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用革命性來概括環境法的特點是再恰當不過的。它
像一頭不怕虎的初生牛犢，帶有勃勃生氣， 向傳統的法律制度和法
學理論提出了挑戰，過去人們所津津樂道的那些構成傳統法學理論
的完美概念、權利一義務范疇以及法典的抽象性、邏輯性和可演繹
性正在受到可持續發展標準的重新審核。一方面，公共性私權與個
體性公權競相涌現、政策與法律的界限日益模糊、公法與私法曰漸
交融，法律的道德化與道德的法律化已不是偶然的和個別的現象；
另一方面，一些新的術語的出現也使人感到應接不暇：可持續發
展、環境影響評價、排污權交易、公眾參與、嚴格責任、公平責
任、以天計罰、雙罰及多罰等。難怪國外一些學者在驚呼“環境
法是最不講道理的法律”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環境法是本世紀
帶動法學理論發展的最有生命力的法律部門。
事實上，革命的環境法也帶來了傳統部門法的變革，從大陸法
系國家對“不可稱量物”的保護和“近鄰妨害”概念的出現，到
英美法系侵權法領域市場份額責任的確立；從亞馬遜河流域開發與
保護條約的簽訂，到太空垃圾的控制性立法；從日本的四大公害病
判決到美國的環境糾紛調解程序；從法體系到法制度、從國際法到
國內法、從實體法到程序法，無一不在發生著有利于環境保護的
變化。
如果說環境法的革命性是對世界各國環境法的理性認識，那
么，用“我們需要一場變革”來概括中國環境法理論與實踐的現
狀是合適的。
中國的環境立法始于1973年，幾乎與世界發達國家同步，早
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很多國
家都還在承諾積極開展環境立法的時候，我們已經十分自豪地向世
界宣布：中國已經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環境法體系。的確，中國自進
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環境立法真正走上了“快車道”，沒有哪
一個領域能夠像環境法一樣，幾乎是年年有法律，甚至是一年有幾
部法律通過。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國環境立法發展最
為迅速的年代里，淮河形成了全流域污染、珠江流域尤其是珠江三
角洲的污染問題也曰益突出，一再有報道說某些嚴重污染的城市或
地區已經沒有青年符合征兵的身體條件，中國的某一城市已成為全
世界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生態環境保護方面，長江源頭的冰川
正在縮小、長江流域早已是連年水患、黃河嚴重斷流、水土在流
失、草原在退化、森林在消失……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在中國，
一方面是環境立法的空前繁榮，各類法律、法規大爆炸；另一方面
則是每一部法律都未能得到真正的實施，使老百姓感到中國的法律
“無用”、“無能”。
中國環境法的發展，一直受到非理性思路的重大影響， “摸著
石頭過河”、“成熟一個制定一個” 同樣是環境立法的主要指導思
想。在這種思路下，既缺乏立法內在體系化的思考和設計，也缺乏
立法的基礎性分析和實證性研究，更缺乏厚實的理論基礎。其結果
是必然的：一是中國環境立法變動性大，往往容易就一時一事作出
規定，缺乏對某一社會現象全面的完整的規定；二是立法的合理性
差，各部門分別從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推出于已有利的法律、法規，
缺乏對法律運作規律和基礎理論的深入研究。這兩種現象與中國環
境法發展中立法缺乏深層次的理論研究，“重實踐，輕研究”以及
法學家的作用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密不可分。在中國并不缺少環境
法，而是缺少能夠作為中國可持發展的基礎的合理的環境法。在此
意義上，我以為：環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論的革命，沒有理論基礎
的環境法不可能是理性的環境法。
理論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它所牽動的并非只是理論本身!
