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宗智 ]——(2000-12-18) / 已閱20332次
由此可見，“客觀公正”，是刑事訴訟的根本價值所系，也是對檢察官執行職務的根本要求。不過，任何一種原則的貫徹都必須有實際條件支撐，檢察機關的客觀公正固然需要檢察官在其實踐活動中的自律，同時也需要司法和訴訟制度為之提供條件和保障。為此應注意兩點：一是維護檢察官的司法官員和對執法活動的實行監督的監督官員地位，反對將其“當事人化”。所謂“當事人化”，是指簡單地將檢察機關視為與被告相對應、相對立且地位平等的訴訟原告人，而否認或忽視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機關、尤其是負有維護法制的統一和切實貫徹，負有客觀公正地執行職務義務的法律監督機關這種“超當事人”的性質、職能和地位。二是可以在偵查中引入訴訟結構觀，確認檢察官在刑事偵查過程中的“司法”作用。所謂“訴訟”，即由原被告雙方和居于其間踞于其上的司法官所構成的一個“三角結構”。而偵查階段的“訴訟結構”，指偵查官員與嫌疑人分別作為原被告，而由檢察官作出訴訟裁決這樣一種構造。在我國，對偵查行為的法律控制主要的不是通過預審法官制等法院控制方法，而主要是通過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偵查活動監督等檢察監督方式實施，因此，前述偵查之訴訟結構可以說在我國條件下更具基礎。
其二，在實際操作中，發揮制約作用，保持訴訟結構的必要“張力”固然重要，但也應十分注意在刑事訴訟主體之間應用協調性手段，如協商、協調、溝通、調節，調解等，避免訴訟關系的僵化，以求程序運行更為有效，訴訟結果更加合理。刑事訴訟是一個“多元化”的機制，包括主體多元化和價值多元化等，在主體的各“元”之間，無疑存在而且十分需要一種制衡的關系，以利于法律所認可的多種利益的協調。但在具體運作中，協調性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協調處理的意義，首先是一國刑事訴訟總體上的同質性所決定的。因為任何國家所設定的刑事訴訟程序，都是為了保障法律所確認的利益，都是為了維護特定的法律秩序，而且由于司法界人員，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律師），他們所遵循的法律行為規范是同質的，他們的法律教養在價值和技術上也是基本同質的，因此也可能形成一種相互協調的關系。第二，這種相互協調性對于司法的運作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只有一定程度的協調才能保持司法的效能。否則刑事司法就會在無休止的相互掣肘、摩擦、扯皮中耗盡司法資源，同時很難實現司法的效率與效益。而且這種不協調對保證案件的合理處理包括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是不利的。尤其在檢控官員與辯護律師之間，如果互相視為仇人冤家，只講相互防范和相互攻擊，不講彼此的協調，完全是不必要的，因為從根本上看，均屬“法曹”，負有維護司法公正的共同職責，通常沒有必要搞得關系緊張，以敵相待；同時這樣做對被告也往往是不利的，因為事實證明，辯訴雙方的充分溝通和協商，有利于避免司法手段和司法資源的浪費并使案件獲得合理的處理，使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利益得到必要的保護。第三，從國際刑事司法的情況看，注意協調處理也是普遍的做法。如國外大量采用的簡易程序，其適用基礎就是訴訟各方的協調，因而導致程序的簡化，使案件采用更靈活的方式得以處理。美國是最典型的實行對抗制訴訟體制的國家，但以多方協商、協調為特征的審判前解決程序在訴訟中占了重要地位，甚至處理了大部分案件。這應當引起我們思考。第四，從我國刑事訴訟的制度結構和文化、政治背景看，協調性處理方式尤其值得注意。從政治和社會因素看，我國社會的同一性與統一性較強，這是不可否認的；從文化的因素看，我國文化的和諧傳統也難以適應那種高強度對抗的日常行為方式；再從司法的結構看，目前憲法奠定的司法結構基礎還是公、檢、法三機關互相制約、互相配合型的，司法至上在法律和實踐中尚未被認可，在缺乏一個具有充分權威的機關處理和裁決爭議的情況下，過分的對抗因素只會造成不斷的扯皮，很難產生多少利益。而且在多年的實踐中，司法各主體之間實際上已經形成了習慣性的協調性做法，為新的訴訟機制下案件的協調處理提供了一定基礎。
協調處理，包括偵查、檢察、審判以及辯護等各方的彼此協調。這里尤需強調的，是控辯協調以及偵、檢、審三大有權機關在案件處理上的協調。
