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志來 ]——(2009-6-17) / 已閱19425次
論環境侵權的弱者保護
余志來
摘要：環境侵權具有與以往傳統侵權截然不同特性，集中反映了環境侵權當事人之間的不對等性，并使得環境侵權的受害人具備了弱者身份。環境侵權的弱者保護不僅是環境侵權自身要求，同時具有深厚的人權基礎和實質公平 的本質。弱者保護理念的引入和運用，對于環境侵權理論的構建和制度的創新將發揮著基礎性作用。
關鍵詞：環境侵權的弱者保護；人權；實質公平
20世紀中期以來，伴隨著環境破壞和環境污染問題的日益嚴重，“環境危機”成為威脅人類生存、制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環境問題”也驟然成為全球性課題。就我國而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大規模展開，由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造成的環境侵權現象及其救濟將成為今后我國的一大社會問題。然而，當前我國的環境法學研究是注釋法學或者說偽注釋法學一統天下的局面，這對環境法的發展是百弊無一利的，使得環境法學的研究長期處于低水平 重復研究狀態。[1]環境法學研究需要理論，我國的環境法的理論研究和探索卻存在著相對滯后的情況。現實對環境法的迫切要求與理論研究落后之間的矛盾，影響著我國環境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并最終制約環境問題的解決，影響著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因而，加強環境法的理論與現實問題的研究是擺在法學家面前的重要任務。[2]
相對于傳統的一般侵權行為而言，環境侵權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一種新型侵權行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于環境侵權表現出不平等性、不確定性、技術性、潛伏性與復雜性等本質特性，使得無論立法界還是學界對環境侵權在歸責原則、因果關系推定、舉證責任分擔、起訴資格等方面都無一例外的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舉動。進一步比較，我們不難發現，這是現代新型侵權行為所共有的現象。這不僅是法律之公平正義價值的再現，也是現代社會所倡導的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的體現，而在筆者看來，更為準確的說是弱者保護理念在侵權領域的反映和運用，是通過賦予環境侵權的受害人以弱者地位，通過立法給予受害人特殊保護，補救其弱者地位，維持加害人與受害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弱者保護理念貫穿于環境侵權的全過程，對環境侵權制度的構建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對于環境侵權的立法、司法等具有指導意義。將弱者保護理論切實運用到我國環境侵權領域，是對我國環境侵權法學研究的理論貢獻。環境侵權中的弱者保護問題的研究，我國尚未展開深入、系統研究，有關的立法也未直接涉及。誠于有學者所言，環境法學需要理論，沒有理論的環境法學研究就像沒有靈魂的軀體，而我國現在最缺乏的也就是理論。[3]
一、弱者保護是環境侵權的自身要求
弱者是相對于強者而言的，離開這對范疇，弱者保護也就無從談起，而弱者與強者之間，本質區別在于兩者具有某種不平等性或者不對等性。環境侵權受害人如果想獲得弱者身份，換言之，要想將弱者保護理念植入環境侵權領域，就必須要求環境侵權本身具有這種不平等性或者不對等性。
環境侵權作為新型的特殊侵權，與傳統的一般侵權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是否具有不平等性就是他們之間的最大區別之一。一方面，加害人往往是在經濟、技術和信息上都處于明顯優勢的大企業、大公司，而受害人大都是弱小的一般民眾。另一方面，環境侵權是以環境為媒介發生的財產、人身或環境損害，具有緩慢性、潛伏性和連續性、損害原因的查究往往需要相當科技知識背景的支撐。以上狀況的存在造成環境民事糾紛中存在明顯的當事人特性上的不對等、法院活動上的不對等、程序上之利益與實體上利益不對等、敗訴危險分派上的不對等等諸多對受害人不利的問題或情形。[4]環境侵權的不平等性不僅表現在行為主體地位的事實上的不平等，還表現在環境侵權的當事人的不特定性、環境侵權的價值性、侵權行為的繼續性和后發行、侵權行為的地域性和國際性等特征上。
首先，行為主體地位事實上的不平等。在不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者、小業主、小作坊主，。由于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各主體的經濟實力相差不大，其作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機會也大體相當，因此傳統侵權行為人一般在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環境侵權行為中的加害人多具有特殊經濟地位和實力的工商企業，而受害人多為認知能力、防御能力和訴訟能力均較弱的分散的普通公眾，二者地位事實上存在很大差異。[5]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以將環境侵權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而環境侵權屬于民法范疇，而民法又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權利義務的法，因此法律必須對喪失平等性的受害人予以弱者保護，對喪失的平等性進行一定程度的填補。
