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春燕 ]——(2012-2-9) / 已閱11323次
可見，行政組織作為行政活動的主體，與其相關的行政組織法的變革，必然會引發行政法學基礎理論的“地震”。我們應抓住公共行政改革的契機，以完善行政組織法研究為支點，撬動行政法基礎理論前行的車輪，在彌補傳統行政法學基礎理論缺漏與空白的同時，對行政實踐的新發展，作出行政法學研究應有的回應。
注釋:
[1] 孫立平：《總體性社會研究——對改革前中國社會結構的概要分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第1卷。
[2] 行政任務是國家任務的一種形式，是指由行政機關及其他公權力主體負責實施的，經法律規范確定的公共任務。參見詹鎮榮：《國家任務》，載《月旦法學教室》第3期（2003年1月）。
[3] 新公共管理理論不僅要求投入產出意義上的效率價值，更要求實現政府目標意義上的新效率觀，即一種行政效能。See David H. Rosenbloom, James D．Carroll, Jonathan D．Carroll, Constitutional Competence for Public Managers: Cases and Commentary, F．E．Peacock Publishers, Inc, 2000, pp.125-126. [4] 參見應松年、薛剛凌：《行政組織法與依法行政》，載《行政法學研究》1998年第1期。
[5] 如姜明安、沈巋：《法治原則與公共行政組織——論加強和完善我國行政組織法的意義和途徑》，載《行政法學研究》1998年第4期；曾祥瑞：《論日本行政組織類型及公物、營造物》，載《行政法學研究》1999年第4期等。
[6] 李漢林：《中國單位社會：議論、思考與研究》，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頁。
[7] 吳剛：《類行政組織發展與行政體制改革》，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薛剛凌：《WTO與行政組織法改革》，載《政法論壇》2002年第1期；應松年：《非政府組織的若干法律問題》，載《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3年第9期；李建勇、程挺：《非政府組織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問題和對策――以上海為例》，載《憲法學、行政法學》（人大復印資料）2004年第6期等。
[8] See David Osborne, Peter Plastrik, The Reinventor's Fieldbood: Tools for Transforming Your Government, Jossey-Bass, Inc．a John Wiley & Sons, Inc．company．2000, p11.
[9] 制度保障，意指某種基本權利，不僅依據法律的直接規定受到保護，更是形成了完善的制度體系加以全面保障。有關制度保障的介紹，可參見[日]蘆部信喜：《憲法》，李鴻喜 譯，臺灣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頁以下。
[10] 沈巋：《公共行政組織建構的合法化進路》，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4期。文章對傳統行政組織法理論以形式法治的完備，應對公共行政組織發展的單一原因論、理想的形式規范主義和絕對的建構理性主義傾向，作出了批判，并提出了多向原因論、經驗的實質規范主義和復合理性主義的行政組織法研究方法。
[11] 陳愛娥：《國家角色變遷下的行政組織法》，載《月旦法學教室》第1期（2002年11月）。
[12] [德]馬克思•韋伯：《經濟與社會》（下），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79頁。
[13] 如我國行政法學界對上級違法命令下公務員地位的討論，就借鑒了法國的相關研究：“公務員的服從義務不是絕對性質，公務員對于明顯而嚴重的違法命令，有拒絕服從的義務。”參見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49頁。
[14] 中國政法大學的薛剛凌教授新近出版的《行政體制改革研究》中，才辟專章討論了財政體制改革的問題。參見薛剛凌：《行政體制改革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章。
[15] 陳愛娥：《行政任務取向的行政組織法》，載《月旦法學教室》第5期（2003年3月）。
[16]Carol Harlow．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Butterworths, London, Edinburgh, Dublin．1997．p136.
[17] David Osborne, Peter Plastrik, Banishing Bureaucracy: The Five Strategies f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Preseus Publishing, A Subsidiary of Perseus Publishing, 2000, p.147.
[18] 林三欽：《考績懲處之合憲性及其救濟程序》，載《憲政時代》第25卷第4期。
[19] 李洪雷：《其他承擔行政任務的主體》，載應松年主編：《當代中國行政法》（上），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頁。
[20] 許宗力：《國家機關的法人化──行政組織再造的另一選擇途徑》，載《月旦法學雜志》第57期（2000年2月）。
[21] RICHARD J．PIERCE, The Inherent Limits on Judicial Control of Agency Discretion: The D.C. Circuit and the Nondelegation Doctrine, 52 ADMIN．L．REV．63.
[22] [美]理查德•B•斯圖爾特：《美國行政法的重構》，沈巋 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96頁。
[23] Joseph．P．Tomain，Sidney．A．Shapiro, Analyz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49 Admin． L．Rev．380． 1977.
[24] 皮純協、王叢虎：《行政主體的行政法律責任的演進》，載《行政法學研究》2000年第2期。
[25] 許文義：《從憲法規范觀點論公務員懲戒制度與實際》，《憲政時代》第2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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