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禮仁 ]——(2010-5-6) / 已閱18504次
就設立“限制離婚制度”回應趙勇等八位讀者
王禮仁
我建議設立“結婚與離婚間隔期”和“離婚考慮期”，有許多讀者有不同看法。我看了一些文章，總的來講，有兩個特點：一是抽象否定的多；二是曲解的多。因此，有必要作一些回應。
1、趙勇同志觀點全文：
結婚若干年后才準離婚法官如此荒唐讓人心驚_
2010-04-30 10:33:00 來源: 現代快報(南京)
在民政部主辦的“全國婚姻家庭”研討會期間，湖北宜昌市中院法官王禮仁建議，婚姻法中應增加限定離婚與結婚間隔時間的內容，以防草率離婚現象的發生。（4月29日《新京報》）
類似限制離婚的建議，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黑新雯也曾提過。黑新雯當時遭到了輿論的炮轟，大家都認為：限制離婚自由是對權利的無理侵犯，更是社會的倒退，跟當年大小事情都要報政府批準沒什么區別。
對黑新雯代表的批評，完全也適用于法官王禮仁。但王禮仁跟黑新雯還不一樣，因為王禮仁是個資深法官（能參加民政部的研討會，王禮仁的資歷想必不淺），“法律可以隨意擴張以干涉人的自由”，這樣的話從一個司法者口中說出來，更讓人覺得后怕。
權力要尊重權利，這是現代人的共識，身為資深法官的王禮仁，更應該深知這個道理。但作為一個司法者，王禮仁對權利的漠視讓人心驚，說他是個法盲，恐怕不過分。結婚是人的自由，離婚何嘗不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在結婚多少年之后才能離婚，也要法律來做出規定，那將是一個多么可怕的社會。法律代表的是公權力，它的手不能伸得太長，更不能毫無節制。只要一個人的行為是自愿的，也不影響他人，就不用勞煩權力來橫加干涉。離婚也要由法律來規定年限，這其實跟“夫妻家中看黃碟被抓”是一個道理，都是權力手伸得太長的惡果。
法官王禮仁提出離婚要法律規定年限的荒唐建議，足以證明，一些權力者仍然搞不清公權與私權之間的關系，他們仍然迷信，權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個人的自由為了做出配合，哪怕犧牲再多，都是理所應當的。（本報評論員趙勇）(本文來源：現代快報 )
【對趙勇同志的回應】
評論員趙勇是自己立靶自己射擊，自己批判自己。 他的標題是“結婚若干年后才準離婚”，這不是我的建議，我沒有提到“若干年”，是評論員便于評論而杜撰的一個靶子。如果再上“終生”不得離婚，反對的理由可能更足。
至于公權與私權之間的關系，確實難以搞清，但絕非公權不介入私權。至于公權如何介入私權，當然有待研究。我的建議是否有用，這當然需要代表人們利益的立法者最后決定，如果立法者和廣大人民都認為，上午結婚下午離、今天結婚明天離、一月結離三四次，這種婚姻自由好，那當然是可以的。
但我不得不重復強調：在“自由王國”的歐美國家立法中也有如此限制；香港、澳門的立法也有此限制。
如果借用趙勇評論員的話說：這些國家和地區則“是一個多么可怕的社會”？！
最近幾天，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們怎么沒有感覺到他們的婚姻不自由呢？怎么沒有感覺到可怕？中國人或大陸人是否要聲援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民主或自由？
2、李克杰同志觀點全文：
單純用“期限”阻止離婚有悖法理
時間：2010-04-30 07:23 作者：李克杰 新聞來源：檢察日報
在民政部主辦的“全國婚姻家庭”研討會上，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名長期審理婚姻案件的法官建議，“婚姻法”應增加限定離婚與結婚間隔時間的內容，以防草率離婚現象的發生(4月29日《新京報》)。
這位法官的意思是，以法律的名義為婚姻設立“最短期限”，即在結婚后的一定期限內任何一方都不得提出離婚。這位法官解釋說，他的建議還包括增加“離婚等待期限”。概括地講，就是希望設立“婚姻最短期”和“離婚等待期”兩個期限以防止草率離婚。
其實，隨著離婚率上升日益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類似試圖通過增加離婚難度防止草率婚姻的建議早已有之。遠的不說，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就有代表委員建議，通過增加婚姻調解書等離婚手續或增設離婚冷靜期的方式，提高離婚難度，以有效防止“沖動型”離婚。
乍看上去，這些建議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實行，或確能一定程度上遏止不斷飆升的離婚率。不過，這些建議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治標不治本，甚至在出發點和立足點上就存在偏差，它們更偏重于單純維護婚姻穩定，而不是著力解決夫妻矛盾和化解家庭糾紛，因而所建議的措施難免會戕害婚姻自由，違背婚姻倫理和基本法理。