首先是控辯協調。這里需注意，一是控辯溝通，包括案情溝通與意見溝通。控辯雙方雖有訴訟立場的區別，但以適用同一法律，尊重法律的價值以及保持行為的合法性及正當性為前提，控辯雙方完全可以謀求對雙方立場和訴訟行為的相互理解，并保持彼此行為的基本協調。而且，應當看到，在一種相對性制度中，彼此的制約是實現法律價值的重要途徑。因此一個明智的檢察官對律師的合法介入應當而且也完全可以持一種開明的歡迎態度。甚至可以說，即使雙方可能在案件處理上存在這樣那樣的分歧，但基本的協調不僅可能，而且是一個具有對抗制因素的司法制度有效運作的必備條件。否則只會在無休止的訴訟對抗中耗盡彼此的精力而于事無補。而且我們相信，隨著法制的健全以及在操作上的逐漸“磨合”，這種協調性將更為明顯。因此，在律師介入提前后，檢察官和律師都毋須彼此過分戒備，而應當在合法與合理的基礎上需求共識，尋求對案件正確處理的方式。因此，只要雙方都注意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那么在案件信息上可以進一步的彼此溝通，在案件處理上以合法為前提可以通過協商找到更為適當的處理方式。為此，需要進一步健全案件信息的溝通制度，如通過法律或規則確立證據開示程序，要求對凡是準備用于法庭的證據，除某些不起重要作用的補強性證據以外，均需事先在庭前向對方展示。也就是說，律師所取具有訴訟意義的證據應事先向檢察官告知其內容，檢察官對律師的看卷也可以擴大范圍，使其能在開庭前閱覽全部基本的訴訟證據。
這里，有的同志也許會批評上述說法和做法有理想化傾向，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實際。因為現實生活中，尤其是目前的條件下，律師，以及司法官員都是不完全理性化的個體。確實如此，我們在注意協調處理的同時，也要注意實際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不合法與不合理的行為并對其予以防范。實際上此次刑訴法修改也是充分考慮了這種非理性化狀態而給予了一些限制（可以說，在相當規范化和理性化的法律操作中，諸如偵查階段律師會見時偵查人員可以在場，律師會見被害人及其證人需得檢察院或法院同意等限制都完全是不必要的）。而且在實際操作中，控辯雙方也不能不注意對方行為的不適當與不合法性而采取適當對策，有的時候不排除采取激烈的方式。如律師對偵查中的某些強制行為提出控告，或檢察院追究律師作偽證的法律責任等。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防止在所謂的彼此協調中喪失法律原則，甚至出現司法腐敗。這可以加強監督和司法審查等方式予以解決。
再就是有司法權的國家機關之間的協調。這里的司法權是從廣義上講，指偵查、檢察和審判的權力。司法權的協調在我國有充分的憲法和法律的基礎，這主要是指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的制度。可以說，相互配合，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指對案件的協調處理。三機關在分工負責的基礎上，以客觀公正與符合法律為前提，求得對案件的共識，有效率的處理刑事案件。當然如果不具備這個前提，則應當利用制約機制去爭取合法與合理的結果。為此，目前尤須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在新刑訴法的操作實踐中，司法機關之間應基于準確、嚴格執行法律的同一目的注意彼此的協調，減少扯皮，以實現訴訟的效益和效率。二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堅持法律的原則性的同時，相互之間應多通氣、及時和經常的交換意見，用協調的辦法可以減少沖突，爭取更大的訴訟效益。例如，對疑難案件的處理，檢察機關可以與法院事先通報情況，征求初步意見（許多國家都有在偵查起訴階段法官即介入作司法控制的制度——不過這種法官一般不再介入庭審）。在一定階段，同時可以請律師參加，檢察、審判和律師在庭下以討論、研究、協商的方式使案件的疑難問題得到較好的解決。也就是說，強化訴訟的對抗性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協調性處理方式在訴訟中的作用。不過應注意堅持兩條，一是嚴格執法，原則問題上不調合；二是保持程序的嚴格性，庭下協調只能為案件的解決作準備，不能代替以公開庭審的方式解決處理案件。
注釋：
〔1〕野田良之：《比較法文化學》，《比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2〕滋賀秀三：《中國法文化考察》，《比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3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參見《程序模式的實驗效應分析》，《中外法學》1992年第3期。
〔5〕詳見孫長永著《日本刑事訴訟導論》第1章第3 節“被告人及其輔佐人員”，重慶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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