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超 ]——(2002-8-10) / 已閱25205次
3、世俗社會的影響。西方普遍認為，為了保證司法公正，法官應當與世俗社會尤其是與所在社區保持一定的距離，以避免千絲萬縷的關系網、人情網的干擾。如著名的學者兼法官波斯納認為，“訴訟所涉及到的人們與法官通常有不同的社會距離，與法官關系越近就會得到越多同情的回應，而與實際的過錯無關。”[17]所以為了實現司法公正，就應該適當割斷法官與世俗社會之間過多的聯系，以營造相對獨立的“隔音空間”，而“隔音空間”的營造將會大大壓縮隱形程序的生存環境。但遺憾的是，在我國看到的卻是另一幅景象。首先，中國無訴、和諧性法律文化向來主張“法與情諧”、“情法同在”，在司法上強調“執法原情”、“準情定讞”[18]，這為隱形程序在我國人情味甚濃的關系社會中的施展提供了極為廣闊的舞臺。其次，中國的法院和法官背負的社會承載過于沉重：一方面，他們要定紛止爭，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另一方面，要帶頭送法下鄉、扶貧支教、摧糧討債、抗洪搶險，以便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莊嚴承諾。這種滿足與被滿足之間使法律或司法權威滅失，隱形程序使得法律或程序虛無主義生成。
4、自古以來，以農業經濟為主、商業經濟不發達的中國使社會中間層消失，使得政府不得不直接面對民眾，“官本位”、“百姓崇尚權威、服從心理”由此而生，于是大眾民主觀念、參與意識淡薄，很容易使他們認為“訴訟”是國家官員的事情與己無關，國家如何進行訴訟只能服從而無需異議，而權力極易被濫用，因此，非司法化、非程序化的處理方式成為官方“愚弄百姓”的良好的潤滑劑。特別是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諸多因素尚存在極大變數，使得“在許多場合，社會變動的實踐迫使嚴格的訴訟程序要求撤退，轉而采用較有彈性的方式來處理糾紛。”[19]上述非司法化、彈性的處理方式無疑會對隱形程序的滋生和蔓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5、中國法官的素質狀況是隱形程序的誘發因素。如果說立法上有缺陷還能靠高素質的法官予以彌補的話，那么，司法一旦由素質低劣的法官或者比法官還外行的監督者所操縱則會步入“膏肓”。因為低素質的法官不僅無法滿足司法必須公開、公平、公正、理性的需要，而且會反過來侵蝕司法活動的公正性。而中國恰恰是在這方面出現了問題。據統計，截止1997年底，在全國法院系統25萬多名法官中，本科層次占5.6%，研究生僅占0.25%。[20]低素質的法官對引發隱形程序的作用十分明顯。首先，法官的業務不精會迫使他們轉移錯案風險，不厭其煩地將案件向上匯報、請示。其次，法官的職業道德較差會大大降低他們的抗腐蝕能力。最后，低素質的法官往往在觀念上更容易固守程序工具論、重實體輕程序，在執法上總是企圖擺脫正當程序的束縛而求救于隱形程序。
（二）、隱形程序的改革路徑
從前文的分析不難看出，隱形程序已成為我國司法改革道路上的一大障礙。為確保司法改革的順利進行，必須找到渠道通暢的路徑。筆者認為，當前的司法改革，除了繼續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以改善大環境以外，還應當明確從隱形程序走向公開的改革思路，具體說來應當做到以下幾點。
1、改革司法管理體制、領導體制、人事制度、財政制度，理順司法權與黨的領導、行政權、司法權之內在關系，確保司法獨立，樹立司法權威，重塑程序自治性，以便“通過排除各種偏見、不必要的社會影響和不著邊際的連環關系的重荷，來營造一個平等對話、自主判斷的場所”[21]。
2、盡快修改和完善我國訴訟法與訂立證據法。主要包括：（1）、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行證據開示制度；（2）、賦予律師訊問在場權，擴大律師閱卷范圍、為律師會見當事人疏通渠道；（3）、嚴格限制第二審程序、再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中書面審理方式的適用，擴大審判公開范圍；（4）、建立保障警察、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5）明確規定“三長會議”、協調定案制度、聯合偵查、疑案報請、審批制度等隱形程序非法，并規定違反訴訟法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確立司法審查制度或者第四種司法裁判形態[22]。
3、貫徹落實《法官法》、《檢察官法》、《警察法》，加大司法人員的培訓力度，把好司法隊伍“入口關”，提高司法隊伍的整體素質。
4、繼續大力推進警務公開、檢務公開、審判公開；提高司法工作的科技含量，開發多媒體法庭出示系統，加快司法信息化、網絡化建設，加大民眾旁聽力度，方便民眾查閱訴訟文書，實行“陽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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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王超（1973― ），男，河南信陽人，華東政法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訴訟法學、司法制度。
[1] [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梁治平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48頁。
[2]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頁。
[3] 可參閱[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義與訴訟》，王亞新、劉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頁；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5頁；[美]戈爾丁：《法律哲學》，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40-243頁；[英]彼得·斯坦、約翰·香德：《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97-98頁。
[4] 目前，由于法院辦案經費緊張加之又要法官包攬調查取證任務，法官只能從當事人身上想辦法，實踐中大量存在的“誰出錢為誰辦案”的現象以及法官與當事人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行）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此。參考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頁。
[5] A代表Affection，人情；M代表Money，金錢；P代表Power，權力。
[6] 汪進元：《論憲法的正當程序原則》，載《法學研究》2001年第2期，第54頁。
[7] 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頁。
[8] [法]孟德思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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