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勞斯和沃格林作為思想家都充滿魅力,他們身上有不
少相同的地方,讓人抑止不住要把這兩位哲人拿來比較一
番一一可是,這兩人的思想又顯得非常不同,分歧巨大,又使得
任何想要做一番比較的人感到棘手得很。
施特勞斯和沃格林都是猶太裔,都在德語國家長大和接受
高等教育,二戰前先后從德國和奧地利流亡美國,隨后在這個新
大陸的學界嶄露頭角,又碰巧都搞政治哲學:施特勞斯基于
1949年在芝大的講座而寫成的《自然權利與歷史》和沃格林基
于1951年同樣在芝大的講座而寫成的《新政治科學》,也都成為
各自思想成熟的標志。兩人的思想出發點可以說都是對現代性
的哲學批判,而且也都從思想史人手一一尼采的現代性批判已
然清楚指明:西方的現代性痼疾病人膏肓,沒有對整個西方思想
史的通盤把握同時又對好些關鍵性的細部了如指掌,就不可能
成為一個有資格給現代性把脈看病的良醫一一20世紀以后,思
想大家必定顯身為思想史大家。無論對整個西方思想史脈絡的
把握還是對各個細部的深入理解,施特勞斯和沃格林都顯出敏
銳的思考眼光和深厚的學問功夫一一盡管兩人對細部的掌握各
有偏重、對整個西方思想史脈絡的把握更是南轅北轍……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把施特勞斯與沃格林作對比
觀.對于我們深入西方思想史問題的縱深非常有吸引力。可是,
要做這種對比談何容易!因為,需要對比的不是兩人的
“同”一一這方面幾句話就可以說完,而是兩人的“異” 要把
這方面說清楚,我們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甚至世代,而且能否想
清楚和說清楚,還不一定。
施特勞斯與沃格林的公開論爭,僅見于沃格林給施特勞斯
《論僭政》寫的書評和施特勞斯在《論僭政》增訂版中的簡短回
應。因此,兩人通信的刊布對于我們作對比觀照意義重大
從通信中可以看到,兩人原來并非老朋友,而是到美國后在學術
交往中才相互結識(寫信都很客套)。隨后,兩人之間有過一段
時間的思想交流 從兩人一生的角度看,這段時間非常短暫,
似乎雙方都想說服對方,最終不了了之。施特勞斯顯得率先放
棄說服或交流的意愿,兩人的交往日益疏淡,最后干脆差不多沒
往來……
這倒沒有什么可遺憾的。在真正的思想家之間,任何相互
之間的說服可能都會以徒勞告終,重要的是看清楚對方的立場,
從而進一步想清楚自己的立場。對于我們來說,問題便在于:他
們兩人看清楚了對方的立場嗎?如果看清了,雙方各自是怎樣
看的?如果沒看清,又是怎樣沒有看清?倘若僅有一方看清了
對方,而另一方并沒有看清對方,那么,看清和沒有看清的是哪
一方……凡此種種都引人興味。
如果要從施特勞斯與沃格林的對比中有所收獲,應該從哪
個問題位置入手?
《信仰與政治哲學:施特勞斯與沃格林通信集》一書的編者
似乎已經為我們提示了論題位置:沃格林與施特勞斯的差異,就
是信仰與政治哲學的差異一 換言之,沃格林一生中的主要著
述看起來是在搞政治哲學,實際上是一種信仰的哲學表白。
這本書的編排也很有意思: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
施特勞斯與沃格林的通信,第二部分由兩人的各兩篇論文構成,
第三部分是兩人在美國的后學們對兩人分歧的思考。不知道是
有意還是無意,第二部分的四篇論文的編排是這樣的:沃格林的
兩篇文章被編排在施特勞斯兩篇文章的中間,好像處于受到夾
擊的位置。僅從文章標題來看,施特勞斯的兩篇文章就像是對
沃格林的兩個論題的尖銳挑戰 或者說,開始是提醒……然
后是批判。
這兩個勤勉的思想者雖然擦肩而過,卻向我們透露出不少
重要的思想史線索。西方思想很早一 早在古希臘時代就蟄伏
著危機,而危機的根源就在哲學與宗教的關系。古代希臘的城
邦制度毀滅以后,哲學并沒有隨之入土,而是隨著希臘化進入了
猶太教、基督教,中古前期又進入伊斯蘭教;到了近現代的西方,
則形成了基督教哲學,麻煩的現代性問題似乎就是從這種哲學
中生發出來的……當哲學進入最后一個古老的文明宗教一 儒
教時,現代性問題已然成為痼疾。反過來看,漢語思想倘若不突
破近現代西方哲學的視界,深入到西方思想的原始沖突中去,就
沒有可能把自身面臨的問題思考得桶底脫落一一猶太教、基督
教、伊斯蘭教如何應對哲學的登堂入室甚至入室操戈,恐怕才為
儒學如何應對自身的困境提供了歷史的經驗教訓。
1958年,沃格林從美國返回歐洲,在慕尼黑大學哲學系執
教,建立并主持慕尼黑大學“政治學研究所“(Institut fur Poli-
tische Wissenschaft)達十年之久 令人費解的是,在戰后的
德語哲學界,沃格林幾乎沒有留下影響的痕跡。退休以后,沃格
林又回到美國,繼續據說因建立“政治學研究所”而耽擱下來的
《秩序與歷史》后兩卷的寫作(參見Peter J.Opitz為沃格林的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1989]所寫的德譯本導言
[1994])。沃格林1938年到美國,1942年就在美國Baton的
University。{I.ouisiana找到了教職一一就學界的外在名聲而
言,沃格林似乎比施特勞斯要大得多(差不多二十年前,國朝學
界已經有人撰文介紹沃格林和他的<<新政治科學》,見《國外政治
學))1987年第3期),卻未能像施特勞斯那樣,教出一幫出色的
弟子,從根本上修理了美國高等教育中最為核心的要件,其歷史
意義至深致遠 施特勞斯做到這一點,靠的不是創辦“研究
所”或“研究中心”,而是單槍匹馬、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地教書,
帶領一屆又一屆學生老老實實、一本一本地讀我們自以為耳熟
能詳的古典名著。
1998年筆者著手組譯本書,何子建譯出施特勞斯的《雅典
與耶路撒冷》和阿爾提澤的文章、林國榮譯出<<神學與哲學的相
互關系》,隨后刊于筆者當時主編的《道風》學刊。何子建因博士
課程太忙不能繼續翻譯,由張新樟博士接手,譯出了書信全文
(書信編排按施特勞斯的生命時段分期,以便與施特勞斯通信集
(《回歸古典政治哲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對應,便于讀
者對勘;隨后張新樟博士因去德國做博士后研究,譯稿又擱下
來……直到去年,謝華育接手譯出余下的全部篇章,并校訂了書
信部分,全書翻譯終于完成一一可謂好事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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