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爾平 ]——(2012-1-5) / 已閱16031次
是否存在著一個中國人權保護模式？回答是肯定的。什么是中國人權保護模式？我們可以通過研究回答該問題。重要的是，中國人權模式的未來應向何處發(fā)展？這才是討論中國人權模式的意義所在。本文試就這些問題作一探討。
一、問題的提出
時下，大量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見諸于學界。所謂“模式”（Pattern）是指解決某一類問題的方法論，把該方法總結歸納到理論高度就是模式，模式有指導、榜樣和示范作用。目前，對中國模式的理解大多持稱頌、榜樣式的觀點，但是，在中國模式后面存在著諸如環(huán)境破壞、貧富懸殊，城市被拆遷戶自焚、官員腐敗等嚴峻問題，因此，對此種中國模式的概括多有爭議。此外，討論中國模式多局限于經(jīng)濟領域，不涉及政治、司法體制，不討論人權模式，[1]多有缺憾。
從一定程度上說，對人權模式的討論易于中國模式的討論。中國模式討論難以達成共識的原因是無標準可循，因為中國模式要達到的目標既宏大，且模糊，即通常所說的小康社會、“和諧社會”。人權模式所要達到的目標清晰明確，這就是《世界人權宣言》所申明的目標和理想，具體而言就是那些中國政府已加入、簽署國際人權公約，是國內各種人權保護的法規(guī)和公共政策。
2009年底，中國人權研究會羅豪才會長概括了中國人權模式，他認為：“我們逐步形成了一種契合中國‘和合’文化傳統(tǒng)、符合建設和諧社會現(xiàn)實、能夠最大限度滿足公眾需要的人權保障‘中國模式’”。他將“中國模式”概括為“一二三四”：一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fā)展；二是人權法治著力理順私人之間、政府與私人之間的關系；三是堅持各類人權相互依賴、不可分割；四是統(tǒng)籌兼顧主權與人權、國際與國內、人權與社會、理論與實踐四個方面的關系。[2]應該說羅會長的概括客觀地反映出中國人權模式的現(xiàn)狀，但若將其概括放到世界人權發(fā)展的大背景下，我們發(fā)現(xiàn)它與國際人權發(fā)展的路徑有所不同。本文通過對世界人權發(fā)展歷程的考察，希望在羅會長提出的模式基礎上，對中國人權模式作更深入的理解，并對中國人權模式的未來發(fā)展提出建議。
二、一段漫長的歷史——從人權觀念到人權憲政保護
從歷史與邏輯的軌跡看，第一代人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從觀念到思想理論體系，再從理論到宣言并內化為國人權憲政保護，以及在國際層面上通過國際人權公約，使觀念變成為現(xiàn)實，經(jīng)歷五個多世紀。這漫長的500多年主要是在歐洲和基督文化占主導的地區(qū)和國家傳播，亞非國家高舉民族自決權的大旗是在一戰(zhàn)之后，人權觀念的普及比歐洲晚了近400年。
起初的人權觀念以自然法為法理基礎，針對的是封建專制，倡議的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從“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詩人但丁（1265—1321）等強調個人主義開始，到美國制憲政治思想家潘恩（1743—1826）等將人權保護思想植入到美國憲法，有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人權思想觀念的形成漫長而曲折。資產(chǎn)階級思想家們是向封建專制、獨裁訴求的不是發(fā)展權，也不是民族的獨立，因為當時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海外市場的開拓與掠奪給歐洲列強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因此，最初的人權是要求人生而平等，要求擁有財產(chǎn)權和自由權利，要求選舉和限制封建貴族王朝政權的政治權利。后來，這些觀念變成了宣言和法律，成為國家意志，即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Magna Charta）中所規(guī)定的國民享有人身自由，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這些宣言和憲章后來都成為立憲國家憲法的核心思想，到了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在其第一章到第三章中所詳細規(guī)定的德國公民權把資產(chǎn)階級人權憲政保護推向高潮。
其次，人人享有公民和政治權利是一個不斷擴展、進步和完善的過程。最先是有錢的白種男人（man）享有平等、自由公民權利和選舉權，女人、窮人和移民不在此列，有色人更沒有資格享有人權，如同古希臘城邦里具有選舉權的是貴族和平民，奴隸沒有選舉權。人權觀念中的這些缺陷和漏洞顯而易見，所以有些資產(chǎn)階級人權思想家看到黑奴悲慘命運的時候羞愧不已。與此同時，黑人、女人和窮人也拿起了人權武器。首先是歐洲的勞工拿起人權武器——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成立，勞工們要求促進充分就業(yè)和提高生活水平；要求改善勞動條件、擴大社會保障。20世紀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在北美風起云涌，黑人們拿起白人的“人權”武器，要求自己被作為人看待。2009年，當奧巴馬當上美國總統(tǒng)后，“民權運動”暫時畫上了一個驚人的句號。人權發(fā)展史表明，如果用過去資產(chǎn)階級人權觀念和實踐的缺陷作為忽視和拒絕實現(xiàn)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口實，這有背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