（二）環境侵權的當事人的不特定性
在傳統侵權法律關系中，加害人與受害人是特定的，而在環境侵權法律關系中，當事人具有不特定性。著這種不特定性包括三個情形：最常見的是受害人的不特定，其次是加害人的不特定，最后還可能存在加害人與受害人的不特定，甚至出現局部混同的想象。同時這種不特定性不僅體現在代際內，還出現在代際間。當事人的不特定性使得環境侵權的受害人主張權利更加困難，首當其沖的就體現在起訴資格的限制，各國侵權法都要求原告證明自己與要求法院審理的事項有利害關系，這種利害關系的證明就使得受害人望而卻步，再加上環境侵權本身的復雜性、繼續性和后發行等特點，使得環境侵權的受害人在程序上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這也環境法律難以貫徹，環境侵權事故屢屢出現的原因之一。這種不特定性就要求我們在環境侵權領域運用弱者保護理念進行制度的創新。如美國就確立了環境公民訴訟制度，雖在起訴資格方面仍比較苛刻，但目前有緩和的跡象。[6]
（三）環境侵權的價值性
傳統的侵權行為基本都是單純的致人損害行為，不僅對受害人造成損害，而且往往危害社會安全，違反社會公共秩序。“因而在價值判斷上，傳統的侵權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無價值的行為。由于環境侵害始終與經濟發展相伴隨，諸如排放煙塵、傾倒廢物等污染環境的行為往往是各種創造社會財富、從事公共福利活動中的衍生行為，在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同時，還帶來相當程度的利益性。因此，在價值判斷上，其屬于社會生活常規、有價值、有意義的合法行為，甚至是國家鼓勵的活動。”[7]環境侵權在很多概況下本身具有合法性，換言之，加害人的行為不具有違法性和過錯，而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卻因此受到損害，依傳統侵權的過錯歸責原則，受害人權益是難以得到保障的。無過錯的歸責原則的引入，是弱者保護理念在環境侵權領域的最大體現，是人們在法制進程中自覺與不自覺的運用。
（四）侵權行為的繼續性
所謂環境侵權的繼續性，是指環境侵權行為的發生需經過一段時間才能產生損害后果。傳統的侵權行為一旦加害人停止實施加害行為，損害后果即告停止。而環境侵權的后果往往是各種因素的積累并經過相當長的時間的作用后才逐漸顯示出其危害性，并且其造成的損害是持續不斷的。不會因侵權行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往往要在環境持續作用一定時間。也就是說，其危害后果的潛伏期相當長。[8]環境侵權的這種特性對于環境侵權的受害人來說是相當不利的，這種不利不僅表現在環境侵權主體的認定上，還表現在侵權因果關系的判斷和舉證責任的分配上。因此賦予受害人以弱者身份，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此的制度安排也有更充分的基礎支撐。
（五）環境侵權具有極強的技術性
環境侵權中有大量的環境標準，如環境質量標準、環境排污標準、環境基礎標準和環境方法標準。各種環境標準在環境侵權領域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制定其它環境侵權規范的基礎，也是環境侵權司法的基礎。這就使得環境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證明，變得更加的復雜和困難，這對于社會知識水平一般的民眾，是很難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完成這些高技術性的證明活動。環境侵權具有極強的技術性同樣將環境侵權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同樣需要我們的法律予以特殊保護。
二、環境侵權的弱者保護的人權基礎
一切法律都是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環境法也是這樣。因而環境法并不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但是，追求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是環境法產生的基礎，也是環境法的直接目的。環境法可以通過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達到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貫穿于人類社會的始終。
