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代雄 ]——(2012-2-23) / 已閱16807次
楊代雄 吉林大學法學院 副教授
關鍵詞: 民事責任能力 未成年人 精神障礙者 過錯能力 侵權責任
內容提要: 一方面，民事責任能力的適用范圍不限于侵權責任；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侵權責任都適用民事責任能力。民事責任能力的適用范圍不應以責任的發(fā)生原因如侵權行為、違約行為等為界定標準，而應以歸責原則為界定標準，即僅適用于實行過錯責任原則的民事責任，不適用于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民事責任。民事責任能力在本質上是過錯能力，是致害人的行為構成過錯行為的法律前提，民事責任能力制度是過錯責任原則的“配套設施”。我國現行法中的民事責任能力制度存在諸多缺陷，需要加以完善。
民事責任能力是民法上的一個重要概念。我國民法學者對這一概念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不法行為能力說”和“侵權行為能力說”。前者認為，民事責任能力既包括當事人承擔侵權責任的能力，也包括承擔違約責任和其他民事責任的能力。[1]后者認為，民事責任能力僅包括當事人承擔侵權責任的能力，不涉及其他民事責任的承擔。[2]之所以發(fā)生這樣的爭議，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學者們對民事責任能力的適用范圍存在不同的見解；另一方面，學者們對民事責任能力的本質缺乏準確的認識。有鑒于此，筆者將對民事責任能力的適用范圍予以考察，在此基礎上進行反思并探討民事責任能力的本質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以下簡稱《侵權責任法》）相關條款的完善。
一、民事責任能力的適用范圍不限于侵權責任：以其他民事責任為考察中心
關于民事責任能力的適用范圍，首先需要探討如下問題：民事責任能力是否適用于侵權責任以外的其他民事責任？由于民事責任能力解決的是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精神病人、癡呆癥人及其他心智能力有障礙的人）是否需要對其致害行為承擔民事責任之問題，因此上述問題也可以表述為如下兩個更為具體的問題：一是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是否承擔違約責任及其他債務不履行責任？二是在無因管理和不當得利情形中，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是否需要承擔民事責任？
對于第一個問題，我國有學者認為，民事行為能力或者說締約能力本身就包含了承擔違約責任的能力，當事人如果不具備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合同就不能生效，從而就談不上承擔違約責任；是否承擔違約責任屬于締約能力解決的問題，既然民法已經對締約能力作了明確規(guī)定，就沒有必要再規(guī)定承擔違約責任的能力。[3]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欠妥。締約能力并不能完全覆蓋違約責任能力。不具備締約能力的人也有可能成為有效合同的當事人從而承擔違約責任，此時就需要考察其是否具備承擔違約責任的能力。例如，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由法定代理人代其訂立合同成為合同當事人，若未按合同要求履行債務，就需要確定由誰承擔違約責任。對此，需要區(qū)分兩種情形：其一，如果違約責任采用過錯責任原則，而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被認定為不具備足夠的識別能力從而不構成過錯，那么他不會因為自身的行為（作為或不作為）而承擔違約責任，[4]不過，他卻需要對其法定代理人的過錯承擔違約責任。這是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qū)民法的通說。根據《德國民法典》第２７８條第１句的規(guī)定，債務人如果是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需要對其作為履行輔助人的法定代理人的過錯負責。我國臺灣地區(qū)所謂“民法”第２２４條亦有類似規(guī)定。[5]《瑞士債法》第１０１條雖然僅規(guī)定債務人對其履行輔助人的過錯負責，但很多學者主張將該條類推適用于法定代理人之過錯。[6]《日本民法典》對此雖然未作明文規(guī)定，但日本民法通說亦認為債務人須對其法定代理人的過錯負責。[7]在此種情形中，法定代理人的識別能力彌補了被監(jiān)護人識別能力的不足，使其能夠成為法律行為的當事人。其二，如果違約責任采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由于責任的成立不以債務人的過錯為要件，因此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識別能力的欠缺不妨礙其承擔違約責任。由此可見，如果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訂立合同，無論采何種歸責原則，不具備締約能力的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都需要承擔違約責任。