第三，世界大部分國家的人權保護模式是由憲政、國際人權公約在國內的實施和事后救濟三部分構成，其中憲政保護是核心。憲政是人權保護的肇始和根本，即如法國《人權宣言》第16條所言之：“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從1788年到1948年，世界上82%的國家制定了憲法，[3]二戰(zhàn)結束后，絕大部分獨立的民族國家也是同樣采用了憲政，非憲政的國家?guī)缀趿攘葻o幾，即便是二戰(zhàn)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也在1945年的《日本國憲法》第11條中寫到：“國民享受一切基本人權不得受到妨礙。本憲法所保障的國民的基本人權，作為不可侵犯的永久權利，現(xiàn)在和將來均賦予國民。”[4]縱觀世界各國的國內人權保護，憲政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保護幾乎是同義反復，憲政即法治，法治即人權保護，即便是無成文憲法的英國，都明確規(guī)定了游行結社、示威表達和遷移自由，都將議會制、多黨制的分權制衡的原理滲透到憲法之中。
最后，國際人權法在各國人權保護中有領銜和導向作用。在國際人權法與國內法的關系上，雖然世界各國對國際法在本國適用上不盡相同，但國際人權法在一國的適用程度越高，其國內人權保護機制就越完善，這也是制定、簽署和批準國際人權公約的意義所在。此外，加入到區(qū)域性人權機制中也表明了自己國家的人權保護程度達到與該區(qū)域相一致的水平，如歐洲人權公約是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門檻，相比之下，亞洲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區(qū)域性的人權公約，各國人權保護的水平和內容參差不齊。
三、人權紛爭——三代人權之間的矛盾
通常把人權發(fā)展分為兩個時期：以自然法為基礎、強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為核心的自由權本位時期；以注重生存權，強調集體權利和發(fā)展權的生存權為本位的時期。兩個時期雖有先后之分，但交叉重疊。在世界交往的日益頻繁，人權作為各國內部事務的一項重要內容后，本應是豐富人權內容的集體權和發(fā)展權（第三代）卻導致了人權的紛爭，這種紛爭既有客觀的歷史、文化和經(jīng)濟原因，更主要是有人為因素。具體而言，原因有三：
第一，公民權利、政治權利與生存權和發(fā)展權，難分輕重。慘絕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使得世界各國深感人權保護的重要性，因而《世界人權宣言》以絕對多數(shù)票順利通過。但是，當宣言法制化的時候，前蘇聯(lián)等東歐國家要求制定一部與強調個人權利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并行、強調集體權利的公約——《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本來是豐富人權的標準的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卻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對峙起來。雖然1966年聯(lián)大“明確呼吁所有國家將這兩個公約看做一個整體，同時予以簽署和批準。”[5]而在兩代人權爭論不休之時，1975年非洲人又提出了發(fā)展權是一種人權。
堅持第一代人權者認為，傳統(tǒng)的人權不包括經(jīng)濟權利，因為經(jīng)濟權利不易測量和保護，難以在憲法和法律中加入規(guī)定，因為導致經(jīng)濟落后的原因很復雜。的確，象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熱錢”幾乎一夜之間使泰國經(jīng)濟倒退了幾十年，泰國民眾可向誰提起自己的人權訴求？堅持第一代人權者還認為，有人借發(fā)展經(jīng)濟權利借口拒絕第一代人權。堅持第二、三代人權者認為，經(jīng)濟上的貧困是導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受損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在極其饑餓的時候面包比自由重要——沒有經(jīng)濟上的富足，奢談公民和政治權利？因此，經(jīng)濟權利和發(fā)展權應優(yōu)先。上述爭執(zhí)都有道理。
事實上，三代人權之間呈現(xiàn)出一種復雜的關系，如同雞與蛋，互為因果，難分先后，亦如雞鴨，無直接關聯(lián)。可以找到大量公民權利、政治權利與發(fā)展權等集體權利存在著正相關的例子，如富裕的北歐國家三代人權皆有，也可以找到負相關的證據(jù)，如貧窮的非洲國家和地區(qū)，公民享有公民和政治權利的程度亦低；另外，有些依靠石油致富的國家，物質極大豐富，但政治上高度集權，公民享有自由的程度不高，無規(guī)律可循，于是乎，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更主要是一種社會價值，一種制度選擇，一個國家和政府的目標。
