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挺 ]——(2012-2-16) / 已閱15552次
何挺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 講師
關鍵詞: 糾紛/刑事糾紛/犯罪/刑事案件
內容提要: 刑事糾紛是指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過犯罪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的不協調的關系。刑事糾紛與民事糾紛相比具有外延閉合性、解決的嚴格規范性和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處于隱性狀態等特征。刑事糾紛不同于犯罪、刑事案件和刑事訴訟，但又有密切聯系。刑事糾紛可以按照關系的不同屬性劃分為不同的類型。提出刑事糾紛這一概念有助于促使人們關注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不協調關系，并能為反思傳統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新的視角。
糾紛是不同社會主體之間因各種原因導致的不協調關系，是人類社會群體生活的必然產物，人類社會正是在不斷產生并解決糾紛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與民事法領域內民事糾紛的存在及其稱謂已獲廣泛認可和民事司法制度致力于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不同，在刑事法領域內，由于涉及國家追訴犯罪與刑事法律的特殊性質，當事人之間的刑事糾紛這一概念并未得到確立，刑事司法制度以國家與被追訴者的對抗為主線，以處理刑事案件為中心，解決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刑事糾紛尚未成為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重點。然而，作為人類社會解決糾紛的機制，刑事司法與民事司法在本質上是相通的，都是國家司法機關運用司法權來解決當事人之間糾紛的活動。[1]刑事糾紛理應作為與犯罪、刑事案件等并列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范疇，刑事司法制度也應當將解決當事人之間的刑事糾紛作為重要任務。鑒于此，筆者擬對刑事糾紛這一概念進行解析，為完善刑事司法制度解決刑事糾紛方面的功能提供理論上和基本范疇上的支撐。
一、刑事法視野下的糾紛
犯罪是刑事法律的核心概念，刑事法律圍繞犯罪而建構，刑事法律與民事等其他法律的最大區別在于刑事法律所規范和調整的是犯罪這一被定性為侵害整個國家和社會利益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刑事法視野下的行為是一種“較高級別”的行為，并非所有與法律相抵觸的行為都會進入刑事法的視野，只有影響范圍達到一定廣度且嚴重性達到一定程度才能受到刑事法的規范和調整。
在民事法領域，民事侵權等非犯罪的“較低級別”的行為被認為本身就是一種民事糾紛或內含著民事糾紛，而犯罪這種“較高級別”的行為中是否內含著刑事糾紛則不能簡單作答。筆者認為，對刑事法視野下的糾紛應當有一個特定的觀察視角，不應盲目否定其存在。下面通過一個真實的案例來分析。
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酒后駕車回家，在地下車庫見自己的車位被被害人的一輛凱迪拉克車占用，便通過保安尋找被害人未果。于是，王某、李某拿了一支口紅，在車輛的前、后擋風玻璃及右側窗玻璃上用口紅涂寫了侮辱性的文字。同時，李某用其手表帶上的金屬搭扣先后頂住兩只前輪的氣門芯，將輪胎氣放掉，隨后，又腳踢車輛的左前門。兩犯罪嫌疑人的行為致使該車的左后尾燈、發動機護板、車門、引擎蓋、保險杠等部位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兩人的行為涉嫌故意毀壞財物罪。[2]
這是一起非常簡單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故意損壞被害人的車輛，而損壞達到了刑法所規定的程度后就構成了犯罪，之后如何進行刑事訴訟定罪量刑都依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相應規定進行。然而，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個中人物的心理狀態，就能發現一些刑事法律關系之外的要素。首先，犯罪嫌疑人回家后發現車位被占，導致其車輛無處停放，犯罪嫌疑人此時即對被害人產生了怨恨的情緒，兩者之間產生了一種不協調的關系，但此時的不協調關系仍是單方面的。之后，犯罪嫌疑人尋找被害人未果，心中的怨氣逐步郁積，加之喝過一點酒，便產生了報復被害人的念頭并付諸實施。當被害人發現自己的車被人破壞后所產生的受害情緒和對破壞者的憤恨使兩者之間的不協調關系成為一種雙向的關系。最后，被害人報案和公檢法機關的介入使這一事件正式進入國家刑事法的視野。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推演出以下幾點結論：首先，本案中犯罪的發生起因于犯罪嫌疑人對被害人的怨恨情緒，而這種怨恨情緒正是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之間產生糾紛的前提。