無締約能力人成為有效合同的當事人并不限于上述情形。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１２、１３條的規(guī)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即可締結超出其行為能力限度的合同（法律行為），從而成為該法律行為的債務人。該債務原則上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履行，此時法定代理人如有可歸責的違反債務之行為，應當歸屬于債務人。如果事實上是由債務人自己履行，那么在無過錯責任原則下，債務人當然要承擔違約責任；在過錯責任原則下，如果債務人的行為違反義務，法定代理人要么因其懈怠、要么因其輕率而具有過錯，依據債法上的履行輔助人和法定代理人過錯之歸屬規(guī)則，該過錯也應該歸屬于債務人。除此之外，還存在“事后無締約能力”之情形，即某人在訂立合同時具備相應的行為能力，合同生效后因患精神病喪失行為能力。此時，也不能說該當事人必然不需要承擔違約責任。即便采用過錯責任原則，其仍然可能承擔違約責任，因為其需要對作為法定代理人的監(jiān)護人的過錯負責。當然，如果事發(fā)突然，具有監(jiān)護資格的人不知道債務人已喪失行為能力從而自己已經成為監(jiān)護人或者雖然知道自己成為監(jiān)護人但根本不知道被監(jiān)護人曾與某人訂立合同從而未及時履行債務，則監(jiān)護人就沒有過錯，被監(jiān)護人無需依過錯責任原則對其履行遲延負責。
總之，締約能力并不能解決所有涉及違約責任能力的問題，無締約能力人并非一律不承擔違約責任。對于違約責任以外的其他債務不履行責任，締約能力更是鞭長莫及。由此可見，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是否需要承擔以及依據什么來承擔債務不履行責任之問題仍然需要一個有別于締約能力的理論來解決。
對于第二個問題，我國有不少學者認為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可能承擔無因管理和不當得利之責任。[8]筆者認為，這種認識也值得商榷。其理由如下：
（１）所謂“不當得利責任”是一個不太精確的表述，它實際上包含了不當得利返還債務和該債務不履行所產生的責任。不當得利債務在性質上并非民事責任。因為不當得利并不涉及對當事人行為的評價，僅涉及對客觀利益關系的考量。它關注的是“結果不法”而不是“行為不法”。只要當事人的利益存在客觀不法狀況，即本應屬于甲的利益無正當原因地處于乙的支配之下，就構成不當得利，[9]受益人就有義務將所得利益返還于對方，此為不當得利返還債務而非責任，在法律上也不需要考察受益人主觀上是否有過錯。唯一涉及受益人主觀狀態(tài)的情形是：受益人如果知道其取得利益無正當原因，則應將其受領時所得之全部利益或知悉無正當原因時現存之利益及附加利益一并返還；反之，如果不知道其取得利益無正當原因且所得利益已不存在者，不負返還義務。在理論上，上述兩種情形往往分別被表述為“惡意受領人的返還責任”與“善意受領人的返還責任”，[10]或者把前者稱為“加重責任”。[11]那么，此處所謂的“責任”究竟是否真正意義上的民事責任？在學理層面上，上述對于善意受益人與惡意受益人區(qū)別對待的規(guī)則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其一，不當得利返還債務自受益人知道其無正當原因受益時成立。據此，惡意受益人要么自取得利益時起成為債務人，要么自事后知道其取得利益欠缺正當原因時起成為債務人。無論如何，在惡意受益人成為債務人后，債務的標的物即為所得利益，若所得利益在此后喪失以至于最終不能返還給受損人時，則構成債務不履行，其需要向受損人支付與所失利益相當的價額，此即所謂“加重責任”，它在性質上屬于不當得利返還債務不履行之責任。[12]善意受益人直到受損人向其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時才知其無正當原因受益，不當得利返還債務也自此時成立，其范圍自然僅及于現存之利益，因為債務的效力不能溯及地發(fā)生，此即所謂“善意受領人的返還責任”，它在性質上屬于不當得利返還債務而不是民事責任。其二，不當得利返還債務自受益人獲得利益時成立。據此，如果受益人知其無正當原因受益而未妥善保管該利益致其喪失，則受益人須負債務不履行責任，此即所謂“加重責任”。如果受益人直至受損人向其主張權利時才知其無正當原因受益，此前一直以為自己是該利益的所有人，可對之為任意處分，即便因保管或使用不慎而致該利益喪失，相對于受損人也不構成過錯，因為受益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會導致他人利益受損害。既然善意受益人對于利益的喪失無過錯，則在過錯責任原則之下，其對于“得而復失”的利益自然不必負債務不履行責任，此即所謂“善意受領人的返還責任”，它涉及的是善意受益人是否就已喪失的利益承擔債務不履行責任之問題。顯然，無論對不當得利返還債務的成立采用主觀（知情）主義還是客觀（受益）主義，學者們所謂的“不當得利責任”都可以定性為不當得利返還債務或者該債務的不履行責任。