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禮仁 ]——(2012-7-31) / 已閱9601次
【摘要】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糾紛屬于民事糾紛，婚姻登記機關不能成為民事婚姻效力糾紛的被告。由登記機關當被告，甚至當“無責被告”，偏離了行政審判宗旨。行政訴訟程序不具有審理瑕疵婚姻效力糾紛的 “合法資格”。行政訴訟時效、審查對象、判斷標準等均不適用瑕疵婚姻效力糾紛。“即墨案”作為行政訴訟案件，屬于定性錯誤。其訴訟程序明顯存在問題，實體判決也有待研究，屬于程序和實體均有瑕疵的案件，不能作為“案例指導”供司法效仿。
【關鍵詞】瑕疵婚姻效力糾紛；民事糾紛；行政訴訟
2012年7月26日《人民法院報》（第06版“案例指導”）刊登了《當事人弄虛作假騙取的結婚登記應予撤銷——山東即墨法院判決高萍麗訴即墨民政局結婚行政登記案》（下面簡稱“即墨案”）。但筆者發現“即墨案”的處理存在諸多法律障礙和理論障礙，是一個有明顯瑕疵的案件，將其作為“指導案例”，容易造成負面影響，有必要對其存在的問題予以澄清。
【案情回放】
2005年12月27日，原告高萍麗與第三人“張振哲”（化名）雙方自愿到被告山東省即墨市民政局申請辦理結婚登記，被告根據《婚姻登記條例》第五條的規定，要求當事人出具了當事人本人的戶口簿、身份證和本人無配偶以及與對方當事人沒有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系的簽字聲明，經審查認為當事人符合結婚條件，為原告和第三人頒發了（2005）青即結字第007567號《結婚登記證》。后“張振哲”下落不明，經公安機關證實沒有“張振哲”的身份信息，其使用的戶口簿、身份證在公安機關沒有登記，該人的真實身份不明。
山東省即墨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高萍麗與第三人“張振哲”申請辦理結婚登記，被告依據《婚姻登記條例》的規定，要求當事人出具了相應的證件和證明材料，并作了形式上的審查，認定原告和第三人的申請符合婚姻法的規定，予以登記并頒發結婚登記證，該行政行為符合法律規定。后因“張振哲”下落不明，經公安機關查證第三人“張振哲”使用的戶口簿、身份證是虛假的。“張振哲”的行為是導致被告錯誤認定原告和第三人的結婚登記申請符合婚姻法的規定，即被告據以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主要證據不足，依法應當撤銷。2012年1月6日，法院（2011）即行初字第30號判決：撤銷（2005）青即結字第007567號《結婚登記證》。
【法理透視】
“即墨案”具有代表性，可能在許多人看來這樣處理是正確的。但實際上，無論是在程序上還是在實體上，這個案件都存在問題，尤其是在程序上存在明顯的法律障礙和法理障礙。限于篇幅，這里主要討論程序瑕疵婚姻是否屬于行政案件，能否通過行政訴訟解決。
一、“即墨案”定性錯誤
瑕疵婚姻效力糾紛不屬于行政案件,瑕疵婚姻效力糾紛屬于民事糾紛，將其作為行政案件處理屬于定性錯誤。
（一）“即墨案”定性錯誤之原因
在理論上和實踐中之所以把登記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糾紛作為行政案件，主要是存在四大誤區：
1、誤判婚姻登記是行政許可或單純的行政確認行為。實際上，婚姻登記是民事登記；婚姻登記不是一種單純的行政確認行為，而是婚姻當事人與登記機關共同完成的“婚姻宣示”(公示)行為。我國《澳門民事登記法典》和外國的民事登記法，都明確規定婚姻登記是民事登記。