其次，破壞車輛這一犯罪行為的發生一方面使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糾紛有了外在的表現形式，同時也使這一糾紛的影響擴大。再次，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糾紛在公檢法機關介入后并不因為國家承擔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而轉化為國家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糾紛或歸于消解，相反，這一糾紛仍會時時出現在國家處理犯罪的過程中并有可能在正式的訴訟程序完結后仍然存在�？梢哉J為，在整個刑事案件的發生、發展和終結的過程中都可以尋覓到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之間糾紛的影子，糾紛與刑事案件相生相伴，但未必同時終結。
換一個角度，假設犯罪嫌疑人對被害人車輛的破壞并未達到刑事立案的標準，而只是一個民事侵權，此時未進入刑事法視野的這一事件中存在的糾紛與事實上構成犯罪后的糾紛又存在多大的區別呢？恐怕其本質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上有所區別而已，被害人畢竟不會在破壞行為構成犯罪時才對犯罪嫌疑人心懷怨恨。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某些案件中，糾紛的外在表現形式是“較高級別”的犯罪，還是“較低級別”的民事行為確實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這些案件中，刑事法視野中的刑事糾紛與民事糾紛其實共性大于異質。
二、刑事糾紛的界定
通過上述案例分析，已經為刑事糾紛在刑事法視野下的客觀存在提供了一個實在的例證，需要在此基礎上抽象出刑事糾紛的概念。刑事糾紛作為一種特殊的受到法律規范的糾紛，其界定應當體現出糾紛的屬性和其受到刑事法律規范的特殊之處。筆者認為，刑事糾紛是指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過犯罪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的不協調的關系。
（一）刑事糾紛的外在表現形式是犯罪
法律作為社會規范的一種，始終有其固守的領域，在糾紛這一蕪雜龐大的集合體中，存在法律力所不及的領域。一個糾紛是否受到法律的規范關鍵在于其外在表現形式是否為法律所調整，沒有外在表現形式的不同主體間的不協調關系不是受到法律規范的糾紛。刑事糾紛受到國家刑事法律的規范，必須以犯罪為外在表現形式。犯罪的概念有形式概念和實質概念的區別：前者以具體、直觀的實定法為標準，即將違反某一具體的《刑法》的行為視為犯罪；后者以抽象的、隱含的理論為標準，將危害國家和社會利益的行為視為犯罪。對于刑事糾紛而言，作為其外在表現形式的犯罪理應采取形式概念，即某一國家某一時期特定《刑法》所規定的犯罪行為。之所以從形式上限制刑事糾紛的范圍，是因為研究刑事糾紛的最終目的是要對接刑事司法程序，而未為某一特定時空的《刑法》規定為犯罪的行為是無法進入該特定時空的刑事司法程序的。
另外，由于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需等待刑事訴訟程序終結時的最后判斷，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最初接納的都是“疑似”為刑事糾紛的糾紛。這些“疑似刑事糾紛”的發展演變按照其所依附的行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最后定性可以分為以下幾類：（1）一部分行為最終被認定為構成犯罪，則依附于這一行為的“疑似刑事糾紛”轉變為嚴格意義上的刑事糾紛；（2）一部分行為已構成犯罪，但由于各種因素而非罪化處理，例如被酌定不起訴，依附于這一行為之上的糾紛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刑事糾紛的所有要素，可以將其稱之為“準刑事糾紛”；（3）一部分行為最終被認定為不構成犯罪，依附于這一行為之上的糾紛實際上就只是民事或其他糾紛而非刑事糾紛；（4）一部分行為最終被認定為不存在或非加害人所為，“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不存在刑事糾紛。以上四種情況中只有前兩種可稱之為刑事糾紛。
（二）刑事糾紛的主體限于加害人與被害人
加害人——被害人是刑事糾紛最原初和最基本的結構。在國家承擔追訴犯罪的責任之后，刑事糾紛的主體是否有所變化？筆者認為，國家的參與并未改變刑事糾紛主體的二元結構，刑事糾紛的主體仍限于加害人與被害人。
