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禮明 ]——(2009-9-12) / 已閱53503次
（二）赦之分類
分析古代赦宥之分類對考察古代君王實行赦宥制度的動機及赦宥制度本身的合理與弊端大有裨益。一般而言，赦宥有以下幾種類型：大赦、特赦、曲赦、恩常赦。1、大赦是古代君王因遇到國家大事對全國在一定時期內判刑的罪犯頒布減免刑罰的命令。2、特赦，又稱德音，是指國家因為某種原因，皇帝特別下詔實行的赦宥。3、曲赦，是指皇帝專門針對某一地區的某一類罪犯而實行的赦宥。4、恩常赦，指與暗道非常慶典，如踐祚（皇帝登基）、改元、立原后、建儲（立太子）、帝冠（皇帝成年加冠）、封禪（皇帝朝泰山祭天地）等進行的赦免。
二、現代特赦制度概況
特赦是指國家對特定的犯罪分子免除其刑罰部分或者全部的執行，它只赦免刑罰，不赦免罪刑。我國建國以來，先后實行過7次特赦，分別是：
（一）1959年9月17日，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務會第九次會議決定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之際，“對于經過一定時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犯、反革命犯罪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
（二）1960年11月19日，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決定，對于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棄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犯，實行特赦。
（三）1961年12月16日，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七次會議決定對于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犯，實行特赦。
（四）1963年3月30日，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一次會議決定，對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犯，實行特赦。
（五）1964年12月12日，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議決定，對確實棄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犯，實行特赦。
（六）1966年3月29日，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決定，對確實棄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犯，實行特赦。
（七）1975年3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
自1975年以來，我國再也沒有實行過特赦，致使1982年的新憲法和1979年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刑事訴訟法中確立的特赦制度從來沒有實施過。
在我國目前的法律中，只有憲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對特赦稍有涉及。我國現行法律對特赦的施行既無實體規定，也無程序規定，赦免制度已完全被邊緣化了。現代特赦制度具有調節利益沖突、衡平社會關系的重要機能。在特定社會政治經濟的形勢下，適當運用赦免制度可以很好的緩解社會矛盾，調節利益沖突，從而維護國家安定和社會穩定；和諧社會呼喚現代赦免制度。 然而，我國實際上并沒有建立完善的赦免制度。
我國赦免制度的現狀是存而不廢、存而不用，這種立法的空置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是難以回避的現實。 “特赦”一直被束之高閣，如今，臨近祖國60華誕，“特赦”重新被提上重要日程。著名法學家，被尊為新中國刑法學重要奠基人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銘暄提出建議國慶60周年實行特赦。他指出特赦可以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湖南通程律師集團事務所董事長楊金柱寫信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國慶60周年特赦刑事犯罪，并提出相關議案及十大重要意義。而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刑法學者周光權認為今年特赦尚不具備條件。特赦有四個負面影響尚需論證：1、可能會影響我國的刑事法律和審判權威；2、集中特赦的罪犯，目前我國還不具備讓他們很好回歸社會的條件；3、被特赦的罪犯很可能與被害人及家屬產生直接的對抗；4、特赦還可能進一步加劇本已嚴峻的社會治安。 他認為，目前的減刑假釋等制度若執行得好，仍可起到司法人性化的作用。而對此爭論，我們是否需要聆聽大眾的聲音呢？
三、實證調查分析
（一）對學生、教師、群眾調查數據分析：
表一，學生、教師、群眾對“特赦”理解的百分比：
A(釋放) B(減刑) C(不清楚) D(其它) 調查人數
學生 29.5% 57.9% 7.8% 4.8% 450人
教師 34.6% 49.4% 8.6% 7.4% 100人
群眾 22.3% 61.3% 11.3% 5.1% 300人
平均 28.8% 56.2% 9.2% 5.8% 總計850人
由此數據表可得出，平均28.8%的人認為“特赦”是釋放； 56.2%的人認為“特赦”是減刑； 9.2%的人表示不清楚；理解為其它含義的人占5.8%。
對于特赦的理解會直接影響到公眾對特赦實行與否的價值認同與價值取向。對此，在此次調查的人中超過一半把“特赦”理解為減刑，這表明，減刑是在他們心里承受范圍之內的；他們對釋放和其它含義還未作充足的心理準備。而對“特赦”理解為釋放的人，大部分是受歷史題材的電影或書籍影響，如唐太宗大赦天下。從這里可以看出不少人混淆了現代的特赦和古代的大赦，除學生、老師中少數法學專業的學生和經常閱讀報刊，關心國家時事動態的人能對特赦有較明確的理解外，大部分人主要靠主觀推測，且還停留在一種表征的主觀認識水平上；這足以證明我國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知識至少是在現階段還是十分匱乏的；公民的法律普及教育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具體從法律專業與非法律專業學生進行的調查結果分析看，法律專業學生中44%的人認為“特赦”是釋放； 52%的人認為是減刑；4%的人有其它理解；而非法律專業學生中，32%的人理解為釋放，64%的人認為是減刑，6%的理解為其它含義（具體見下表）。
表二，法律專業與非法律專業學生對“特赦”理解的統計數據：
A
(釋放) B
(減刑) C
(不清楚) D
(其它) 調查人數
法律專業 44% 52% 0% 4% 100人
非法律專業 32% 64% 4% 2% 100人
為什么法學專業的學生選釋放的比例要高于非法學專業，而選減刑的低于非法學專業的比例呢？這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特赦在法律中涉及的很少，法學專業的學生與非法學專業的學生了解的相差無幾；
（二）我國刑法中有減刑、假釋等規定，在對減刑、假釋有了一定了解之后遇到陌生的特赦大部分肯定理解為釋放，而非法學專業的學生對減刑、假釋并無多少了解；因此選擇“減刑”略高于法學專業。這證明在我國以特赦為核心的赦免制度還不是很完善的。
表三，對今年實行特赦條件是否成熟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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