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俊盛 ]——(2013-2-1) / 已閱29095次
○17有學者認為：“參照民事、刑事訴訟中上訴期限的規定，這種在明確告知法律救濟權利情況下的起訴期限的價值主要在于合理確定一個思考和準備時間，因而這個時間可以很短，10天或15天已經足夠。”馬懷德(2003)。
○18“行政訴訟是通過訴訟程序解決行政爭議的制度。一方面，行政訴訟作為訴訟的一種，與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具有共同性，應當遵循訴訟的基本原理和規則；另一方面，行政訴訟的審理對象為行政爭議，而行政爭議既不同于民事爭議，也不同于作為刑事訴訟審理對象的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問題。因此，行政訴訟又有其特性，應當遵循不同于刑事訴訟、民事訴訟的規則。如何認識行政爭議即成為構建行政訴訟制度的關鍵。”馬懷德(2003) 。
○19比如，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經復議后的起訴期限為15日，比該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的三個月的普通起訴期限更短。為了行文簡便，本文將普通起訴期限和短于普通起訴期限的特殊起訴期限合并稱為短期起訴期限。
○20當然，由于行政訴訟脫胎于民事訴訟，所以各國立法往往有這樣的規定，即行政訴訟法沒有作出特別規定的訴訟規則，可以參照適用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這說明各國立法者普遍認同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在基本訴訟原理方面是相通的，行政訴訟規則是一種特殊的訴訟規則，而民事訴訟規則是一般規則。
○21上述各國和地區的民事普通訴訟時效規定的具體內容，詳見龍衛球(2002)。上述各國和地區有關行政訴訟普通起訴期限的法律條文規定，詳見胡建淼(2007)。
○22學理上通說認為，行政復議（訴愿）決定也行政決定的一種，是一種特殊的單方法律行為。
○23韓國學者金東熙和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葉百修研究認為，起訴期限就是行政法中的除斥期間。參見[韓]金東熙(2008)。
○24《（美國）聯邦司法審查法》第2344條第二款規定：“本章所列可審查命令一旦作出，行政機關須依據其規則立即就此通過送達或公告予以通知。所有受此命令侵害的當事人皆可在該命令作出后60天以內，向所在地的上訴法院提出對命令進行審查的申請。”見胡建淼(2007)。
○25如《郵政法》、《統計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藥品管理法》等規定的起訴期限為15日；《漁業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等規定的起訴期限則為30日。
○26乙女長期在國外居住，回國后得知其已經在五年前被登記與甲男結婚，乙女要求民政部門糾正無果，欲向當地法院起訴撤銷該結婚證或者確認結婚證無效，卻被告知已經超過五年的最長起訴期限，法院不能受理。無獨有偶，章志遠博士所著的《行政訴訟類型構造研究》一書中也提及此類現象在實踐中已經出現甚多例子：“當事人在事前不知道具體行政行為已經作出的情況下，請求撤銷具體行政行為的訴訟往往都因為‘已經超過法定期限’而被法院駁回。即使試圖再行提起無效確認訴訟，也同樣因為受制于起訴期限的規定而難以達到訴訟的目的。司法實踐中，此類案例甚多，新近的一個有關對無效婚姻登記進行確認的行政訴訟即具有典型意義。參見袁子順、劉卉：‘一本結婚登記證引出的法律話題’，載《檢察日報》2006年12月3日第4版。”見章志遠著：《行政訴訟類型構造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頁注①。某甲向乙行政機關申請政府信息公開，長時間都被口頭告知正在研究，要求等待，既沒有拒絕，也告知何時可以公開，出于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信任，某甲雖然多次到該機關詢問，但一直沒有起訴。某甲最后實在等下去了，想要起訴行政機關不作為時，也被告知已經超過兩年的法定期限，法院不能受理。
