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曉偉 ]——(2013-12-3) / 已閱10760次
近年來，受賄案件的數量逐年上升,受賄官員級別越來越高，受賄數額越來越大，使得受賄犯罪成為現階段危害最嚴重的職務犯罪之一。而受賄數額的認定直接關系著受賄罪的成立與否，也影響著受賄人適用的量刑檔次和具體刑罰，鑒于此，筆者在文中對傳統型受賄行為、借款借物行為和共同受賄行為的數額認定問題進行了探討。此外，筆者還延伸討論了受賄罪量刑中奉行“數額中心論”的局限性，指出受賄數額的多少不是受賄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唯一標準，以數額為中心對受賄人進行量刑,與受賄犯罪侵犯的客體不相符，而我國刑法關于受賄犯罪數額的規定過于僵硬，缺乏靈活性，難以適應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受賄數額，是指與受賄犯罪行為相關聯且以貨幣形式表示的具有定罪量刑意義的經濟利益。受賄數額的大小反映了受賄犯罪行為的規模，也反映了受賄人的主觀惡性大小和社會危害性的程度。對于受賄這種貪利性犯罪來說，受賄數額的多少直接關系著受賄罪的成立與否，同時也影響著法院對受賄人量刑的輕重，因此，正確認定受賄人的受賄數額是十分重要的。下面，筆者就對受賄數額的認定問題做一探討。
一、傳統型受賄和“借款借物行為”的受賄數額認定
（一）傳統型受賄的受賄數額認定
傳統型受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由于傳統型受賄行為比較簡單、直接，對其犯罪數額的認定也相對容易些。如果行為人收受的賄賂是金錢，法院直接對其每次收受的數額進行累計就能算出其受賄數額；如果行為人收受的賄賂是物品，法院應當按照主客觀相統一、當時當地和價格中等原則將物品的價值折算成人民幣，然后累計相加即可。
（二）“借款借物行為”的受賄數額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受賄人在犯罪之后為了掩蓋受賄事實、逃避罪責,往往在法庭上辯稱自己的行為屬于借款、借物而不是受賄,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如何認定呢？
筆者認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借款行為不應一概認定為受賄。究竟是借款還是受賄,必須綜合以下因素進行判斷： （1）借款事由是否正當、合理；（2）雙方平時有無經濟往來、關系如何；（3）是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出借方謀取利益；（4）借款后有無歸還的意思表示和行為；（5）有無歸還的能力以及沒有歸還的原因。 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并向他人借款,數額較大,且自身有歸還能力卻無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的,應當按受賄罪定罪量刑,其借款數額即為受賄數額。
另外，在實踐中還存在這樣一種現象，一些受賄人除了直接收受當事人的財物，還免費使用著當事人提供的名車或免費住著當事人提供的別墅。對于這種情形，應當如何認定其受賄數額呢？筆者認為,在此種情況下，應當根據受賄人使用名車或別墅的價值大小和時間長短來評估其租金數額,達到受賄罪定罪量刑標準的,則可以按照受賄罪定罪量刑,其受賄數額即為評估出的租金數額。比如行賄人免費提供給受賄人一套別墅（未簽訂轉讓合同也未辦理過戶手續），供其和家人使用了兩年，按照當地的房租價格,別墅的租金為3000元/月,受賄人免費使用別墅兩年相當于得到了行賄人額外奉送的7.2萬元房租費,法院應當把7.2萬元計入到受賄人的受賄數額中來。
綜上，并非國家工作人員的所有“借款借物行為”均構成受賄,我們需要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借款借物行為”進行綜合判斷,并對其因借款借物享受到的利益進行評估,如果行為人利用職務之便為“出借方”謀取了利益,且行為人因借款借物享受到的利益達到了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則應當按照受賄罪對其進行定罪量刑。
二、共同受賄的犯罪數額認定
（一）理論爭議
對于受賄共犯的犯罪數額認定,理論界主要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分贓數額說,即主張各受賄共犯只對自己所分得的贓款贓物數額承擔刑事責任；第二種意見是犯罪總額說,即主張各受賄共犯應對共同受賄犯罪所涉及的贓款贓物總額負責 。筆者下面分別對這兩種意見進行一下解讀：
第一種意見堅持按分贓數額來確定各個受賄共犯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這種觀點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分贓數額說與我國刑法規定的共同犯罪歸責原則不符。根據我國刑法的共犯理論,各共犯承擔刑事責任的基礎是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就共同受賄犯罪而言,各受賄共犯的分贓數額與他們在共同受賄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并非總是相同。首先,受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針對共同受賄行為整體而言的,指的是各受賄共犯在犯意形成、預備、實行、完成以及事后分贓等受賄犯罪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顯然,事后分贓的數額只是評價各受賄共犯所起的作用的要素之一,而不是全部。其次,在具體的司法實務中,各受賄共犯所起的作用與其分贓數額也經常脫節。如有的受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發揮主要作用,系主犯,卻分得少量財物,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分贓。（2）分贓數額說會降低各受賄共犯所受刑罰處罰的程度,不利于打擊共同受賄犯罪。共同受賄比個人受賄具有更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理應受到更加嚴厲的刑事處罰。如果對于危害更大的共同受賄僅僅按照分贓數額來追究各共犯的刑事責任,較之個人受賄而言,共同受賄不但沒有受到更嚴厲的刑事制裁,而且還會受到比個人受賄更輕的刑罰處罰,這與我國嚴懲集體腐敗的決心是相違背的。在司法實踐中有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幾個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總的數額達到了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但是各受賄共犯的分贓數額均不能單獨達到定罪量刑標準。如果按照分贓數額來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各受賄共犯均不能定罪處罰,這樣就放縱了共同受賄的犯罪分子。