2、誤判行政確認行為所產生的案件都是行政案件，或者認為民事婚姻關系經登記后就變成了行政性質。實際上，行政確認行為所產生的案件并非行政案件，民事婚姻關系經登記確認不能改變其民事性質。在國外，經民事登記的婚姻稱為“民事婚姻”，具有民事法律效果，產生民法上的婚姻權利義務關系。沒有經民事登記的“事實婚姻”或“宗教婚姻”等，一般不產生民事婚姻的法律效果。
3、誤判登記程序瑕疵婚姻糾紛爭議的標的是婚姻登記行為。而實際上，登記程序瑕疵婚姻爭議的真正標的是婚姻關系及其效力。
登記程序瑕疵婚姻糾紛，當事人所爭議的并不是婚姻登記程序違法與否，而是登記程序違法是否影響婚姻的效力，能否產生婚姻的法律效果。判斷瑕疵婚姻的效力雖然也涉及到婚姻登記程序違法與否問題，但登記程序違法與否，只是用以主張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事實和理由，而不是爭議標的，其真正爭議標的是婚姻關系及其效力，即婚姻關系是否成立或有效。
但長期以來，由于民事訴訟拒絕受理瑕疵婚姻效力糾紛，當事人在通過民事訴訟無法解決的情況下，被迫采取“曲線救國”的行政訴訟路線。而在行政訴訟中，只能將“登記行為”作為婚姻登記程序瑕疵糾紛爭議標的，并將登記行為的“合法性”作為判斷標準。這實際上轉移了此類糾紛的真正焦點，歪曲了此類糾紛的基本性質，使瑕疵婚姻無法得到正確評判。
4、誤判對瑕疵婚姻效力的判斷屬于行政訴訟審查范圍，不屬于民事審理范圍。恰恰相反，對婚姻效力判斷屬于民事審理范圍，不屬于行政訴訟審查范圍。
上述錯誤認識，就是導致“即墨案”定性錯誤之原因，也是該案上榜“案例指導”的原因。登記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糾紛的基本性質屬于民事性質，我在《對最高法、北京、浙江4個瑕疵婚姻訴訟程序規定之批判》和相關文章中有比較詳細論述，在此不再贅述。下面僅就婚姻效力判斷為什么不屬于行政訴訟審查的范圍，作一些簡要補充說明。
（二）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糾紛不屬于行政訴訟審查的范圍
1、程序瑕疵婚姻效力屬于民事性質糾紛
根據婚姻法和婚姻法理，我國不同效果的婚姻形態可以分為五種：即有效婚姻；無效婚姻；可撤銷婚姻；不成立婚姻；程序瑕疵婚姻（簡稱“瑕疵婚姻”）。瑕疵婚姻與其他婚姻形態相比，都是婚姻登記的產物，可謂“一母所生”。而有效婚姻、無效婚姻、可撤銷婚姻、不成立婚姻，其性質都是民事性質，瑕疵婚姻不可能成為“雜種”而演變為行政案件。否則，在法理上無法解釋。
同時，從每個具體瑕疵婚姻可能產生的不同法律效果來看，它只能是有效婚姻、無效婚姻、可撤銷婚姻、不成立婚姻中的一種。那么，無論某一具體瑕疵婚姻屬于哪一種婚姻形態，都與民事存在血緣關系，不可能發生異變而成為行政案件。
在國外，有效婚姻、無效婚姻、可撤銷婚姻、不成立之婚姻等都是民事案件。我國的有效婚姻、法定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等，也是民事案件，而瑕疵婚姻怎么就成了行政案件呢？
而且，如前所述，瑕疵婚姻所爭議的標的或焦點是婚姻關系及其效力，屬于民事性質，民事性質的糾紛屬于民事案件，應當通過民事訴訟解決。通過行政訴訟解決民事案件不僅越權、越位，喪失行政訴訟的價值，而且也難以有效地解決此類糾紛。
2、行政訴訟的審查對象不適用瑕疵婚姻