第二，政治和經(jīng)濟制度上的差異導致三代人權沖突。第一代人權通常是通過憲政得以實現(xiàn)，憲政意味著民主、法治和人權保護，與民主相連的是議會制、多黨制、選舉制，黨派和議會競爭意味著結社、表達自由、罷工、游行示威為常態(tài)。這些權利基本上是第一代人權所規(guī)定的內容。
后兩代人權的強調者往往是那些經(jīng)濟落后的發(fā)展中國家。由于西方殖民掠奪，以及當西方進入到工業(yè)社會后，它們大都還處于農(nóng)業(yè)社會。物質匱乏、民族矛盾不斷、社會和政局不穩(wěn)以及外國勢力的干擾是這些國家所普遍面臨的問題，因此，這些國家更強調秩序而非自由，強調政府的權威，在政治制度上選擇中央集權制，在經(jīng)濟上強調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有的國家選擇了公有制和計劃經(jīng)濟，在國際經(jīng)濟事務中力爭對自己有利的發(fā)展權。由于經(jīng)濟發(fā)展成為了這些國家的首要任務，因此，人權保護只是國家生活的一部分，是手段而非目的，集體權利高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還有一些極端的例子，如30年前反對南非白人種族統(tǒng)治，倡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納爾遜·曼德拉被作為反政府者長期關押。
第三，歷史、文化和時間上的差異。從法理和社會思想觀念上看，憲政后面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沿著‘立憲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這種關系脈絡不斷追溯上去，我們才可以捕捉到傳統(tǒng)立憲主義的價值內涵，而這種價值內涵實際上蘊涵著一種鮮明的價值傾向，”[6]這種價值就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它們可以“被稱為一種方法，一個政黨，一種統(tǒng)治藝術，一種國家組織形式，”[7]在歐美源遠流長。但是，在非歐美國家，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水土不服，上世紀70年代以馬來西亞總統(tǒng)馬哈蒂爾為首的亞洲人權相對主義者，強調人權標準的相對論或多元化，雖然亞洲相對主義被掩埋在一片聲討中，但差異依然存在，因為歷史無法改變，而文化發(fā)展相對緩慢。雖然自由主義者高喊“不自由毋寧死”，而認為生蘇俄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到1966年聯(lián)合國通過的《經(jīng)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不到50年時間，至于1975年才開始出現(xiàn)的發(fā)展權，尚停留在宣言階段。強調以集體為主的經(jīng)濟權利和國家為主體的發(fā)展權與強調個體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是一對矛盾體，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是不可調和的，唯有當人權的主體從集體、國家轉向個人的時候（實際上，傳統(tǒng)的自然法為基礎的人權就不存在以集體和國家作為主體之說），國家主權的目的是保護個體的權利的時候，如此一段時間的沖刷和洗禮，三代人權之間才不存在大的分歧。
或許時間可以消弭三代人權之間的矛盾，但重要的是權利主體需要改變。第二代人權從1918年蘇俄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到1966年聯(lián)合國通過的《經(jīng)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不到50年時間，至于1975年才開始出現(xiàn)的發(fā)展權，尚停留在宣言階段。強調以集體為主的經(jīng)濟權利和國家為主體的發(fā)展權與強調個體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是一對矛盾體，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是不可調和的，唯有當人權的主體從集體、國家轉向個人的時候（實際上，傳統(tǒng)的自然法為基礎的人權就不存在以集體和國家作為主體之說），國家主權的目的是保護個體的權利的時候，如此一段時間的沖刷和洗禮，三代人權之間才不存在大的分歧。
