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歡秀 ]——(2013-6-17) / 已閱11004次
“無救濟則無權利”，由于行政誘惑調查這種方式的特殊性，若使用不當，不但不能保護其他公民及社會公共利益，還容易造成對被調查人權益的侵害。所以，當行政誘惑調查損害被調查人的合法利益時，就必須有一個救濟途徑來保障處于權力弱勢的相對方。然而，綜觀我所查閱的資料，很少有關于行政誘惑調查法律救濟的，談及較多的是行政調查的法律救濟。盡管在理論上對行政調查的法律救濟有所論及，但學者們對于救濟的方式還是持比較單一的觀點，對行政調查的救濟主要有這么幾種情形：第一，對不作為違法的行政調查，行政相對人可以向法院提起履行之訴；第二，對亂作為違法的行政調查，行政相對人可以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第三，對行政程序違法的行政調查，則區分不同情況分別對待，若違反程序輕微，對相對人權利影響不大的，則不能向法院提起訴訟；反之，如果行政調查嚴重違反程序，并造成嚴重后果的，相對人可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應以“違反法定程序”為由作出撤銷行政決定的判決。
從我國對行政調查法律救濟的學理闡述來看，我國行政調查的救濟方式不僅在法律上沒有獲得相對的獨立地位，在理論上，依然將行政調查看作是后續行政行為的附屬行為，行政調查作為行政過程的一個階段，行政調查的瑕疵并不一定會對行政結果造成影響，只有行政調查存在重大瑕疵時，才影響到具體行政決定的法律后果，才涉及到法律救濟問題， 否則相對人則無途徑尋求保護自己的權益。而在日本，則有一種觀點著眼于行政調查的相對獨立性，特別重視對行政調查的事前救濟。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國家，他們認為行政調查違法將導致具體行政決定的違法，但對行政調查的救濟也重視事前與事中的救濟。應松年教授在《行政調查的現狀與未來發展方向》一文中，也提到行政調查的救濟方式應該多元化，除了事后的司法救濟，應該引入申訴、聽證、異議等制度等事前救濟措施，才能更切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
對于行政誘惑調查，根據前文的論述，認為行政誘惑調查乃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它雖為行政程序過程的一個階段，但具有程序獨立性的價值。由于行政誘惑調查的隱蔽性、非公開性和職權性，在實施的過程中，難免侵犯到行政相對人的隱私權、自由權和財產權。守法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當然受法律保護，當這些權利被侵犯時，必須有可供救濟的渠道。
1、加強行政相對人抵抗權
抵抗權，是指公民所具有的、在必要的時候抵抗或不服從國家法律所產生義務之權利。從行政法層面講，“抵抗權就是指行政相對人對行政主體基于公權力所作出的行政決定，有權進行抵制或不履行行政決定所設置的義務”。 在刑事領域，誘惑偵查理論主要源于英美法系的“陷阱抗辯”理論，所謂“陷阱抗辯”，是指在美國的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如果認為自己受到追訴的行為是因為警察設置的“陷阱”而誘導所致時，可以提出“陷阱抗辯”，要求法院駁回公訴或者宣告無罪，法院依據一定的標準審查被告人的“陷阱抗辯”是否成立，如果有證據證明“陷阱抗辯”成立則被告人無罪，反之亦然。由于刑事領域中的誘惑偵查與行政領域中的誘惑調查，兩者之間并無本質的不同，因此，對于類似的上海“釣魚執法”案件，我們可以借鑒刑事領域“陷阱抗辯”。對于行政執法人員的誘惑調查，如果被調查人認為行政執法人員所采取的引誘行為明顯超越職權范圍而使自身行為違法，則行政相對人可以對行政執法人員的行為提出異議，要求行政機關提供采取誘惑調查手段的法律依據。司法機關依據主、客觀標準，對行政執法人員之誘惑調查行為進行審查，以確定被調查對象是否構成“陷阱抗辯”。
2、加強和完善行政誘惑調查的司法審查