行政訴訟審查的對象或標的是婚姻“登記行為”，而瑕疵婚姻的真正訴訟標的是“婚姻關系”。行政訴訟所要解決的是登記行為違法與否，而瑕疵婚姻所要解決的是違法瑕疵是否影響婚姻的成立或效力。行政程序對登記行為的合法性審查和判斷，并不能解決瑕疵婚姻的真正爭議，只能是“隔皮瘙癢”，無法完成應有的訴訟使命。如婚姻登記存在違法，其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單純從登記行為的程序是否合法上難以作出判斷。因而，“登記行為”不能成為瑕疵婚姻判斷的對象。例如崔先生1987年跟妻子結婚，1997年為了給小姨子辦城市戶口，妻子逼著他跟小姨子領取結婚證，那時沒有電腦查檔，沒被發現崔已婚。2006年崔妻去世，2007年崔再婚時，被登記員查電腦發現他在1997年已經與小姨子“結婚”了。崔與小姨子的婚姻是否成立，顯然無法從“登記行為”程序上判斷，而要從雙方有無結婚意思和婚姻事實等實質要件上判斷。
3、行政訴訟的判斷標準不適用瑕疵婚姻效力糾紛
行政審判對瑕疵婚姻的判斷標準是“形式合法性”標準，即對登記程序或登記行為的合法性判斷。而瑕疵婚姻的真正判斷標準是“實體合法性”標準，即從婚姻的本質或實質上判斷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 婚姻登記程序是否合法與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是兩個層面的法律問題。行政程序對瑕疵婚姻“登記程序的合法性”判斷標準與婚姻實質上是否成立或有效的判斷標準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標準。婚姻登記程序合法與否，與婚姻關系成立或有效與否是兩回事。根據登記程序違法與否的標準，不能得出瑕疵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正確結論。具體說，登記程序不合法，婚姻則可能成立或有效；登記程序合法，其婚姻也可能不成立或無效。如虛假結婚，其婚姻登記程序不違法，但婚姻不成立（前例中崔先生與小姨子的婚姻即是）；他人代理婚姻登記，其登記程序違法，但只要不違背結婚當事人意愿，其結婚則成立有效。重婚、未達到婚齡、患有禁婚疾病等登記結婚都是違法的，但結婚后上述情形已經消失者，其婚姻仍然有效。因而，婚姻效力的判斷標準，不是登記程序違法與否，而是婚姻法關于婚姻是否成立和有效的要件，登記程序合法與否的標準不適用瑕疵婚姻效力糾紛。行政訴訟對婚姻登記程序合法性審查和判斷，難以正確有效地解決程序瑕疵婚姻。
二、婚姻登記機關不能成為瑕疵婚姻效力糾紛的被告
行政行政訴訟解決瑕疵婚姻是“牝雞司晨”，存在諸多弊端。對此我在《婚姻登記效力糾紛行政訴訟十大缺陷》一文中作了介紹。這里僅結合“即墨案”再談一下婚姻登記機關能否成為成為瑕疵婚姻效力糾紛的被告。
（一）婚姻登記機關當“無責被告”偏離了行政審判宗旨
在“即墨案”中，法院明確認定婚姻登記機關的登記行為是：“該行政行為符合法律規定”。那么，在“即墨案”中，婚姻登記機關顯然是當“無責被告”。 將行政機關無過錯的案件納入行政審判，完全違背了行政審判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宗旨，偏離了行政審判應有的意義和價值。
這完全是把行政審判對行政機關的監督演變為行政機關當行政訴訟的“虛擬被告”或“橋梁被告”，以便制造一個完整、合格的行政訴訟案件。因為沒有行政機關作被告，就不可能有行政訴訟案件。為了使這類案件成為行政訴訟案件，不得不將沒有過錯的婚姻登記機關作為行政訴訟的“橋梁”，搭建行政訴訟的平臺，實現行政訴訟形式上的圓滿。正如民政部門所說，行政訴訟的解決方式使婚姻登記部門“無罪無錯”卻成為“司法大堂的陪綁者”。
更重要的是，把婚姻登記機關綁架到司法中來，只是為了通過行政訴訟程序解決當事人的民事婚姻關系，這不僅使訴訟復雜化，浪費行政司法資源，也使行政訴訟變調、變味、變質。因而，這種行政訴訟已經失去了行政訴訟應有的意義。