總結歸納當代人權發(fā)展軌跡，有幾個基本的原則和規(guī)律可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需要憲政保護，或者，憲政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實現(xiàn)是同義反復。人權的發(fā)展軌跡是從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向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擴展，經(jīng)濟權利和發(fā)展權與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的實現(xiàn)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但后兩類權利的獲得有助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實現(xiàn)。1993年維也納世界人權大會認為：“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義，以及不同的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須考慮，但是不論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制度如何，都有義務促進和保護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8]只強調三代人權的差異性而忽視同一性，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以差異性替代或否定同一性，這是一種不全面的人權觀念和保護模式。
四、在路上——目前的中國人權模式
中國人權模式還在形成過程中，我們沒有設立專門國家層面的人權法院，也沒有一部匯集各種人權保護法規(guī)的人權法，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的憲政人權保護還停留在宣言階段，即如徐顯明先生所言的：“在學理上把人權體系分為列舉的人權和推定的人權兩大類時，綱領性人權代表著推定的一個方面，這個方面缺乏，就是結構性欠缺。這一點，中國先后四部憲法均未能給予注意。”[9]
中國人權模式尚在建設發(fā)展中，因而，以下敘述的只是近30年來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上的探索與實踐。從文字表述上可以將目前中國人權模式的特點概括為：“注重國際關系中的人權斗爭，主要通過行政手段實施人權保護，注重人權的實用性，人權話語的傳播給弱者帶來了道德關懷與同情”。以下將通過對影響中國人權模式的四個主要因素的闡釋，希望有助于對目前中國人權模式特點的理解。
第一，國際關系中的人權斗爭對中國人權模式的影響。雖然上世紀30年代在中國出現(xiàn)了有關人權觀念的討論，但60年后早已被遺忘，到了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人權作為政治概念是舶來品，因外力而促生”，[10]因而，20世紀90年代的人權模式帶有濃厚的國際人權斗爭痕跡。外界壓力來自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1978年大赦國際報告中首次提到了中國人權狀況，1980年美國政府把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人權是中美關系的基石”，并在其年度世界各國人權狀況報告中攻擊中國政府；還有，自1990到1997年西方國家在聯(lián)合國人權會議上發(fā)起的批評中國人權狀況議案。在這些報告中同時還污蔑中國西藏人權狀況，支持藏獨和疆獨。境外對中國人權的干預直接威脅到中國國家安全，因此，面對西方國家咄咄逼人之勢，中國政府謹慎且被動地審視著人權問題，“人權”二字與西方對中國內政的干預聯(lián)系在一起。1998年，美國打著人權高于主權的旗號，公然轟炸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直至今天，國際人權領域里的斗爭仍在進行。
第二，利用行政手段實施人權保護。在我國，由于大政府、強政府的歷史慣性，人權保護主要通過狹義上的政府行政手段，通過政府的公共政策進行，這一特點與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有關。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和人民代表大會制是歷史的選擇，與中國的改革開放要求相適應，黨的領導和人代會與西方議會制在結構和制度有重大的差別，前者強調權力集中，效率高，但法治不夠完善；后者強調分權、實行人權法治、憲政保護，但有時行政效率低下。體制和制度上的原因要求我國的人權保護模式既有司法保護，同時還需要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充分考慮到人權保障，甚至以政府行政手段保護為主。如解決大量上訪問題的是政府而不是法院；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民工拖欠工資問題，主要是通過政府民政和社會保障部門來解決。再有，2010年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的聯(lián)席會議機制牽頭單位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外交部，而不是最高人民法院，雖然在成員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檢察院，同時，還包括了國家發(fā)改委、民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53家單位。該行動計劃要求“各級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門將依照‘各司其職、分工負責’的原則，將本行動計劃納入本地區(qū)和本部門的工作職責積極認真地予以落實。”[11]顯然，非司法部門在人權保障中充當著主角。
