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禮仁 ]——(2010-10-13) / 已閱24500次
全面改革和完善家事案件審判體制之構想
——以婚姻案件審判現狀為背景
王禮仁
【摘要】我國目前的婚姻案件審判體制存在嚴重缺陷，其集中表現在“三無”與“多頭主管”和“分散審判”。“三無”即無相應的審判程序、無獨立的審判機構和專業法官。“多頭主管”，就是法院和民政部門都主管婚姻無效、撤銷等婚姻糾紛。“分散審判”， 就是法院內部的婚姻案件實行“民行分立”的審判模式，即一般婚姻案件與婚姻行政案件分別由兩個不同審判庭審理。這種現狀，完全不適應婚姻案件實際情況的需要，嚴重影響了婚姻審判的質量，削弱和降低了法律對婚姻家庭關系的正面影響力和調控力。因而，必須對婚姻審判體制進行徹底改革和完善，建立具有中國特色、體現婚姻審判自身特點、滿足婚姻審判實際需要的新體制。改革現行婚姻審判體制，必須制度、機構、人員“三管齊上”，實行家事審判有專門程序、專門機構、專業人員 ，即建立獨立的家事訴訟制度；設立專門的家事審判機構（將“雙頭”主管改由法院一家主管；將法院內部的“民行分立”撤并歸一）；配備專業的家事法官。家事訴訟的特殊性，需要建立與之對稱性訴訟程序；多頭主管和分散審判弊端多，統一歸口審判具有科學性；家事審判專業性強，配備專業法官具有必要性。
【關鍵詞】婚姻；人事；家事；家事程序；家事審判庭；家事法官
【寫作年份】2008年
【正文】
我國目前的婚姻案件（亦稱婚姻家庭案件、家事案件、人事案件）審判體制存在嚴重缺陷，其集中表現就是“三無”與“多頭主管”和“分散審判”。 “三無” 即無相應的審判程序、無獨立的審判機構和專業法官 。“多頭主管”，就是法院和民政部門都主管婚姻無效、撤銷等婚姻糾紛。“分散審判”， 就是法院內部的婚姻案件實行“民行分立”的審判模式，即一般婚姻案件與婚姻行政案件分別由兩個不同審判庭審理。這種現象，完全不適應婚姻案件實際情況的需要，嚴重影響了婚姻審判的質量，并使諸多婚姻案件不能納入法制軌道進行調整，削弱和降低了法律對婚姻家庭關系的正面影響力和調控力，導致婚姻案件對社會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增加。在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新時代，必須對婚姻審判體制進行徹底改革，建立具有中國特色、體現婚姻審判自身規律和特點、滿足婚姻審判實際需要的新體制。
一、完善訴訟程序——制定家事訴訟制度
根據程序相稱性原理，訴訟程序應當與其所對應的訴訟標的相匹配，或者與所解決的糾紛規模相適應。家事案件有其獨立的特性或品質，通常訴訟程序對其不能完全適用。婚姻等家事案件的基本屬性屬于身份關系訴訟，具有高度人身性、社會性、公益性的特點。而通常訴訟程序，主要是關于財產訴訟的程序，用以解決當事人因利益分配所引起的爭議糾紛。這對于家事案件，并不適用或不能完全適用。因而，對于家事案件，應當建立與之相稱的家事訴訟程序（亦稱人事訴訟程序）。
（一）我國沒有建立家事訴訟的成因分析
我國一直沒有設立家事訴訟程序，分析其原因，莫非如下幾個方面。
1、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先于民事訴訟制度。我國80年代才頒布第一部試行性質的民事訴訟法，90年代才頒布第一部正式的民事訴訟法。而早在1950年我國即制定了婚姻法。由于婚姻家庭制度先于民事訴訟制度建立，婚姻案件的審理程序，代表和影響了整個民事訴訟程序，婚姻訴訟程序成為當時民事訴訟的主流，這就決定了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再單獨設立家事訴訟制度。在人們的觀念中，家事訴訟就是通常訴訟，不是特別訴訟。因此，這就不可能再設立專門的家事訴訟制度。
2、長期實行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由于主客觀原因，我國長期實行的是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從客觀原因來看，由于新中國剛剛建立，在當時的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知識）上，主要依靠人民群眾自己的能力來進行民事訴訟活動的條件，尚不具備。這一特定的歷史背景，決定了當時宜采取職權主義訴訟模式[1]。從主觀原因來看，我國受前蘇聯的影響以及國內日益盛行的極左思想的束縛，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司法程序上完全按照行政模式建立和運作，在民事訴訟程序上實行國家干預原則。法官居于訴訟主導地位為基本特征的職權主義民事訴訟理論一直禁錮著人們的思想 。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包攬訴訟，民事訴訟實際上采取的是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2]家事訴訟與通常訴訟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通常訴訟的辯論主義原則在家事訴訟中限制適用，家事訴訟中更多的要體現職權主義訴訟原則。而由于當時主要采取的是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沒有實行辯論主義訴訟模式，通常訴訟和人事訴訟沒有什么特殊區別，家事訴訟中的職權主義色彩已經得到了充分體現。家事訴訟實際上就是辯論主義的某些例外，而沒有辯論主義原則就不可能有例外，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再單獨設立家事訴訟程序。
3、調解制度適應了家事訴訟的需要。我國法院一直強調和重視訴訟調解，這也正好適應或滿足了處理婚姻案件的特點和需要。