司法程序是公民權利救濟的最后程序，是實現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審查階段又是司法程序中的關鍵一環，因此，對于任何案件都必須重視司法審查。在行政法領域，最為權利救濟最后保護屏障的司法審查，對于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是不可或缺的。目前，對于誘惑調查取證行為的司法審查監督，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有學者認為：對于上海“釣魚執法”案件，司法體制所能夠采取的訴訟技術主要有兩種思路：一種是依據《行政處罰法》、《行政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有關行政程序的規定，對于違反行政正當原則的予以變更或撤銷；另一種是“以主觀方面”為對象，借鑒刑事領域中的誘惑偵查理論，對“釣魚執法”從實體方面進行司法監督。
理論上，目前多觀點認為對誘惑調查手段的審查一般應當從實體方面進行。如有的看法認為：對“釣魚執法”的司法審查對象應從“程序方面”轉換到“主觀方面”。因為，按照程序違法的最終審查結果只有兩種：一是“不允許重做”，二是“允許重做”，前者會損害行政訴訟功能的實現，后者涉嫌忽視程序獨立價值和訴訟價值；而從主觀方面進行司法審查，能更好地區分“犯意誘發型”誘惑調查與“機會提供型”誘惑調查，進而在司法過程中界定“釣魚執法”的合法邊界，從而使“釣魚執法”能在法治的框架內健康運行。 也有的人認為：對于誘惑調查取證行為應從主、客觀方面進行審查。
本文亦認為對于行政執法人員采取誘惑調查手段，應結合主觀與客觀方面進行審查。
（1）主觀方面的司法審查
首先，確認被調查對象是否有違法意向。對于被調查者是否有實施違法行為的傾向和意圖，不但可以從被調查人的陳述中加以判斷，還可以從被調查人是否積極尋找實施違法行為機會進行判斷。如果被調查者早已具有實施違法行為的意向，只是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實施違法行為的機會和條件，而當行政執法人員在誘惑調查過程中特意為其實施違法活動提供相關的環境條件時，被調查者在在這種情況下實施了違法行為。法院對于這種調查取證的審查方式可以放寬，因為，這種情形下被調查對象的主觀惡性大，以此給社會造成的危害也較為嚴重。
其次，審查被調查對象對誘導行為的反應。被調查對象對于行政執法人員的引誘行為是樂于回應還是拒絕，是因為道德良知而接受抑或是受利益的驅使而接受。例如本文在引言中的案件一，張軍因為路人胃疼而接受了行政執法人員的“誘惑”，這種反映人類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的行為可以成為阻卻違法的原因。如果被調查者本無違法意向，只是在行政執法人員的積極引誘之下才產生的違法意圖，則可參照“陷阱抗辯”理論而結合客觀方面進行審查。
（2）客觀方面的審查
由于主觀審查的主觀意識較強，法院在進行主觀審查時比較難把握，所以應結合客觀方面的審查。
首先，主體資格之審查。行政誘惑調查的主體是行政主體，是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國家行政職權并能獨立承擔法律責任的組織，只有國家行政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和個人才能行使誘惑調查取證。其他人員、組織未經法律授權及委托不得采取誘惑調查手段取證，如果是其他人員或組織利用誘惑手段所獲取的證據行為，法院應認定為違法。
其次，誘惑手段之審查。在刑事訴訟中，“陷阱抗辯”理論的客觀標準，認為陷阱抗辯之成立不應取決于被告人是否具有犯罪傾向，而應當以政府誘惑偵查活動中所采用手段的誘惑程度為尺度。由于手段的客觀性更強，在認定的過程中易于把握。因此，在對行政誘惑調查手段的司法審查過程中，法院應當重點審查行政執法人員所采用的誘惑手段是否超過必要限度，是否違背比例原則等相關方面進行審查，從而確定抗辯理由是否成立。
四、小結
在法律規制上明確行政誘惑調查適用特定的主體以及特定的情形；規定行政執法人員在進行行政誘惑調查取證時所必須經過的程序；以及最后從司法審查救濟角度提出幾點建議，以期將“機會提供型”誘惑調查納入到法治的框架內，使其健康運行。
（作者單位：南昌理工學院；江西省峽江縣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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