婚姻登記機關當“無責被告”的現象具有普遍性。其中最典型是當事人在公安機關辦理虛假戶口或身份證后，利用該證件進行婚姻登記；或者公安機在辦理戶口或身份證時，因工作疏忽造成身份信息錯誤，當事人使用錯誤身份信息進行婚姻登記。由此產生的婚姻效力糾紛，則都成了婚姻行政案件。這里只列舉幾個具有代表意義的典型案例以加證明。
1、張某（男）是A省人，李某（女）是B省人，兩人結婚時，李某不到婚齡。張某家人為了能使李某登記結婚，張某家人找到村長，送了禮，讓村里開了虛假的身份證明等手續，李某順利的在A省當地公安機關辦理了戶籍，并又辦理了一張身份證。但李某在B省的戶籍并沒有遷往A省，原身份證與這次身份證除照片外均不相同。雙方使用李某的新戶籍和身份證在A省辦理了結婚登記。
2、廣西宜州北山鎮板敢村的韋氏姐妹，因不識字身份證辦理錯誤。法院認定民政機關已盡到了法定的審查義務，并無過錯。但仍撤銷了婚姻登記。
3、文成縣女青年趙某與其胞妹到轄區派出所辦身份證，結果粗心的辦證人員將趙某與其胞妹的照片貼錯了，兩人領取身份證也就將錯就錯，沒有要求更換。之后姐妹均使用錯誤身份進行婚姻登記。趙姐婚后生育一子女，后因性格不和引起婚姻糾紛。 法院不僅撤銷了趙姐的婚姻，還認為趙妹的婚姻亦屬無效婚姻，向縣民政局發出司法建議書，建議將趙妹的結婚證予以撤銷。
4、來賓市興賓區石牙鄉阿芳（化名）的第一張身份證是1983年在當地派出所辦的。當年領證時，她就發現身份證出了錯：她的相片貼到了阿梅（化名）的身份證上，而阿梅的身份證卻貼著了她的照片。正好兩人是好的朋友，后來兩人私下商量，互換身份證使用。1994年阿芳與覃某結婚。2003年重新換證，阿芳恢復原來的身份。2007年后阿芳與老公感情上出了問題，阿芳向老公提出離婚，老公則以身份不符否認雙方存在婚姻，因此引起婚姻效力糾紛。
5、江西省吉安縣一女子在公安辦理了一個虛假的臨時身份證，然后用其結婚；等等。
這類案件舉不勝舉。象類案案件，民政機關有什么過錯，它不信公安機關的證件又應該信誰呢？
還有一些人為了復讀、升學、轉學、考學等使用他人身份信息，然后參加工作、結婚等繼續使用他人身份信息，婚姻登記機關又怎么能夠發現？
更為嚴重的是，有的當事人私自偽造假結婚證、假離婚證，這根本就不是行政行為，但為了審查結婚證、離婚證的真假，確認婚姻效力，婚姻登記機關也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真是荒唐之極！
上述案例是婚姻登記機關明顯沒有過錯的案件。還有一些婚姻登記糾紛，是當事人自己偽造的虛假身份信息，婚姻登記機關盡到必要審查義務，事實上也過錯，但仍然被牽強附會的認定為有過錯而成為被告。
（二）登記機關有過錯也不能成為婚姻效力糾紛的被告
婚姻登記機關有過錯，也不能成為婚姻效力糾紛的被告，這主要是因為婚姻效力糾紛屬于民事糾紛。
如前所述，瑕疵婚姻的基本性質屬于民事性質，瑕疵婚姻所爭議的真正標的或焦點也是婚姻關系及其效力，屬于民事爭議。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不應當將行政機關作為被告。因而即使婚姻登記機關在婚姻登記中有過錯，婚姻登記機關也不能成為瑕疵婚姻效力糾紛的被告。
這里不妨做一個比喻，法院對判錯的案件有過錯，但當事人如果不是要求追究法院賠償等責任，而是要求糾正或重新審理確認原判是否正確，法院能否成為該案的被告或起訴的對象？當然不能。只有在當事人要求追究法院賠償或相關責任時，法院才能成為起訴或控告的對象。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權益爭議，只能以利害雙方關系人作為當事人。否則，案件就無法審理或無法得到正確審理。
（三）正確劃分婚姻登記行政案件與民事案件的界限
總共2頁 1 [2]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