第三，注重人權的實用性。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標是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發(fā)展是硬道理，近年來又特別強調“維穩(wěn)”，人權模式也就圍繞著經(jīng)濟和“維穩(wěn)”而進行。如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城市拆遷、擴建增加財政收入，拉動內需，由此而造成的被拆遷戶個人財產(chǎn)被侵占、被拆遷戶自焚的慘案。當維護社會穩(wěn)定作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時，任何權利訴求必須讓位于維穩(wěn)，人權保護被一些地方政府置于極為次要、從屬的地方。只有當諸如山西令人發(fā)指的“黑磚窯”事件激起廣大民眾的強烈憤慨時，地方政府才不得已出面加以打擊。
雖然人權保護未被列入政府的首要工作，但在扶貧、抗震救災、以及一些公共危機事件的處理上，人被置于突出的地位，如汶川、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自然災害發(fā)生后，政府不惜動用一切力量搶救災民。再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的扶貧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也是最大的人權保護。2003年，黨的十六屆中全會提出了“以人為本”思想，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概念，人被置于發(fā)展的核心地位。“和諧社會”理論表達了中國人對美好社會的追求。講和諧意味著重謙讓、調解，少訴訟，而免于酷刑的權利、自由表達的權利等難以通過謙讓和調解的方式解決，這種對抗性的矛盾只能訴諸于法律。或許正因為如此，把訴訟、得到司法公正審判作為一種人權與中國傳統(tǒng)不相一致，人權的普世性在2008年再一次受到挑戰(zhàn)。如果人權保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那么，人權模式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則會被有選擇性的利用，這就是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司法為經(jīng)濟建設保駕護航，為招商引資提供便利的原因。
第四，人權話語漸漸融入中國社會，人權觀念正在從生存本位向自由本位發(fā)展，在此過程中，弱勢群體借人權話語得到極大的關懷。30年來人權觀念的普及以及改革過程中出現(xiàn)的社會矛盾，正在塑造著中國人權模式，這種力量與其說是自發(fā)的，勿如說是被迫的，政府對這些來自社會的力量予以積極的回應。自下而上的人權觀念與經(jīng)濟體制有密切的關系。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在兩個方面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是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二是個人養(yǎng)老保障被置于市場中，這兩方面的變化對人權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戰(zhàn)，當市場加害與個人，當政府與市場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大量城管毆打小販、民工工資被拖欠、拐賣婦女兒童、令人發(fā)指的黑磚窯里老板等事件層出不窮。有鑒于此，全社會對這些侵犯人權事件往往是群起而攻之，通過網(wǎng)絡使這些事件得以解決。千百萬的網(wǎng)友發(fā)出維權的呼聲表明意識形態(tài)對人權的爭論帶來了人權觀念的廣泛傳播，這種權利意識的覺醒，這是中國人權模式建立的堅實基礎。
五、未來中國人權模式的建設與發(fā)展
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人在推動，且從政治領域入手，因此，未來中國人權模式的建立和完善路徑是先有了政治體制改革，才有司法功能的變化，憲政人權保護才有可能。中國不需要特殊論和例外論。李步云先生將人權分為應有人權、法定人權和實有人權三種形態(tài)，[12]2003年人權入憲標志著“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已作為治國大法，但尚未實施的違憲審查制度使得憲法對人權的保障還停留在應有人權階段，與法定人權還有相當大的距離，而實有人權卻是按照中國社會的自身邏輯發(fā)展，即通過列舉性、有選擇性地實施人權保護，如把免于貧困作為一種人權，選擇扶貧以改善人權，但對造成城鄉(xiāng)不平等的政策性因素不做大的、根本性改變，治標不治本的扶貧終難消除貧困。未來中國人權模式的建立與完善應從如下幾方面考慮：
首先，將《世界人權宣言》作為中國人權模式的大綱，使其精神貫穿于人權模式始終，在人權模式具體內容上與中國政府批準的國際人權公約相一致。雖然《世界人權宣言》的制定者充分考慮了各國歷史、文化和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的差異，但一個綱領性的文件不可能面面俱到，《世界人權宣言》只是給各國一個遠大理想和目標，因此，強調中國國情不是忽視或拒絕國際人權標準的理由，相反，充分認識到實現(xiàn)國際人權標準的困難，各級政府和國民力求克服之。更不能以一種權利反對和壓制另一種權利。以中國目前的社會發(fā)展狀況，中國人權人權模式的建立應從觀念開始，在承認人權的普世性基礎上，充分考慮到自由權與生存權同等重要，即人權的普世性與特殊性構成了人權的兩方面，但普世性為主。為此，未來中國人權模式的發(fā)展應從講究人權的實用性到承認人權的不可剝奪和讓與性轉變，從行政人權保護向司法人權保護轉變。
