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安華 ]——(2012-8-13) / 已閱8486次
法益保護與輕緩處罰的量刑規范化考量
—以某市法院附帶民事訴訟案例為研究樣本
規范量刑行為是社會公眾對法院法官改變扭曲量刑制度導致量刑畸輕畸重的現實愿景。但量刑規范化是刑事司法實踐中一項精密化、系統化的工程，實踐中難免遭遇尷尬，如被害人的民事權利 保護與被告人的輕緩處罰，需不斷實踐和探索。本文通過實證解讀量刑規范化下附帶民事訴訟個案眾象，解析法益保護與輕緩處罰的尷尬，探析法益保護與輕緩處罰的原因，從法理、實踐等方面探索法益保護與輕緩處罰相統一的量刑規范化路徑，通過加強法制和量化、細化量刑規范，以及改革量刑程序、強化法官素質、不斷探索總結，以求取得理性的效果。
引言
規范量刑行為是社會公眾對法院法官改變扭曲量刑制度導致量刑畸輕畸重的現實愿景。應此，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五”改革綱要將“規范自由裁量權，將量刑納入法庭審理程序”作為基層人民法院建設的重要任務。當前，量刑規范化對于我國學術界和實務界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也是刑事司法的“熱題”，為實現公開、公正刑事司法，提高公信力意義重大。自2010年10月1日起，量刑規范化已在全國各基層法院全面展開，取得了較好地效果。但量刑規范化是刑事司法實踐中一項精密化、系統化的工程，實踐中難免遭遇尷尬， 如被害人的民事權利 保護與被告人的輕緩處罰，需不斷實踐和探索。本文旨在通過司法實務中遇到的法益保護與輕緩處罰的實例，解讀量刑規范的重構路徑，探尋中國特色的量刑實踐之路。
一、解讀：量刑規范化下的附帶民事訴訟個案之眾象
個案一：賠償判緩，皆歡喜
被告人謝玲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逃逸，被抓獲歸案后，為了判處緩刑，向被害人親屬提出其賠償后需給法院出具諒解書，同時要求法院對其判處緩刑，被害人親屬為了得到賠償表示同意，并一再請求法院承諾對被告人判處緩刑。法院為充分保護被害人親屬的民事權益，于是默認雙方的請求，對被告人適用緩刑。
個案二：刑期較短，被害人違心求和
被告人陳谷明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一人重傷，但被告人系投案自首并各賠償3萬余元經濟損失。根據最高法院出臺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和湖南省高院出臺的《實施細則》，對致一人死亡負事故全部責任的量刑情形沒有另增加一人重傷而增加基準刑的量刑規范，只能在起點刑一至二年的幅度內確定起點刑，該案即使按二年作為起點刑，加上自首等從輕的量刑情節，被告人的刑期明人一眼就知不長，可本案的民事賠償金額高達一百多萬元，而保險理賠僅為二十萬元，缺口八十多萬元。于是本案經過多次調解均無結果，本案的處理就是船上的人不急，岸上的人急。被害人及其親屬為盡力實現權益不得不讓步求和，死者親屬和傷者在僅獲賠36.6萬元情況下被迫簽下協議，調解結案。
個案三：不切實際索賠，權益無法實現
被告人黃飛交通肇事致被害人死亡，且被告人負事故的全部責任，為此被害人親屬開始就提出82萬元的賠償請求，經法院調解也無結果，加之無法查實被告人有無財產，最后被害人親屬的權益無法實現，而根據量刑規范被告人被從重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個案四：死牛任剝，拒絕賠償
被告人欽波交通肇事致人重傷一案，因被告人只負事故主要責任，而被害人重傷為一級傷殘，醫藥費就達數十萬元，且被害人系獨生子女，有年僅6歲的小孩和父母，所以賠償金額巨大。于是被告人及其家人均拒絕賠償，特別是被告人收到量刑建議見刑期較短后態度更加惡劣，一幅死牛任剝相，其家人不但不替被告人代為賠償，還威脅被害人及其親屬。
個案五：刑期較長，不理不睬
被告人陳繩軍故意傷害致被害人重傷案，被告人手段殘忍、后果嚴重，其中造成被害人十多處骨折，輕傷十多處，醫療費和殘疾賠償金達數十萬元。檢察機關對被告人的量刑建議為有期徒刑四至六年。被告人見難以脫逃法律嚴懲，對被害人的受傷和賠償不理不睬。
上述附帶民事訴訟案例，集中展示了量刑規范化常態下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類型，反映了量刑規范下附帶民事訴訟主體與被告人就其法益保護與輕緩處罰的博弈眾象。從幾類案例可以看出量刑規范化下被害人法益保護的糾結和被告人量刑時的輕緩處罰的無奈和矛盾，公開的量刑規范對被告人的量刑看似公平，但對被害人的法益保護難免尷尬，這與懲治犯罪、彰顯人權、實現權益、建構和諧的刑法目的又格格不入。因此，我們需從公平正義的法律價值觀、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現代刑事司法實踐的理念、量刑規范化的建構多方面理解和解讀法益保護和輕緩處罰。
二、尷尬：量刑規范化實踐中法益保護與輕緩處罰之困惑
量刑規范化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或制定的量刑規范和統一的操作模式，對相同或相似的案件量出近似結果。但由于規定了絕對的法定刑、起點刑、基準刑和量刑比例等實體標準和量刑建議、量刑辯論、量刑證據規范等程序標準，法官成為了法律的“奴隸”，喪失了刑罰裁量上的能動性，將法律的局限性暴露無遺 。從而導致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被害人民事權益保護與被告人的輕緩處罰眾象百態。
（一）、量刑建議是送還是不送，讓人困惑
規范化量刑的出發點和目的顯然是實現量刑實體公正、量刑程序規范和公開，因此對納入規范化量刑的十五類案件要求檢察機關必須提出量刑建議，人民法院應將起訴書和量刑建議一并送達給被告人，做到程序公開透明。在司法實踐中，我們通過上述實證案例不難看出，送達量刑建議后，對刑期較長而附帶民事賠償數額不大的案件被告人會起到促使其或其家屬窮盡能力賠償被害人經濟，以求獲得法院在量刑時的輕緩處罰。但對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量刑較輕而賠償較多的，就會造成部分被告人產生規避賠償的心態，使被害人的法益保護難度增大，維權成本增加，以及引發被告人家屬秘密轉移和處理被告人財產可能。在司法實踐中送與不送記法官困惑不已。
（二）、賠償抵刑或減刑，是否正當，讓人迷惑
從刑法理念來看，對犯罪科刑是國家行使公權力，是對犯罪侵犯國家利益的懲罰，嚴格意義來說個人無權處置國家公權力。但隨著多年的司法實踐，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釋中對部分犯罪作出賠償抵刑或判刑的規范，特別是當前司法領域所提倡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新政和量刑規范指導意見的出臺，對賠償抵刑或判刑作出了更多的規范，使其有了正當性。但該正當性嵌入，給人產生賠錢贖刑、花錢買命的懷疑，同時給量刑規范化操作留下寬泛的空間，讓人迷惑。
（三）、賠與不賠，難以避免新的量刑不公，讓人質疑
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由于法益保護的嵌入，量刑情節的量化和細化方方面面難以考慮周到和全面，賠與不賠的量刑情節在不同案件中作出的量刑調節比例不盡一致，就難以避免新的量刑不公出現，讓人對量刑規范化產生懷疑和質疑。
三、探析：法益保護與輕緩處罰尷尬之因
總共2頁 1 [2]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