人權，是人作為人應當享有并被社會承認的權利。從價值的序列說，人權位于所有權利的最高位階，失去人權，人也就不再為人。[9]一般來講，人權的發展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第一代人權、第二代人權和第三代人權。其中第一代人權是法國大革命時代所倡導的公民政治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這類權利的功能主要在于保障公民不受政府的侵擾。這是基于第一代人權的產生背景，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已經崛起并不斷強大，他們不甘于政治上的無權狀態，于是極力宣揚資產階級的平等自由觀，而作為社會最低層的平民，他們飽受封建專制的強權統治，他們渴望政治上的保障，以對抗強大的政府。而第一代人權的提出，正好最低限度的滿足了在政治上處于弱者的平民大眾。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一代人權的產生是對強者的限制，對弱者的特殊保護。第二代人權乃至第三代人權同樣反映這一主題，即人權出于對弱者的特殊保護。人權理論通過賦予公民等弱者基本人權的形式來抵御政府等強者的侵擾，通過對弱者給予特殊保護的形式來孜孜以求法律之公平正義。人權的提出是人類文明的巨大進步，是法律巨大進步，是弱者運用人類文明成果即法律捍衛自身基本權益的體現，是人類不同于弱肉強食的動物界的本質區別。從上述意義上說，人權的本質在于對若者的特殊保護。
環境侵權行為是侵害他人環境權益的行為，侵害對象是環境權。[9]那么環境權是否是人權，也就是環境權的屬性問題，一直以來是學界爭議的焦點之一。但有一可以肯定的是，環境權最初就是作為人權的形式被提出來的。[10]而且是作為第三代人權被提出的。西方發達國家是最早遭受環境危機帶來的災難，因此環境保護運動也最早在西方國家興起，環境權理論也發源于此，他是環境危機和環境保護運動的產物。1960年，聯邦德國的一位醫生向歐洲人權委員會提出控告，聲稱向北海傾倒放射形廢棄物的做法違反了《歐洲人權條約》，自此引發了環境權是否是人權的大討論。
1970年3月，國際社會科學評議會在日本東京召開的“公害問題國際座談會”，會后發表的《東京宣言》明確提出環境權是一項基本人權，使環境權作為人權的思想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環境與發展會議”通過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言》也將人權與環境問題聯系起來。提出人類有權生活在“尊嚴的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這是“人類的基本權利”。
1992年，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環境與發展大會”重聲了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言》所確立的原則：“人類有權享有與自然和諧的、健康和富足的生活”就這樣，環境權作為第三代人權中不可或卻新型人權登上歷史的舞臺。
三、環境侵權弱者保護的本質是實質公平
公平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價值之一，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宗旨和目的要素。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私法領域，奉行“人生而平等”的法律格言。考察晚近的私法發展，不難發現在強調抽象人格、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流下，還涌動著一股要求突破人格局限，倡導弱者保護的潮流，并且這種趨勢日益增強，勢不可擋，現在已經迅速滲透到各國私法立法中，體現社會的實質正義和公平。根據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中所劃分的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標準，我們可以將公平區分為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實質公平與形式公平不同，它是指社會范圍內實質性、社會性的公平或正義，是一種追求最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福祉的公平觀，強調針對不同的情況和不同的人給予不同的法律調整。
傳統的侵權行為一般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環境侵權雖屬于侵權行為，在其特征上卻更多表現為實質的不平等、不公平。這不僅是對傳統侵權的公平價值的沖擊，更是對公平價值理念的發展和充實。正如有學者認為：環境法則以現實的不平等為基礎來建立公平體系，在承認市場主體資源稟賦差異的前提下，給每個主體以“相對特權”，追求結果的大體公平。[11]法律從關注形式平等、機會平等到關注結果平等、實質平等，充分體現了現代社會關注弱者，保護弱者，通過賦予環境侵權弱者以“相對特權”，來追求法律之實質公平，這無疑是法律的進步，更是人類文明的進步。現代社會以抽象人格、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無身份區別保護為一般原則，弱者身份的提出，是這種一般原則的例外。這種例外的產生并在法律規范中得以體現，是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的結果。保護弱者是人類高度文明在法律上的顯像，是法律規范人性化的反映。將弱者保護理念深入貫穿與環境侵權的始終，這是實質公平在本質要求，這對于我們加強環境侵權理論創新和制度構建具有基礎性作用。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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