（二）目前建立家事制度的必要性
由于立法制度和司法模式的轉變，使家事訴訟制度的設立成為必要和可能。其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從立法的角度看，建立家事訴訟制度迫在眉睫
一是我國有關家事訴訟的范圍越來越來廣。我國除婚姻法外，先后頒布了繼承法、收養法等有關涉及身份關系訴訟的法律，特別是2001年通過的修改后的婚姻法，增設了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這不僅使身份關系訴訟的范圍增加，而且從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案件的訴訟特點來看，職權干涉原則的色彩更加濃厚。從家事訴訟范圍及其自身訴訟的特點來看，應當從通常訴訟中分離出來，另行規定。
二是我國現有法律和司法解釋不適應家事訴訟的需要。我國現有的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雖然有一些關于身份關系訴訟的特別規定，但這些特別規定既零星分散，又不夠全面和系統，不僅不便于司法實踐操作和運用，也不能滿足家事訴訟的實際需要，有必要制定一部內容完善，能適應家事訴訟需要的訴訟制度。
三是最高人民法院確立了通常訴訟與人事訴訟采取不同的訴訟規則。我國的民事訴訟法沒有專門設立家事訴訟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也沒有就家事訴訟或人事訴訟作出專門的司法解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簡稱《規定》）確立了對通常訴訟案件，實行以辯論主義為主的訴訟原則，并明確規定有關身份關系訴訟不適用于通常訴訟的有關規則。如《規定》首次在第8條和其他有關條文中規定了通常訴訟中的自認等辯論主義訴訟規則，不適用于身份關系訴訟案件。可以說，這是我國民事訴訟立法史上一次劃時代或革命性變化。它標志著我國的民事訴訟已經結束了長期以來超職權主義的單一訴訟模式，辯論主義原則正在逐漸形成，通常訴訟與身份訴訟開始分野，通常訴訟程序所遵循的辯論主義程序法理不適用或不完全適用家事訴訟。
這種制度層面上的變化，必然涉及到整個家事訴訟制度的變化。由于《規定》是關于民事證據的規則，不是身份關系訴訟的特別規定。因而，對有關身份關系訴訟不可能作出全面規定，更不可能就證據以外的有關身份訴訟的規則作出規定。這就迫切需要另行建立一部比較完善的家事訴訟制度，以彌補《規定》的不足。否則，就會出現在證據認定上區分通常訴訟與身份訴訟，而在其他訴訟環節上，則又不區別通常訴訟與身份訴訟，導致訴訟程序上的混亂和矛盾。可見，建立一部比較完善的家事訴訟制度，全面厘清身份訴訟與通常訴訟的關系，已經迫在眉睫。
2、從司法實踐來看，建立家事訴訟制度具有現實意義
從司法實踐來看，涉及的家事糾紛也越來越多，僅最高人民法院新近頒布的民事案由中的婚姻家庭（繼承）方面的案由類型，就有20多個，而且還不全面，比如親子關系訴訟（親子認領、親子否認等）案件、婚姻成立或不成立、離婚無效、重婚或與婚外異性同居中合法配偶提出的解除配偶一方與他人同居關系案件等，都沒有在民事案由中列舉。實際上婚姻家庭（繼承）案件，可獨立確定案由已經達到30多種。同時，隨著婚姻家庭案件類型越來越多，傳統的訴訟形式也發生了變化，比如以往的離婚訴訟不存在反訴問題，而隨著無效婚姻制度的出現，在離婚訴訟中就可能發生反訴問題。如原告起訴離婚，被告反訴婚姻無效或不成立。隨著社會的變化，非法同居、婚外異性同居現象不斷增多，導致親子關系訴訟案件增多，甚至在子女撫養案件中，也經常發生親子認定問題。這些案件都直接涉及到身份關系的訴訟問題。而目前在民事審判訴訟活動中，由于民事訴訟審判方式改革不斷深入，正在更多地采用辯論主義原則。這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身份關系訴訟案件正在逐步增多，這類案件需要進一步強化職權主義訴訟模式，而整個審判方式又在向辯論主義訴訟模式變革，兩者正好相反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缺乏家事訴訟制度，必然導致法官在審理身份關系訴訟案件時，適用以辯論主義原則為主要特征的通常訴訟程序，身份關系訴訟的特點被抹殺。因而，建立家事訴訟制度，從制度上為家事審判提供保障，已經勢在必行。
3、從家事案件的特點看，需要相對稱的程序保障
家事案件在管轄、當事人、起訴（包括訴的變更、合并、反訴等）、言辭辯論（不適用或限制適用辯論主義，采取職權主義）、訴訟中止和終結及承受、判決的效力、調解程序等方面，都有別于通常訴訟，需要作出一些例外的特別規定。如《規定》規定了“自認”不適用于涉及身份關系的訴訟，這是通常訴訟中適用辯論原則的例外。那么，家事訴訟與通常訴訟到底還有哪些例外？對于“認諾”（即對訴訟請求的承認）和訴訟事實不爭，是否適用家事訴訟？對此沒有規定。從德國、日本和我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有關人事訴訟制度的規定來看，通常訴訟程序中關于認諾效力的規定，在婚姻等身份訴訟中限制適用。又如在通常訴訟程序中，當事人一方對另一方主張的事實自認或不爭執，對方當事人就其主張的事實，可以免除舉證責任。而在家事訴訟中對此則限制適用。同時，在家事訴訟中，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證據，也可以依職權考慮雙方未提出的事實。這種做法，屬于辯論原則的例外。此外，家事案件的合并與反訴等，都有特殊的規則（如別訴禁止）。上述內容，我國目前都未規定。這不僅在立法上不完善，也給司法實踐帶來了許多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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