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宗智 ]——(2000-12-18) / 已閱34164次
（二）證據開示的范圍
哪些證據屬于開示的內容，各國的規定是不一致的。根據經1983年修訂的《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6條的規定，就檢察官方面，可以出示的證據有：（1）被告人的陳述；（2）被告人的前科記錄；（3 ）文件和有形物品；（4）檢察和試驗報告。 不可出示的材料有：與本案的偵查或起訴有關的檢察官或其他偵訴人員所制作的報告、備忘錄或其他控方內部文件；控方證人或者可能成為控方證人者所作的陳述（法律有特別規定的除外）。就被告人方面，可以出示的材料包括：（1 ）被告方掌握的文件和有形物品。（2 ）任何與案件有關的身體檢查和（或）精神檢查和科學試驗或科學實驗的結果或報告——如果這些證據是被告方準備在審判中作為重要證據提出的話。以上兩項出示是以控訴方根據辯護方的要求首先出示有關證據為前提。不可出示的材料有：與本案的調查和辯護有關的被告人或其律師或者代理人所制作的報告、備忘錄或其他內部的辯護文件；被告人對其代理人或律師所作的陳述，或者控方或辯方證人或可能提出的控方或辯方證人對被告人或其代理人或律師所作的陳述。
此外，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2條對被告人作不在犯罪現場的辯護時應作的證據開示作了更明確和更具強制性的規定，要求被告人“根據檢察官要求說明所指稱的犯罪的實施時間、日期和地點的書面催告，被告人應在十日內，或在法院可以指定的其他時間，將他想要提出不在犯罪現場辯護的書面通知送交檢察官。被告人這一通知應當說明被指稱的犯罪發生時據他聲稱他所在的具體地點，以及他打算證實這一不在犯罪現場辯護所依靠的證人的姓名和住址。”但在另一方面，在被告人就不在犯罪現場問題作特別開示的情況下，檢察官也應當作出反應：“在此后十日內，至遲在審理前十日，除非法院另有指令，檢察官應將記明檢察官打算賴以證實被告人在被指稱的犯罪的案發現場的證人的姓名和住址以及據以反駁被告方的證明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的證人證言的任何其他證人的姓名和住址的書面通知，送交被告人或其辯護律師。”（注：王一真主編：《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參考資料》，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235—234頁。）
美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開示范圍目前呈現出明顯的擴大趨向。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在1993年被修訂，上引第16條的規定被修改，擴大了證據開示的范圍。修正后的法律規定，如果被告方要求檢控方開示出庭的專家證人姓名，那么檢控方同樣有權要求被告方開示這類證人的名單。在1994年4月，關于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的顧問委員會提出建議， 要求進一步修訂規則16條，解除對證人陳述的開示禁止，規定雙方相互開示擬出庭的證人（非專家證人）名字以及在審判前已經獲得的證人陳述（如偵查人員在偵查中所作的證人陳述筆錄）。同時還建議，作精神障礙辯護的被告方應向檢控方開示對被告作鑒定的專家證人的情況。
上述證據開示規定適用于美國聯邦法院系統（不含最高法院和聯邦上訴法院）。各州對其州司法系統適用的證據開示程序還作了專門規定。其規定應當說與上述聯邦適用的規則大同小異。而且也同樣呈現出擴大證據開示范圍的明顯趨勢。反映美國聯邦和地方在這方面的普遍動向，美國法律家協會（ABA ）近年來對其制定的關于刑事訴訟中證據開示的準則作了重大的修正，從而擴大了可開示的證據的范圍，而且擴大了強制性開示的證據范圍，尤其是擴大了辯護方向檢控方作證據開示的范圍。
在1994年修訂后的ABA準則中，主要的新的開示要求包括：1. 辯護方向檢控方開示證據應允許檢控方對其進行檢查、復制、檢驗以及對文件和物證拍照。2.辯護方必須開示準備傳至法庭作證的全部證人的名字和地址。辯護方也須開示其掌握或控制的這些證人的書面證言——如果這些證言與下一步該證人出庭作證的主要事項有關。3.辯護方必須開示任何辯方準備在庭審時傳喚的專家證人在庭審前所作的報告和陳述，包括準備在法庭上作為證據的關于身體和精神狀態檢查結果、科學檢驗、實驗和比較的報告。這種開示不須檢控方提出要求，而且不論檢控方是否已向辯護方開示此類證據。4.辯護方應提供被告的簡歷，并就可能在法庭提出的專家證人的證言和專家的意見和理由就其實質性內容作出書面說明。
根據ABA的意見， 進行這種改革的理由在于辯護方證據開示不足不利于司法公正，這種改革被認為對訴訟雙方是公正的，它減少了訴訟的競技因素， 有利于真實發現， 可以防止審判中的突襲（“trial byambush”）。（注：關于美國證據開示制度的發展見前注12文，第二節“相互開示”的C部分：“證據開示的擴張和發展”。）