婚姻是家庭的基礎，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婚姻家庭的和諧穩定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婚姻的動蕩，“閃婚”、“閃離”的泛濫，造成婚姻家庭的嚴重不穩，特別是其背后的矛盾糾紛，更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因素。因此，婚姻家庭制度在任何國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努力維護婚姻的穩定，妥善處理婚姻糾紛，防止輕率離婚，既是立法司法者的任務，也是整個社會的責任。不過，如何防止輕率婚姻，法律制度有不同的法律措施。
在我國，隨著結婚、離婚手續和程序的簡化，在一定時期內出現了輕率結婚、閃婚閃離和離婚率急劇上升的不正常現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焦慮和不安。按照我國現行規定，離婚有兩種基本途徑，一是自愿離婚，直接到民政部門的婚姻登記機構辦理，手續簡單，即到即辦;二是一方不離或有其他糾紛，需到法院通過訴訟程序辦理，按照民事訴訟程序要經過調解、開庭審理、判決等法定環節，持續數月的時間。
就訴訟離婚而言，我國法律程序的調解環節和一定的審理期限，已經足以保證夫妻雙方保持冷靜，慎重決定。另外，在實體上，法官判決時還要對是否符合離婚的實質要件進行審查。顯然，通過程序“冷靜”和實體“鑒別”，訴訟離婚案件已談不上“草率”。人們詬病較多的是自愿離婚，建議增加離婚難度也主要針對它而言。
說實在的，我國目前自愿離婚的程序的確有些“草率”，只要夫妻雙方表達了離婚的意思表示，婚姻登記機關就“蓋章發證”予以認可。這與婚姻家庭在國家和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嚴重不符。表面上看，這是最大限度地保證了離婚自由，但不能忘記的是，法治社會中的任何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尤其是當它對社會利益產生潛在威脅時。從這個意義上講，對自愿離婚設置一定的程序是必要的。
但筆者認為，應從解決矛盾、化解糾紛層面上思考問題，而不能簡單地以“婚姻維穩”為基本目標。因此，筆者并不同意單純通過設定“期限”來防止草率離婚，通過設立婚姻輔導期的方式會更妥當。在此期間內，專門的婚姻輔導機構應主動免費服務，診斷婚姻問題，分析離婚原因，幫助調適婚姻關系，引導雙方正確對待婚姻權利義務，樹立正確的婚姻觀。通過輔導，即使最終仍然離了，但會有助于重組后的婚姻家庭生活。而單純讓婚姻當事人自己“冷靜”、“調適”的期限，對解決矛盾和化解糾紛，特別是對樹立正確婚姻家庭觀并無裨益，不過是簡單地限制了離婚自由而已。
【對李克杰同志的回應】
看一下李克杰同志文章的標題——《單純用“期限”阻止離婚有悖法理》，就可以知道，這也是自己立靶自己射擊，自己批判自己。因為我從沒有說過：“單純”用法律手段。“單純”是李克杰同志自己立的靶子，否則，他就可能沒有射擊的對象。
我不再重復我提出上述建議的原因（見我的婚姻專著或另文），但我還是要重復強調：法律雖然不是唯一的手段，但法律寓懲罰與教育于一體，具有規范、警示、指引、宣傳等多種功能，權威性高，影響力大，普及率廣，其遏制“玩婚”的作用，是其他手段難以代替的，在綜合治理“玩婚”中，為什么要棄之不用？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草結草離的“玩婚”現象，遠遠不如我國如此嚴重，他們竟然敢對正常婚姻“下手”，而我們面對如此嚴重的“玩婚”現象，為什么還要遲疑、彷徨和恐懼？難道我們是害怕侵犯外國的立法著作權嗎？
同時，“有悖法理”之說，不能成立。可以看一下外國法律和我國著名法學家的文章，便可以知道適當限制是否“有悖法理”。推薦看一下梁慧星教授等諸多學者和實踐部門同志的觀點。
3、吳丁亞同志觀點全文：
法官建議修改婚姻法 婚后一段時期內不得離婚
2010年04月29日02:11新京報吳鵬
本報訊 （記者吳鵬）作為一名長期審理婚姻案件的法官，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王禮仁建議，“婚姻法”中應增加限定離婚與結婚間隔時間的內容，以防草率離婚現象的發生。而北京市天依律師事務所吳丁亞律師認為，這一建議有違反“婚姻自由”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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