就前者而言，并不涉及民事責任能力問題，因為此債務并非責任，即便該債務的成立取決于債務人的主觀狀態(tài)，該狀態(tài)也不是責任能力；就后者而言，涉及民事責任能力問題，但它并非“不當得利責任能力”，而是債務不履行責任能力的一種。在民法理論上，關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是否應承擔不當得利返還的“加重責任”，頗有爭議。[13]筆者認為，如果將該責任視為一種債務不履行責任，就比較好解釋：若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具備相應的責任能力，則其應承擔“加重責任”；若其不具備相應的責任能力，則不應承擔“加重責任”。但是，如果是法定代理人代其從事交易并發(fā)生給付不當得利，而且法定代理人明知無正當原因受益，則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仍然應承擔“加重責任”，因為法定代理人的知情以及過錯歸屬于被代理人。
（２）無因管理中的責任也需要作具體分析。在民法學上，關于無因管理的性質和成立條件有兩種學說。根據傳統(tǒng)民法學上的通說，無因管理在性質上屬于準契約或準法律行為，因此應該準用民法關于行為能力之規(guī)定，即要求管理人具備行為能力。此為第一種學說。根據當代民法學上的通說，無因管理在性質上屬于事實行為，不要求管理人具備行為能力。此為第二種學說。[14]若依第一種學說，則無行為能力人不能成為無因管理人，不需要承擔無因管理關系中的民事責任，限制行為能力人可以實施與其行為能力相應的無因管理并承擔由此產生的民事責任———不履行無因管理人的適當管理義務、繼續(xù)管理義務、[15]財物返還義務所產生的責任。這在性質上屬于債務不履行責任。若依第二種學說，則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均可以成為無因管理人，享有請求本人償還管理費用并補償所受損失的權利。不過，為了保護欠缺行為能力的無因管理人，《德國民法典》第６８２條規(guī)定此類管理人僅依照關于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和不當得利的規(guī)定負其責任，我國臺灣地區(qū)民法學者大都認為應借鑒此種立法例。[16]也就是說，民法上關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欠缺責任能力的規(guī)定也適用于欠缺行為能力之無因管理人的民事責任，[17]包括正當無因管理關系中的責任和不當無因管理關系中的責任。其中，前者在性質上屬于債務不履行責任，后者在性質上屬于侵權責任。[18]可見，關于無因管理的性質和成立條件無論采何種學說，其所涉及的責任都是債務不履行責任或侵權責任，并非一種獨立的“無因管理責任”。
對以上兩個問題的考察可以小結如下：其一，若對違約責任采無過錯責任原則，那么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一律需要自己承擔責任，此時，民事責任能力無用武之地，民事責任能力之欠缺不能阻卻違約責任的成立；如果采過錯責任原則，那么不具備相應識別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不對自己的違約行為負責，因為他們尚不具備構成過錯違約行為之能力，但他們通常需要為法定代理人的過錯負責，除非事發(fā)突然，法定代理人沒有過錯，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無須對此負責。其他債務不履行責任亦同。其二，在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關系中，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可能涉及的責任在性質上要么屬于債務不履行責任、要么屬于侵權責任，究竟是否承擔這些責任需要考察其責任能力。總之，對侵權責任以外的民事責任，民事責任能力有適用之余地。究竟是否適用，取決于該民事責任采用何種歸責原則。
二、民事責任能力適用范圍限于侵權責任中的過錯責任：原則與例外
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是否需要承擔采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特殊侵權責任，取決于無過錯侵權責任的立法理由。現代各國侵權法在傳統(tǒng)的過錯責任原則之外，普遍規(guī)定對某些特殊侵權責任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如鐵路事故責任、機動車事故責任、環(huán)境污染損害責任、產品責任、飼養(yǎng)動物致害責任等。這些侵權責任被視為危險責任，其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理論依據包括原因責任主義、衡平責任主義、報償責任主義、違法歸責主義、危險歸責主義、多元主義等。[19]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是報償責任主義、危險歸責主義和多元主義。[20]