此外，鑒于檢察官所承擔的公正行事的一般法律責任，美國法律要求檢察官應當向對方開示那些雖不屬于一般的證據開示范圍，但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材料。
根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9條規定，證據開示范圍主要包括：1. 訴訟雙方對擬在庭審時調查的證人、鑒定人、翻譯、通譯人員，必須告訴對方這些人的姓名和住所。2.對擬于庭審時調查的證據文件和證據物，必須給予對方閱覽。此外，根據刑訴法第179條和第180條的規定，對當事人申請證據保全，法院依職權調查搜集的證據，檢察官可以到法院閱覽、謄寫，辯護律師經法院同意也可以這樣做。
在日本，對證據開示范圍，有事前全面開示論和有限制的證據開示論兩種不同的意見。平野龍一教授認為：“檢察官的確沒有必要向相對方開示全部的證據。如果說某種證據開示，可能引起訴訟混亂，或者這些證據與其他案件的偵查有關系，這兩種證據可以不予開示。但是，從客觀上看，其中可能包括對被告辯護有重要意義的證據。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可以根據被告人或辯護人的建議，依照刑訴法第99條第2款， 發布證據提出命令（只限于提起公訴后），讓辯護人閱覽。當然，即便這樣要求，也還存在被告人和辯護人不知道檢察官手中持有何種證據從而影響向法院申請的問題。”（注：日本《刑事訴訟法》下冊，早稻田司法考試研究中心編，1988年3月出版，第159頁；第160頁。）
日本的刑訴法和日本的司法實務，實際認可有限制的開示論，以防止訴訟混亂，保證法庭審理的實質化和辯論的充分性。因此除出庭證人等的姓名和住址通知外，刑訴法和刑訴規則（即實施細則）要求給予閱覽機會的，只限于已確定將在庭審中請求調查的證據文書和證據物（書證和物證以及書面的鑒定檢查報告）。其余證據，包括被告人過去的供述、證人過去的陳述等，以及未確定在法庭上申請調查的其他證據材料，均不屬必須開示的證據范圍。
英國刑事訴訟，要求檢控方開示其掌握的證據，包括準備在法庭上使用的所有證據材料，如證詞和物證等。但也有某些例外。如英國總檢察長發布的關于刑事訴訟中控訴方證據開示的指導規則明確規定，檢察官對被認為是不真實的辯方證人的庭前證言可以不作開示，但在庭審中也可以將這種證言用來作交叉訊問，質疑該證人在法庭上作證的真實性。對檢控方不準備在法庭使用的材料，法律沒有要求必須披露。但控方如有意隱瞞其中有利被告的材料，可能視為嚴重違法行為而在上訴審宣布原判決無效。另一方面，被告方應對不在犯罪現場的辯解向檢控方作證據開示（通知這種辯解并提供有關的證人），被告方還應將專家證人的證據和有關情況向檢控方開示（檢控方有同樣義務）。然而，在英國，為防止被告方濫用開示程序進行突襲辯護，擴大被告方證據開示的范圍，實行與檢察官的基本對等的證據開示，應當說已成趨勢。
英國刑事訴訟中，根據檢察機關的起訴指導規則，可以根據“公共利益”的要求，對“敏感性材料”（sensitive material），如涉及警方情報人員、關系其他案件偵查、可能暴露特殊搜索手段的材料，不予開示。但這種情況需接受法院的司法審查（包括僅有一方當事人參加的“單方聽證”）。因不開示證據可能影響程序的公正，法院可能因控方拒絕開示而判決被告無罪。本節前面所舉的泰晤士河谷區法院處理的那起案件可作例說。
英國開示程序的一個特點是其相對性，根據英國樞密院1992年在貝里一案中的裁決，開示的原則規定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應該不時地對其進行審查。開示的方式、內容和要通過開示所獲得的公平，由司法、立法和行政人員共同確定掌握。（注：趙秉志主編：《香港刑事訴訟程序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49頁。）
綜上，根據不同證據材料開示意義的等級差異以及各國的實踐，在證據開示范圍上，可大致總結出以下幾點較有普遍意義的做法：
其一，擬作庭審調查的證人、鑒定人的姓名、住址應相互提供；
其二，擬作庭審調查的書證、物證應相互開示；
其三，擬作庭審調查的檢查報告、鑒定結論應當開示；
其四，為避免對抗制“競技因素”的弊端，增強訴訟的公正和效率，從各國開示程序的發展趨勢看，擴大證據開示的范圍，盡量將其他證據納入開示程序是必要的。同時鑒于其他案件的偵查需要以及其他合理的根據，采用利益權衡原則，在不損害司法公正的情況下，可以對某些證據不予開示；
其五，檢察官應當向對方提供雖不屬一般的證據開示范圍，但有利被告的證據材料，如那些不準備在法庭上使用的有利被告的物證、書證等。因為這一問題已關系到檢察官的公正性，涉及真實的發現和案件的公正處理，具有某些超出證據開示程序的性質，應當特別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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