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德國阿登納基金會資助的“法律、法規的合憲性審查”項目的最終研究成果。根據項目的基本要求，本書側重于在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并以此實現課題立項時所要達到的立項要求。
第一，本書對違憲審查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在這一部分，總共研究了三個問題，一是研究了違憲審查的價值功能、歷史發展和基本類型。本書在介紹違憲審查的價值功能時，將違憲審查作為實施憲法的一項重要制度，并且是保障憲法的法律權威性的重要制度措施。通過違憲審查，發現和糾正各種違憲現象和問題，從而更好地保證憲法得到有效實施。此外，為了進一步明確違憲審查的制度功能，本書還通過比較違憲審查與憲法監督、憲法訴訟的價值功能的區別，進一步明確了違憲審查作為保障憲法實施的一項重要憲法制度所具有的獨特的制度功能。本書還對違憲審查的起源以及歷史演變作了較為詳細地介紹和探討，指出現代違憲審查制度經過了萌芽、發展和成熟三個不同的階段。該制度最早起源于1803年美國最高法院所審理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在該案件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創造性地行使違憲審查權，宣布了違憲的法律無效這一違憲審查的重要原則，明確了憲法作為根本法所具有的法律效力。違憲審查制度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地發展出不同的制度模式。20世紀初期，在歐洲大陸發展出以審查違憲案件為主要目標的專門的憲法法院，憲法法院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得到了迅猛發展，并在保障憲法的實施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違憲審查制度主要存在兩種模式：一種是美國式的附帶型違憲審查模式，即由普通法院在審理普通案件的過程中，對違憲問題進行附帶審查；另一種是德國式的憲法法院模式，即普通法院不能審查違憲問題，必須由憲法法院來處理違憲問題。此外，還有法國憲法委員會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就目前的違憲審查機制來說，主要是針對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進行的違憲審查。而這種對法律的違憲審查通常分為事前審查(如法國憲法委員會在法律正式生效之前進行的審查)和事后審查(包括美國的普通法院和德國的憲法法院都是基于具體的案件來進行審查)。許多國家正在將事前審查與事后審查兩種制度結合起來使用，并以此來作為保障憲法實施的重要機制。
在違憲審查的基本理論部分，本書還對違憲主體和違憲審查的對象這兩個問題作了詳盡地研究。針對以往違憲審查理論沒有明確地區分違憲主體與違憲審查對象在違憲審查理論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價值，本書對這兩個概念進行了嚴格地區分。首先，違憲主體是違憲行為的實施者，建立違憲審查機制，對違憲現象進行必要的監控，歸根結底還是取決于對實施了違憲行為的主體進行有效地監控。只有違憲主體自身的行為得到了憲法上的必要的監控，各種違憲行為或者是違憲現象才能得到有效避免。從違憲主體的認定標準來看，違憲主體必須是憲法上賦予了憲法職權的憲法關系主體，那些不是依據憲法的規定而行為的主體，如普通公民的日常行為、企業法人的生產經營行為，都不能視為違憲主體的行為。一般來說，違憲主體包括國家立法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國家司法機關、依據憲法授權的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等。其次，違憲主體的行為比較復雜，并不是違憲主體的所有行為都屬于違憲審查的對象。違憲審查的對象在性質上是與受憲法約束的對象在內涵上是等同的。所以，只有依據憲法的規定產生的國家機關行使憲法職權的行為、國家立法機關依據憲法賦予的立法權制定的法律規范以及公民個人依據憲法行使基本權利的行為才受憲法的約束，因此，也才能成為違憲審查的對象。最后，違憲主體與違憲審查的對象在整體上是以違憲審查的客體的性質與行使違憲審查權的違憲審查機構相對應的。在現代法治國家中，由于國家機關的一切權力都是基于憲法的規定而產生的，因此，在制度上明確違憲主體與違憲審查的對象的概念以及兩者之間的價值區分，有助于突出在法治社會中合憲性概念的至高無上的價值地位，有利于全面實現憲政的價值理想。
第二，本書的第二部分，全面和系統地介紹了6個國家的違憲審查制度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其中，作為違憲審查制度最具代表性的美國普通法院式的違憲審查機制、德國專門的憲法法院式的違憲審查機制以及法國的憲法委員會式的違憲審查機制，在該部分都作了歷史和現狀的全面地考察和分析，基本上概括了這三種具有代表性的違憲審查制度的基本內容和主要特征。此外，本部分還重點介紹了亞洲目前三個實行了違憲審查制度的國家中的違憲審查機制，其中包括借鑒了美國附帶型違憲審查模式的日本的違憲審查機制，借鑒了德國憲法法院模式的韓國的違憲審查機制以及綜合地借鑒了國外違憲審查制度的經驗而產生的泰國的違憲審查機制。應當說，通過對上述6個國家的違憲審查制度的介紹，對于了解違憲審查制度的發展歷史以及國外目前存在的違憲審查制度的總體狀況，在學術研究的層面上是很有幫助的，也彌補了目前國內憲法學界對國外違憲審查制度介紹不夠系統、全面的不足。
第三，本書的第三部分是關于中國的違憲審查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在本部分中，主要探討了中國的違憲審查制度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目前的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從總體上推進中國的違憲審查制度建設的對策；與此同時，本書還就“孫志剛案件”引發的“法律、法規的合憲性審查”問題進行了學理分析，指出了目前我國違憲審查的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理論認識誤區和實踐中的認識盲點。此外，本書還就憲法在中國的司法審判中的適用性問題，結合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司法判決，進行了比較實證的分析，指出了目前憲法在司法審判中被適用的狀況以及存在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提出了如何進一步強化憲法在司法審判中的適用性，健全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違憲審查制度的學術建議。
此外，本書還附錄了兩篇探討我國違憲審查理論與實踐的英文論文，其中的主要觀點在本書第三部分研究成果中有所體現，但也有一定發展，這些英文論文是主編參加國際研討會時提交大會的發言稿，反映了課題的一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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