《侵權責任法》及其他法律也規(guī)定了若干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危險責任，除去明顯與未成年人、精神障礙者無關的外，高度危險物（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物質）致害責任、危險作業(yè)責任、飼養(yǎng)動物致害責任、環(huán)境污染致害責任、在公共道路上遺撒妨礙通行物致害責任[21]以及機動車交通事故中的部分無過錯責任（１０％限度內）[22]等是否關涉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需要具體分析。
危險作業(yè)致害責任、產品責任、環(huán)境污染致害責任的主體都是經營者，既包括具備法人資格的經營者，也包括不具備法人資格的經營者，如個人獨資企業(yè)、個體工商戶、合伙企業(yè)等。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有可能因繼承或精神無障礙時的投資行為而成為企業(yè)主、店主或有限合伙人，若企業(yè)致害，其有可能成為責任主體。高度危險物致害責任的主體是占有人和使用人，動物致害責任的主體是飼養(yǎng)人和管理人，在公共道路上遺撒妨礙通行物致害責任的主體是遺撒行為人，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的主體是機動車所有權人、使用人、盜搶人。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有可能成為所有權人，那么是否可能成為占有人、使用人、飼養(yǎng)人、管理人、遺撒行為人、盜搶人？現代民法一般不要求占有人具備占有意思，只要占有人對標的物具備事實上的管領力即可，頂多只要求占有人具備一項無特別品質要求的自然的意思，因此占有人不需要具備行為能力。一個６歲的兒童在大街上撿了一個錢包也可以成為占有人。[23]若以此占有概念為準，則用硫酸傷人的精神病人即成為危險物的占有人。除了盜搶、管理之外，飼養(yǎng)、使用、遺撒也可以作類似解釋。
那么，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作為經營者、所有權人、占有人、使用人、飼養(yǎng)人、遺撒行為人，是否需要承擔無過錯之危險責任？從危險責任的理論依據來看，若采用報償責任主義，則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作為危險設施或危險事業(yè)的經營者、所有權人需要承擔無過錯責任；而他們作為危險物的占有人、使用人、動物的飼養(yǎng)人、遺撒行為人，若無行為能力則不應該承擔責任；其作為機動車的所有權人是否需要承擔危險責任則有疑問，若著眼于損失的轉嫁或分散，由于其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似乎不應承擔無過錯責任；同理，其作為危險物的占有人、使用人、動物的飼養(yǎng)人、遺撒行為人，也不應承擔無過錯責任。如果采用多元主義，將報償責任主義與所謂的危險歸責主義相結合，則結論與采用報償責任主義時相同。
從比較法上看，在德國民法學說和判例中，對于危險責任的成立是否以當事人具備責任能力為前提存在爭議。一般認為，危險責任不以責任能力為要件，但機動車保有人、動物飼養(yǎng)人身份的認定與行為能力有關，欠缺行為能力的人不能成為保有人或飼養(yǎng)人，除非經過法定代理人同意。[24]有學者認為，機動車致害責任和飼養(yǎng)動物致害責任適用責任能力制度，即欠缺責任能力的人對其致害不需要承擔責任。[25]在瑞士，按照其民法學通說，無責任能力（判斷能力）人需要承擔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侵權責任，如建筑物致害責任。[26]在荷蘭，按照《荷蘭民法典》第６編第１８３條的規(guī)定，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需要承擔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雇主責任、建筑物致害責任、經營危險物致害責任、經營礦業(yè)和垃圾場致害責任、占有危險動產致害責任、占有動物致害責任。例外的是，如果占有危險動產或動物的是未滿１４歲的兒童且該動產或動物并非被用于從事營業(yè)的，則由行使家長權的父母或由監(jiān)護人代替該兒童承擔責任。[27]在英格蘭和蘇格蘭，１６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擁有或占有動物，其父母被認定為動物保有人，從而承擔責任。[28]總之，從比較法上看，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侵權責任不以民事責任能力為法律前提，而危險物品占有人和動物飼養(yǎng)人身份的認定通常需要考慮其識別或判斷能力。