第二種意見主張各受賄共犯必須對共同受賄的犯罪總額負責，法院應以總的犯罪數額作為確定他們刑事責任的尺度,這種觀點已經成為通說。由于各受賄共犯的行為,都是共同受賄行為整體的一部分,所以,他不僅應對自己實施的受賄行為及造成的后果承擔刑事責任,而且應當按照他在共同受賄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他所參與的整個犯罪行為及產生的危害結果承擔刑事責任。犯罪總額說建立在共犯行為的整體性和刑事責任的共擔性基礎之上,充分體現了共同犯罪原理的要求,具有其合理性。但此種觀點也有其局限性,即要求所有受賄共犯都以共同受賄的犯罪總額作為量刑的基礎,同時不加區別地要求各受賄共犯對其他共犯的行為和后果承擔罪責,違反了罪責自負的原則。
筆者認為，共同受賄犯罪數額的認定,既要遵循我國刑法中關于共同犯罪的刑事責任分擔規定,又要考慮受賄犯罪自身的特殊性和受賄數額的復雜性。為了實現刑罰的公正性并做到罰當其罪,對共同受賄犯罪數額的認定,我們應當結合犯罪總額說和分贓數額說各自的優勢,按照犯罪總額說來確定受賄共犯們應適用的量刑檔次,在此基礎上將各個受賄共犯的分贓數額作為酌定情節在量刑中予以考慮。
（二）共同受賄的特殊情形及犯罪數額認定
我們根據上述共同受賄犯罪數額認定的理論可以對大部分共同受賄案件進行量刑,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還存在一些特殊情形,如下例受賄案件：張三、李四、王五三人在同一單位工作,張三負責審批，李四負責核對材料，王五負責蓋章，三人接受了建筑工程老板梁某的請托并利用自己的職務便利共同為梁某辦妥了請托事項,事成后梁某請三人吃飯,并在席間給他們每人發了一個紅包,三人均將紅包收下,但均不知其他兩人紅包里錢的數額,后來法院查明張三紅包里的數額為6萬元,李四、王五紅包里的數額均為1萬元。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三名受賄人的刑事責任進行認定呢？
筆者認為,首先,應當對三名受賄人的行為是否屬于共同受賄進行判定。張三、李四、王五在同一單位工作,對梁某的請托事項均應允并利用自己的職務便利共同為梁某辦妥了請托事項,在梁某請吃飯過程中又都接受了其送的紅包,應當認定他們三人具有共同受賄的犯意,并實施了共同受賄的行為。因此,三人的行為構成共同受賄。其次，本案中各受賄人對其他共犯的受賄數額不知情,影不影響其對受賄總額刑事責任的承擔呢？筆者認為不影響,理由如下：第一,各受賄人的行為是其共同受賄行為整體的一部分,產生的危害結果也是由三人的共同受賄行為合力造成,而非一人單獨受賄造成。所以,三名受賄人不僅應對自己實施的受賄行為及造成的后果承擔刑事責任,還應對整個受賄行為及產生的危害結果承擔刑事責任。第二,不管受賄人對其他共犯的受賄數額知情與否,其受賄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是相同的,不能在知情的情況下按照受賄總額承擔刑事責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按照所分數額承擔刑事責任。第三,如果因為受賄人對其他共犯的受賄數額的不知情,就按其所分數額對其進行量刑,無疑會給眾多受賄共犯提供一個逃避刑責或減輕處罰的借口,對共同受賄犯罪也是一種放縱。所以,即便受賄人不清楚其他共犯的受賄數額多少,也應當對共同受賄的犯罪總額承擔刑事責任。
但在司法實踐中,以犯罪總額來確定此類案件各個共犯的刑事責任,往往引起分得較少紅包的共犯不服,同時也會造成量刑的不均衡，所以解決此類問題尚需變通。筆者認為，在以受賄總額確定各共犯刑事責任的前提下,可以對分贓較少的受賄人按從犯處理。為什么同時為行賄人辦事,行賄人會“厚此薄彼”？這肯定與各受賄共犯在為行賄人辦事過程中“出力”多少有關。我們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推定分贓較多的受賄共犯“出力”多,在共同受賄中發揮的作用大,系主犯；而分贓較少的受賄共犯“出力”少,在共同受賄中發揮的作用小,系從犯,既然是從犯,就應比照主犯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在這種情形下,對分贓較少的受賄人按從犯處理,也有利于實現量刑公正與均衡。
三、“數額中心論”的缺陷
由于受賄數額對受賄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作用，許多法官把受賄數額看作是對受賄人定罪量刑的唯一標準,即奉行“數額中心論”。雖然“數額中心論”這種定罪量刑模式便于司法人員操作,但以數額為中心對受賄人進行定罪量刑也有較大的缺陷,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受賄數額不是受賄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唯一標準
根據罪行相適應原則,對某一犯罪行為的處罰要與其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相適應。受賄罪作為一種職務犯罪,受賄的數額的多少不足以表現國家工作人員對其單位秩序、聲譽和廉潔制度的破壞程度,也沒有完全顯現出受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受賄數額是衡量受賄犯罪輕重的一個主要標準,但不是唯一標準。所以說,將受賄罪的社會危害程度僅僅表現為受賄數額的多少是不全面的。
（二）“數額中心論”與受賄罪侵犯的客體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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