○27所謂撤銷訴訟一體主義是指由于撤銷訴訟使用頻率最高，對于行政訴訟目的的實現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立法者對其的認識因而也最全面、最深入以至于在觀念上竟完全將其與行政訴訟等同起來，或者至少從未有意識地加以區分，由此導致的，在立法時，雖然必須有、事實上也確實存在多個訴訟類型，但僅僅對于撤銷訴訟的適用對象、其他的適法性要件、判決方式和要件有相對清晰和完整的規定，并基本上將其一體性適用于其他訴訟類型的一種行政訴訟類型制度的狀況。參見趙清林著：《行政訴訟類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頁。“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的制度設計也幾乎都是圍繞撤銷訴訟而展開的，撤銷訴訟一體主義的傾向極為明顯。”參見章志遠(2007)。
○28例如：湖北省監利縣人民法院（1996）監行初字第89號《行政判決書》判決“撤銷使某某昏倒在地的具體行政行為”，可謂典型。參見趙清林(2008)。
○29撤銷中心主義的制度設計受到實踐需求的強烈挑戰，正是二戰結束以來，以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地區）為適應社會形勢的發展而紛紛出現行政訴訟類型體系化、系統化的發展新趨勢的主要原因。
○30例如：林莉紅教授在其著作《行政訴訟法學》（三版后記）中認為：“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由于制定之初特殊的立法、執法和理論研究狀況，主要制度設計是針對行政處罰這樣形式化的行政行為，缺乏訴訟類型的全面考慮。實際上，訴訟類型關乎行政訴訟程序設計的諸多方面。本書的此次修訂，也很難脫離立法而結合訴訟類型加以分析。這個遺憾，可能要留待行政訴訟法做相應修改后才能彌補。”見林莉紅(2009)。學者楊海坤、章志遠也主張：“我們最為關心的是應當以什么樣的專業思路來引導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變革。在我們看來，‘類型化’是行政訴訟制度變革的核心，因而應當以重構我國行政訴訟的類型作為修改現行《行政訴訟法》的契機和起點。”見楊海坤、章志遠(2004)。
○3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李廣宇、王振宇副庭長聯合撰文認為，《行政訴訟法》實施20多年來，雖然取得長足進步，但是多年來全國行政案件的上訴率和申訴率居高不下（2010年上訴率為70．46%，申請再審率為9．76%）并持續走高，從最高法院處理申請再審的情況看，原審裁判絕大多數沒有大的問題，至少處理結論無法推翻，但是其中確有相當多的情形是“案結事不了”，當事人的訴求沒有實現。制度層面上的原因是現行行政訴訟制度存在4個方面的缺陷：一是行政訴訟對權利救濟請求缺乏回應性；二是行政訴訟對行政權力的行使方式缺乏針對性；三是行政訴訟的審判方式缺乏科學性；四是行政訴訟解決糾紛無法做到實質性。解決上述問題，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辦法是引入行政訴訟類型化的思想。因為現行行政訴訟法之所以出現上述問題，就是因為沒有看到各種不同訴訟請求的差別、采用一元化的標準造成的。所以，引入行政訴訟類型化可謂切中要害。參見李廣宇、王振宇(2012年第2期)。
○32參見羅豪才(1993)；林莉紅(2009)。日本學術界對行政不作為的理解與此觀點一致。
○33在德國、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權利失效制度雖主要適用于民法，但其適用領域不僅限于民商法領域。權利失效對整個法律領域，無論私法、公法及訴訟法，均有適用余地。參見王澤鑒(2001);［德］卡爾•拉倫茨(2003)。
○34德國胡芬教授認為：“立法者的目的在于，防止法院有悖其本來職能變成法律問題的咨詢或者鑒定部門。”參見[德]弗里德赫爾穆•胡芬(2003)。
○35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3條第2款規定：“原告之權利得或可得經由形成訴訟或給付訴訟實現者，不得提起確認訴訟。”我國臺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款規定：“確認公法上法律關系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于原告得提起撤銷訴訟者不得提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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