筆者認為，比較法上的這種觀點值得借鑒。關于危險責任，如果適用民事責任能力制度，將導致作為危險源利益享有者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逃脫其本應承擔的責任，這顯然背離了構建危險責任制度的立法目的。為了使占有、使用并非用于從事營業(yè)的危險物品或動物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免于民事責任，與其在危險責任人的資格（責任能力）這個要素上設置門檻，不如在危險行為人這個要素上設置門檻，即占有、使用、遺撒危險物及飼養(yǎng)動物等行為需要以當事人具備必要的識別或判斷能力為前提。雖然按照現代民法原理，占有、使用、飼養(yǎng)等事實行為本不要求行為人具備行為能力，但若標的物是危險物可能給行為人帶來責任負擔，則另當別論。因為這些潛藏著較大風險的事實行為仍然以行為人具備必要的識別或判斷能力為法律前提，無行為能力人必定不具備此種能力，不能理性地選擇是否從事這種行為，所以不能承擔此類危險責任。如果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事實上“占有”危險物品或動物并致人損害，應該將其視為一般侵權行為，適用一般侵權行為的責任能力制度，即監(jiān)護人因失職而負責。不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是作為危險設施或危險事業(yè)的所有權人還是作為經營者，這兩種情況的法律效果存在不同。因為他們并非在識別能力欠缺的狀態(tài)下自己選擇成為所有權人或經營者的，而是要么通過繼承要么通過先前的、精神健全狀態(tài)下的行為而成為危險設施或危險事業(yè)的所有權人或經營者。對于后一種情況，監(jiān)護人作為其代理人或代管人補足了其能力上的不足，而該設施或事業(yè)的利益是由自己而非監(jiān)護人享有的，因此可成為危險責任主體，而非由監(jiān)護人承擔危險責任。在某些情形中，由于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是以經營為目的占有危險物品，因此應該將其認定為危險事業(yè)的經營者，使其承擔不以民事責任能力為前提的危險責任。事實上，危險責任以外的無過錯侵權責任也存在類似現象。例如，甲是個體戶，雇了幾個工人，后來甲患了精神病，但并未停止營業(yè)，在此期間有個工人在工作過程中致人損害，甲對此需要承擔雇主責任，不得以自己欠缺民事責任能力為由不負賠償責任。
總之，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需要承擔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侵權責任。但是，他們由于欠缺足夠的識別能力，因此通常不能成為非用于營業(yè)的危險物品占有人和動物飼養(yǎng)人，也不必承擔相關的侵權責任。
三、民事責任能力本質之重述：以過錯能力為中心
綜上所述，一方面民事責任能力的適用范圍不限于侵權責任；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侵權責任都適用民事責任能力。對于民事責任能力的適用范圍，不應該以責任的發(fā)生原因（如侵權行為、違約行為等）為標準予以界定，而應該以責任的歸責原則為標準予以界定，即民事責任能力僅適用于實行過錯責任原則的民事責任，不適用于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民事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前述關于民事責任能力含義的“侵權行為能力（侵權責任能力）說”不能成立。如果把民事責任能力理解為侵權行為能力或侵權責任能力，顯然是不適當的，在理論上無法解決違約責任及其他債務不履行責任（如果其實行過錯責任原則的話）的承擔問題，這就如同給一個成年人戴上一頂兒童帽。況且，如果簡單地將民事責任能力理解為侵權責任能力，那么無行為能力人就不具備侵權責任能力，從而不需要承擔侵權責任，包括一般侵權責任和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特殊侵權責任，這顯然與上述關于特殊侵權責任的考察結論相矛盾。所謂的“不法行為能力說”也不精確。該學說試圖以“不法行為能力”這一概念涵蓋民事主體對侵權行為、違約行為及其他不法行為承擔民事責任的資格，但卻無法解釋為什么欠缺“不法行為能力”的人仍然需要承擔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
無論是“不法行為能力說”，還是“侵權責任能力說”，都停留在民事責任能力這一概念的表面，沒有揭示其本質。筆者認為，民事責任能力是致害人的行為構成過錯行為的法律前提，在本質上是過錯能力。只有具備過錯能力的致害人的行為才構成過錯侵權行為或過錯違約行為，依據過錯責任原則需要承擔民事責任。欠缺過錯能力的致害人的行為不構成過錯侵權行為或過錯違約行為，不需要承擔實行過錯責任原則的侵權責任或違約責任，但需要承擔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侵權責任或違約責任，因為這些責任不以“過錯行為”為要件。
“民事責任能力的本質是過錯能力”這一命題可以從法律史中得到印證。對法律史的考察表明，民事責任能力與過錯責任原則密切相關。凡是采用過錯責任原則的民法，都有民事責任能力制度，如后期羅馬法以及近現代民法。在后期羅馬法中，７歲以下的未適婚人[29]可以免于私犯（侵權）責任，７歲以上的未適婚人有些也可以免于私犯責任。[30]這個時期，羅馬法對于私犯責任已經明確實行過錯責任原則。[31]近代民法也是如此。最具代表性的是１７９４年《普魯士普通邦法》以及１８１１年《奧地利民法典》。這兩部法典都采用過錯責任原則，同時也都要求致害人具備歸責能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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