主動負責處理，法官甚至可以采取所有具有準備性質的訴訟指揮權，法官在案件早期階段就積極介入，以求得案件的迅速解決。大陸法系的法國雖然在法律上賦予準備程序法官極大的訴訟指揮權，法官可以決定程序的啟動、終結、確定當事人準備活動的期限，但大部分法官的職權活動都是依當事人的申請而啟動的。兩大法系各國民事訴訟目前都面臨著如何公正、迅速、經濟地解決民事糾紛的共同任務，因此各國都在加強法官職權作用。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通過法官依職權運作訴訟，是一種加強法官職權作用的做法。英美法系加強法官職權作用是另一種做法，并不是以法官職權運作程序的方式完全取代當事人運作訴訟，而是法官依職權對當事人運作的訴訟程序加強管理和監督。美國1983年修改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將對發現程序的管理作為法官的職責，通過從發現程序開始時指定其結束期限，到實際展開過程中對種種程序問題的調整，法官開始日益普遍地發揮更為積極的管理職能。
根據當事人和法官在爭點確定和訴訟資料的收集和提供上的不同主導權加以區分。無論是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就當事人決定事實爭點并負責就爭點提供證據而言，兩大法系國家均采同一立場，采辯論主義。辯論主義體現了現代民事訴訟的基本法理。民事訴訟解決的是當事人間私權利的糾紛，在國家權力與當事人權利的關系上，國家權力要受當事人處分權的限制和約束，當事人不主張、不爭執的事實，法院不能主動審判。在辯論主義的原則下，法院的審理范圍被當事人所提出的主張所限制，禁止法官主動處理當事人雙方都未提出的事實，在這個意義上，體現了當事人主張對法官行動的限制。就決定被審理的案件實體而言，兩大法系當事人均處于支配訴訟的地位，實際均是當事人主義。
我國目前訴訟程序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訴訟遲延，而是法官的超職權作用。我國傳統民事訴訟模式被認為是一種超職權主義模式，此模式片面地認為民事訴訟的本質是法院查清案情，解決糾紛，而忽略了當事人的程序主體地位，忽略了當事人的程序保障權。傳統民事訴訟模式要求法官在審前準備階段就必須對案件從實體和程序上予以全面審核，主動調查收集證據，要求在庭前把案件事實搞清，造成庭審形式化。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已經認識到了這種超職權主義的危害，逐步弱化法官的職權。可以說，與世界各國不斷強化法官職權的時代潮流相較而言，對于實行典型職權主義模式的我國，審前準備程序的改革恰恰是從英美法日等國的對岸出發，向他們迎面走去，需要弱化法官的職權 。審前準備程序的設置應以當事人行使訴權為本位，把訴權置于制約審判權的優先地位，而審判權的行使則以保障當事人訴權的充分實現為宗旨。就我國民事訴訟審前準備程序而言，就是要發揮當事人對爭點形成和證據收集的決定作用，當事人沒有提出的事實和證據法官不得主動依職權調查收集，當事人沒有爭議的事實，法官應當作為判決的事實依據，法官庭審中對事實和證據的審查范圍也僅限于當事人提出的事實和證據。
同時，我國審前準備程序的構建也應盡量避免西方國家走過的彎路。法院除對當事人的爭議擁有認定事實并依法作出裁判權外，還有一個主要職權，就是保障當事人進行的民事訴訟活動在法律規定的程序框架內順利進行。我們在審前準備程序的設計時，除了保障當事人訴權的充分實現，還必須加強法官對審前準備程序的監督和管理，以促使審前準備程序發揮正當功能，防止當事人濫用訴權。我國民事訴訟立法主要來自大陸法系的德國法傳統，我國審前準備程序的程序設計應借鑒德國和日本等國的經驗。程序運作由法官依職權主導，但就爭點的形成和證據資料的提供而言，應采辯論主義原則，由當事人進行主導。
三、審前準備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與效率的關系）
日本學者小島武司在其《訴訟法系之再考察》中的總結報告中指出，民事訴訟的普遍理想在于實現妥當、公正、迅速、廉價的糾紛解決。妥當和公正代表了訴訟的正當性概念，迅速和廉價代表了訴訟的效率性要求。訴訟的正當和效率要求貫穿整個訴訟過程，兩者有時能相互促進、相互補充，但有時又處于相互抵觸、相互矛盾狀態 。
在制度上以獲得判決為目標的民事審判中，法官被要求必須主要通過開庭審理這種場合和形式來了解把握案情，這個規范性的要求主要來自于訴訟的正當性要求，而并非效率性要求。以典型的調解過程為例，調解者可以不拘形式地分別詢問當事人，隨時提示自己的解決方案并說服當事人接受這種解決方案，一定程度上要比公開對抗的庭審程序更為容易“吃透案情”，更具效率。但是為了使判決本身獲得正當性，審判者的權力必須受到當事人訴權的制約，法官把握了解案情的過程在相當程度上必須按一定的程序要求，于特定的場合或形式下進行，這就是開庭審理。開庭審理不可能隨時隨地進行，如無必要的準備，往往會造成審理時間的拖延，庭審的內容也無法達到充實及集中的要求，大大影響庭審的功效。為了使法官真正通過有限的開庭審理來取得作為判決基礎的訴訟資料，在開庭之前作一定的準備就成為必要。為防制當事人濫用審前準備程序，法官介入和控制審前準備程序便成為必要。如何合理界定法官在審前準備程序的介入度，既保證法官不至于在沒有充分程序保障的情況下形成對案情的實體性判斷，又保證為開庭作好準備，使庭審在有限的時間內能夠有效進行，便成為準備程序設計和運作中最基本的問題之一。
我國傳統“四步到庭”的弊端在于法官在庭前對案情介入過深，職權過大，容易形成思維定勢，庭審成為法官驗證先驗觀點的場所，使庭審形式化。而“直接開庭”、“一步到庭”的弊端卻在于法官對案情絲毫不介入,法官與當事人間缺乏案件信息的必要交流，造成庭審的非效率化。
合理界定法官在審前準備程序的介入度，既保證審前準備程序有序進行，不致拖沓，又防止法官介入過深，導致思維定勢。理想的制度設計是當事人在準備程序中，在實體和程序均已作好充分準備，而法官只能在程序上作好充分準備，而不能在實體上作好充分準備。法官在準備程序中只能從事準備行為，而不能從事審理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