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江洪 ]——(2013-3-29) / 已閱47750次
第121條規定的“違約責任”如果能夠解釋成也是一種“補充責任”，兩者之間的矛盾當然可以避免。但是，若將第121條的“違約責任”解釋成“補充責任”，而由第三人來承擔直接的責任，這明顯有違合同相對性原理，與第121條的本來立法目的也明顯不符。因此，這一解釋明顯不可能。
另外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第37條第一款規定了管理人、組織者就安全保障義務的違反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這是一種直接的責任。在第三人行為造成損害時，若管理人、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也應依該款承擔與自己的過錯行為相應的“自己”的責任;在承擔“自己”責任后，就剩余的損害，就第三人應負的損害賠償責任依第37條第二款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如此一來，無論是依據第121條還是依第37條，賓館等安全保障義務人都成為直接的責任主體，兩者之間的矛盾會被部分消解。但是，賓館等安全保障義務人在《侵權責任法》的背景下何以要承擔超出自己責任以外的補充責任問題，而在《合同法》的違約責任視角下，則只需承擔自己責任?這仍然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因此，在尚未尋找到其規范依據或理論依據前，這一解釋仍然未能完全彌合兩者之間的鴻溝。
還有一種解釋認為合同一方當事人在遭受第三人侵權行為侵害、另一方當事人又負有合同上的附隨保護義務時，侵權人的侵權責任與合同當事人的違約責任成立不真正連帶債務，并不適用補充責任。[59]但是，從解釋論角度言，何時適用不真正連帶債務，何時又構成補充責任之適用，仍然未能作明確的區分。該理論并未能從解釋論消解第37條與違約責任之間的張力。
正因為無法通過解釋論完全消解第121條與第37條之間的鴻溝，第121條的存廢也就成為問題。但是，造成此種結局究竟是第121條的“過錯”抑或是其他，也不無疑問。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經營活動領域、尤其是存在合同義務情形引入安全保障義務，并非是一個好的契機，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覷。[60]因此，與其說是第121條的“過錯”，還不如說其“罪魁禍首”在于第37條，刪去第121條本身并不足以消解這一不協調關系。
【注釋】
[1]以北大法寶收錄的案例為例，援引該條作出判決的案件至少有340多件(截止2012年7月5日)，分別涉及買賣合同、委托合同、儲蓄存款合同、承攬合同、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拆遷安置補償合同、租賃合同、運輸合同、農業承包合同、技術合同等諸多有名或無名合同。本文所引案例，若無特別說明，均出自北大法寶案例數據庫。
[2]參見韓世遠:“他人過錯與合同責任”，《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3]以北大法寶收錄的案例為例，1999年《合同法》實施以后，仍有五十多件案件援引了該條(截止2012年7月5日)。
[4]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紹》，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頁。
[5]同上，第124頁。
[6]梁慧星:“關于中國統一合同法草案第三稿”，《法學》1997年第2期。
[7]前注[4]，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著書，第185頁。
[8]同上注。
[9]《侵權責任法》雖然規定了侵害的對象為包括權利和利益在內的民事權益，但對于第三人積極侵害債權制度并未作出明確規定，該問題的解釋論依據仍然有待進一步探討。
[10]參見謝懷栻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頁；韓世遠:《合同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0頁；柳經緯主編:《債法總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
[11]同上，謝懷栻等書，第299頁。
[12]參見梁慧星:《梁慧星教授談合同法》，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印，川新出內(98)字第174號，第150～151頁；轉引自前注[10]，韓世遠書。
[13]參見王立兵:“關系論視閾下第三人違約問題研究——以《合同法》第121條為中心”，《學術交流》2010年第2期。
[14]參見尹田:《法國現代合同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頁；馮玨:“論侵權法中的抗辯事由”，《法律科學》2011年第4期。
[15]參見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98頁。
[16]參見[荷]施皮爾主編:《侵權法的統一:對他人造成的損害的責任》，梅夏英、高圣平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頁。
[17]參見前注[12]，梁慧星書，第150頁，轉引自王朝陽:《論合同法第121條中“第三人”的范圍》，http://www．9ask．cn/blog/user/wangsun99999/archives/2007/23169．html，最后訪問時間:2011年10月15日。
[18]前注[2]，韓世遠文。
[19]參見前注[13]，王立兵文。
[20]參見張影:“第三人原因違約及其責任承擔”，《北方論叢》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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