其次，仍致力于保護與生存本位的權利。在與生存為本位的權利中，社會福利權利是當今中國社會迫切需要建立和改善的權利，政府也很樂意在生存權方面有所作為。目前，中國經(jīng)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2009年人均GDP接近3700美元，但與此同時，按照2009年3月新確定的1196元貧困標準，我國現(xiàn)有絕對貧困人口4007萬人。如果采用世界銀行的估算，以2005年中國的人民幣與美元購買力為評價數(shù)據(jù)和1 天1 美元的貧困標準，中國貧困人口為1.135 億人，按消費計算則為2.104 億人。[13]上述貧困實際上是制度性的貧困，城鄉(xiāng)二元制使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比達到3.3倍，行業(yè)之間的最高與最低收入相差15倍左右，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yè)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巨大的經(jīng)濟成就與大量的貧困人口，發(fā)展和維護公民的社會福利權利尤為重要。社會權利通常包括三部分：以工作權為中心而產(chǎn)生的特定權利，如工作權、同工同酬權、休息權等；以生活保障為中心的權利如最低生活保障權、醫(yī)療衛(wèi)生健康權、住房權；以文化權利為中心衍生出來的文化生活權、教育權、享有文化設施權等。發(fā)展這些權利，將使“中國的人權發(fā)展模式應該是權利和義務并重，應努力改善重義務，輕權利的發(fā)展模式。”[14]從而使民眾切實體會到人權保障對他們的關懷，感覺到政府的溫暖和作為。
第三，從生存本位向自由本位過度，漸漸把人權模式從政府積極作為領域擴展到政府消極不作為方面。如果說前述的社會權利是政府應承擔的責任，是自上而下給予民眾的權利，那么，以參政權為代表的自由權則是公民爭取得來的權利。依據(jù)自然法理論，自由權與生俱來，不可讓與和剝奪。這些參政權主要是指那些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利，包括表達權、結社權、公正審判權、生命權、免于酷刑和奴役的權利、遷徒自由權，以及選舉和罷免地方政府官員的權利等，這些權利對中國人權模式的建立至關重要，如羅納德所言：“我提議，作為平等的人受到對待的權利必須被當作自由主義平等概念的根本要素，而且在這些特殊環(huán)境中堅持的平等對待的權利愈有限，由于某些原因，它愈是來自更根本的權利。”[15]
參政權的獲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消極不作為，而消極不作為是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由于中國法治的不完善，人權司法保護的能力非常有限，通過行政手段保護人權的效率有時高于司法保護，但是，這更削弱了司法的威信。重行政輕司法一直是中國人權保護模式邁不過、但必須要過的一道檻。
最后，在目前行政權力極為強大、司法難以獨立的情況下，應充分考慮人權司法（憲政）保護的難度。這些困難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中國缺乏與自由主義有關的思想文化度基礎；二是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有很多不確定因素。[16]公民權利的思想基礎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它們與中國傳統(tǒng)上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我境界有很大的出入，因此，從上世紀30年代的胡適到90年代的劉軍寧，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在中國難以落地生根，雖當代年輕人的自我意識和獨立性在增強，但是，缺乏法治狀態(tài)下的個人主義往往是個人私欲泛濫。在體制方面，對自由權利的訴求與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達程度有關，市場越發(fā)達，政府可以管理和需要管理的范圍就越小，因而，由個體組成的市民社會能夠保護自身權利的可能性就越大，且越為迫切，這些權利就是表達權、結束權等權利。目前的中國所實行的是政府主導下的不完全市場經(jīng)濟，政府與公民社會的成長發(fā)育構成了一個彼消此長的互動關系，因此，以自由為本位的權利何時以及如何獲得，取決于當一個市場的成熟程度和一個公民社會的出現(xiàn)。當政府可以輕車熟路般管理這個社會的時候，當中國政府正式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時，[17]實施主體將從政府轉向司法部門，此時，以自由為本位的人權模式的建立，憲政、法治人權保護似水到渠成，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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