兩年前，在我開始構思一本環境法著作的時候，并沒有目前這
種思想和認識。只是希望構筑一個完美的環境法理論體系，為中國
的環境立法作詮釋。最初，我提交給出版社的大綱也正是這樣的一
個自以為榮的體系。整個構思的重點在于從“全新角度”認識中
國環境法，建立環境法的理論。按照這一思路，到1998年暑假前，
我已經完成了20萬字的寫作，對于年底交稿充滿信心。
然而，1998年七八兩個月的一場特大洪水，對我而言，真的
不堪回首。至今想來仍難以釋懷：首先是對洪水的震驚，其次是對
自己思想的懷疑。后者所造成的痛苦遠遠超過了前者。還記得
1998年的最大洪峰到達武漢時，我正在海南出差，幾乎所有人見
面的第一句話一定是問“武漢的水怎么樣了”，接到朋友從四面八
方打來的電話也是“你們家怎么樣，房子淹了沒有?”我則每天必
打一個電話回家問水位，時刻關注水情。在洪水肆虐的兩個月中。
打開電視迎面而來的是軍民抗洪的場面，從飛機的舷窗望下去我的
家鄉周圍是一片汪洋，武漢猶如一個孤島。到處是抗洪的口號標
語，時時可以聽到抗洪的歌聲， “戰勝洪魔”成了中華民族的力量
源泉。然而，“洪魔”一詞卻引起了我的如潮思緒： 曾幾何時，作
為母親河的長江變成了妖魔鬼怪，作為生命之源的水變成了人類生
命的災難?曾幾何時，人們便將自然作為了征服的對象，雖然
“我們一定要奪取抗洪斗爭的勝利”的呼聲震天動地，但在長江一
次又一次的洪峰到來時，人們除了加固堤防、扒口泄洪以讓洪峰通
過以外，面對自然的力量，我們的勝利何在?保住了武漢就是勝
利，那么，淹沒在水、中的幾十萬畝農田、幾百個村莊是什么，上千
億的經濟損失是什么，也是勝利?水患不是短期可以解決的，幾十
年來，我們哪一年不防洪不抗洪，今年抗過了，明年后年呢?為什
么會出現這種狀況?
長江汛期依然，為什么到1998年并非歷史最高水位和最大流
量的洪水卻造成了有史以來的持續時間最長、影響范圍最大、干流
支流同時泛濫的全流域水患?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天災，多少是人
禍?環境保護是寫進了憲法的，并有多部法律、法規在規范資源開
發利用與保護，環境法制度在水土保持、維持生態平衡方面到底在
如何發揮作用?它們應該為緩解人類與自然嚴重對立的狀態做
什么?
諸多的問題困擾著我，迫使我反思自己過去的許多研究，特別
是正在寫作的著作。我開始懷疑自己的寫作目的、懷疑自己的思維
模式，甚至懷疑自己的能力。在這種狀態下，根本無法完成原稿，
幾乎近半年時間完全未能動筆。惟一能做的是將已完成的20萬字
化為灰燼。
現在的這部書稿，是“蛻變”過程的反映。首先是自我反思、
自我批判、走出自我的結果；其次是對環境法的現狀與未來重新評
價與定位的產物。也許，讀者會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批評氛圍，字里
行間難免有火藥味。但真的是“愛之深”、“恨之切”，更何況，就
在1999年，我在寫作本書的時候，長江又經歷了一次不亞于1998
年的大水災。作為環境法研究者，對此決不可能無動于衷。
在這本書中，我已無意構筑一個精美的理論框架，只是希望為
中國環境法的革命進行一些有意義的探索。正如我前面所言， 中國
環境法的革命既建立在環境法的革命性基礎上，也建立在對中國環
境法現狀的理性認識之上。我通過對環境法革命性的認識所提出的
中國環境法革命的諸多設想，與其說是想建立一個環境法的理論，
不如說是提供一個引起大家批評的“靶子”。如果該書或其中的一
些觀點能被“群起而攻之”，我將十分欣慰和滿足。環境法學界沒
有爭論的局面太久了，我渴望爭鳴與思想的碰撞。
本書的結尾，我收入了4篇最近發表在報紙上的小文章。首先
表明對現實的高度關注，更重要的是將理論運用于實踐的一種
探索。
感謝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給了我這次自我革命的機會，也感謝
本書中引用的參考書籍、論文的作者。沒有他們的思想，就沒有我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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