首先，國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內含了國家的意志，國家正是通過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來將社會生活中的一部分行為界定為犯罪并納入刑事司法制度予以處理的，因此，國家應當是刑事糾紛的評價者和判斷者，而不應該是被評價和判斷的刑事糾紛的參與者。一般說來，社會、國家通常被視為對社會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一般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識負有維護責任的抽象主體。在對沖突進行法律評價的過程中，社會、國家的利益和愿望從來都是評價的根據和出發點，而不是評價的對象。即便是在直接侵害社會或國家利益的沖突中，也不能把國家視作法律意義上的沖突主體。[3]糾紛主體應大致處于對等的地位，如果將國家視為糾紛主體，無異于允許糾紛的一方按照其單方所制定并體現其單方意志的規則來處理其與另一方的糾紛，這種糾紛的結構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其次，不能以犯罪侵犯國家利益為由將國家視為糾紛的主體。誠然，國家需要通過追訴和懲處犯罪來維持社會的安定并實現一些內含在刑事法律內的價值目標，但國家的這種利益應當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作為糾紛主體的利益。如果說加害人和被害人可以在處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自私自利”地單方面爭取己方的利益，國家則需站在一個更高的立場上來考慮整體的利益。因此，國家在對犯罪作出處理的過程中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不能推出國家是刑事糾紛主體的結論，相反，由于國家的這種利益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反而證明了國家應當超然于加害人——被害人這一糾紛主體結構。
最后，將國家視為刑事糾紛主體有可能導致國家“偷走”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糾紛，從而導致刑事司法制度忽視被害人利益。如果將國家視為刑事糾紛主體并以國家——加害人之間的糾紛取代加害人——被害人之間的糾紛，被害人將在失去刑事糾紛主體地位的同時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邊緣化。事實上，國家既不能完全取代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位置，也不能完全代替被害人的利益，將國家視為刑事糾紛的主體必將使刑事司法制度偏離其最初的加害人——被害人的基本結構。這在傳統刑事司法模式中可見一斑。如果說傳統刑法的根基在于國家——犯罪人的關系的話，那么，傳統刑事訴訟則將國家——被告人的關系視作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傳統的刑事訴訟理論夸大了國家與被告人關系的重要程度，以至于無論是在對抗性司法模式還是在公力合作模式中，被害人都沒有太多的容身之地。被害人在很多情況下成為刑事司法制度的棄兒。[4]
刑事糾紛主體限于加害人與被害人，那么在沒有具體被害人的犯罪中，是否存在刑事糾紛？筆者認為，在沒有具體被害人的犯罪中不存在刑事糾紛。之所以得出這一結論，主要是考慮到被害人一方面的缺失將導致刑事糾紛結構上的解體，從而使研究刑事糾紛的目的——解決刑事糾紛失去了意義。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在理論上歸類為沒有具體被害人的犯罪，如果在實施過程中侵犯了某些具體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而產生了具體的被害人時，則會產生相應的刑事糾紛。另外，在一些危害特定區域公共安全和利益的犯罪中，例如縱火、投毒等等，由于其侵犯的是特定范圍內個體的利益，因此也有刑事糾紛存在。
（三）刑事糾紛是單一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不協調關系
隨著社會的發展，犯罪的種類日益增多。從加害人與被害人的數量角度來說，犯罪逐漸從最原初的一個加害人和一個被害人的形式發展出一個加害人多個被害人或一個被害人多個加害人的形式，甚至多個加害人多個被害人的形式。對于單一加害人和單一被害人的犯罪來說，刑事糾紛與犯罪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對于多個加害人或多個被害人的情況，刑事糾紛與犯罪則并非一一對應關系，一個犯罪可以對應多個刑事糾紛。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主要是考慮到刑事糾紛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會隨著主體的變化而變化。例如，在共同犯罪中，雖然多名加害人共同對被害人實施了犯罪行為，但不同加害人在犯罪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不同，即使發揮的作用完全相同，被害人對不同的加害人也可能有不同的感覺進而產生不一樣的刑事糾紛。在被害人多人時情況也是如此。因此，從有效解決糾紛的角度，將多個加害人或多個被害人視為一個整體并作為刑事糾紛的主體是不科學的，刑事糾紛是指單一加害人和單一被害人之間的不協調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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