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建偉 ]——(2014-1-24) / 已閱9786次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張建偉
學者徐朝陽在談到法官辦案責任制起因的時候說：“迨季世澆漓，法官濫用職權，敢為非法，妨害司法權之威信，侵害人民之法益，是有規定法官責任之必要。”案件錯了，司法人員是否有責任，要不要追責，不能一概而論。若非故意為之或有明顯疏失，僅屬于認識上的問題，便不應向司法人員追責，否則容易造成司法人員人人自危的局面，反而不利于司法獨立人格的養成。尤其重要的是，錯案集中暴露了司法制度上的缺陷，不彌補這些缺陷，徒在追究個人責任上下功夫，未必能取得滿意效果。
追究個人錯案責任的兩個前提
從古至今，冤錯案件有因司法者的因素而起者，一旦確認其因果聯系，便須究問其責。然則如何追責，不能不有所考究。但凡存在錯案，不分青紅皂白，一概窮治不休，未必有益。何種情形應當追責，何種情形不可輕言追責，皆應有縝密思考，投鼠忌器的道理不可不知。
要追究司法者的責任，應限于兩種情況，一是故意為之，二是顯有疏失，除此以外，屬于認識領域的問題，不可因判斷有異而加以懲罰，以免損害司法上獨立人格之培養。也就是說，追究案件處理者的責任，一方面要實現懲前毖后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要考慮法官應當具有的一定的職務豁免權，避免將辦案責任制變成傷及司法人格獨立的手段——道理很簡單：如果裁判者在辦理案件時跋前躓后、動輒得咎，遇有應當根據法律和事實進行獨立斷案的場合就會畏葸不前。對司法者責任規定過于繁密和嚴厲，目的是為了保障法律得到公正實施，但不能不注意的是，法官玩法之心受到抑制的同時，獨立公正地辦理案件的勇氣也會受挫。對司法者辦案責任的追究應當注重適當性，應根據其行為的性質和危害程度在確有必要的范圍內加以規定，不能一遇錯案便急于向相關司法者歸責。有無責任，應當視具體情況加以判斷。
在我國，辦案責任制度古已有之，西周的法律已經有了關于法官責任的明確規定。聽訟與斷獄乃眾多官員職責所在，有學者指出：“法律要求法官對于被害人的控告，必須及時予以受理審判，違者構成‘攘獄罪’，依法應負刑事責任。”如《周禮·秋官·禁殺戮》鄭玄注：“攘獄者，距當獄者也。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另一方面，“法律規定法官如果判錯案件，則要按照‘反坐’原則對其論罪處罰”。追究其裁判者的責任，無非存在疏失甚至故意不法。古代追究司法官的錯案責任，分故意與過失兩種情況，無主觀故意亦無過失者，不應追究責任；加上錯案又分出罪與入罪，于是追究司法者的責任分為故出人罪、故入人罪、失出人罪、失入人罪四種應當追究責任的情形。陳顧遠先生特別指出我國古代訴訟法上一大特色，是追究法官的過失責任，“法官斷獄，失出入者皆負相當之責任，此實中國訴訟史上一大特色，其他應負之責亦極繁多，俾執法者仍有法之須遵守也”。
我國當代司法制度中的辦案責任制，為司法機關自己量身打造，對于追究司法人員的錯案責任提供了依據。不過，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傾向，需要加以矯正：一是責任追究泛化，只要案件錯了，不問司法人員有無過錯，一概加以追責，使得屬于認識上的錯誤也被追責，強化了司法人員的畏葸心理；二是司法集體操作模式，造成案件辦理中即使存在錯誤，由于介入的人員過多，變得人人有責，其結果反而人人無責，無法追究個人責任。要扭轉這一局面，需要將司法權下放給承辦案件的司法人員，以明其責任，另外將辦案責任限定為兩個方面，一是故意為之，二是顯有疏失，僅屬于認識上的錯誤而不存在其他過錯，不追究司法人員的責任。
我國古時對案件處理者責任的追究
在我國古代，聽訟與斷獄乃眾多官員職責所在，若有疏失甚至故意不法，要追究其裁判者的責任。林詠榮先生曾言：“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足見往古關于出入人罪已寄予充分之注意。”
《尚書·呂刑》規定了五種需要懲罰的弄法行為，稱“五過之疵”。按照呂刑的規定：“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中的“官”為“曾同官位”，“反”為“詐反囚辭”，“內”為“內親用事”，“貨”為“行貨枉法”，“來”為“舊相往來”。如果因存在上述關系而作出枉法裁判，則應處以與犯罪者同樣的刑罰。徐朝陽指出：“秦漢而后，對于法官責任，規定綦嚴，探討論列，累幅不能盡。”按照古代法典的規定，需要由刑罰加以懲罰的行為主要有：受理匿名投告；受理被囚禁者舉告他事；受理對于赦前事的控告；受理沒有明注年月、指稱實事的控告；告狀不受理；應回避而不回避；接受賄賂；淹禁不決；拷訊過度；拷訊幼；拷決孕婦；決罰不如法；斷罪應具引律令而不具引；懷挾私仇，故勘平人；狀外別求他罪；審理完畢后不放回原告；應該移交管轄而不移交或者不接受；應當言上、待報而不言上、待報；出入人罪；斷罪不當；死刑案件不待覆奏回報而予以處決，等等。
陳顧遠先生指出：“李悝《法經》與漢《九章》，皆于《囚法》中規定聽訟與斷囚之事；曹魏于《囚法》外，創立斷獄之目，后世未改；惟北齊合于《捕律》，元則雜列于職制中而已！其中關于聽訟之方法、斷獄之程序皆有詳密記載；其不屬于律而為敕格條例所及者更多有之。然其主旨所在，不外用以明法官之責任，而達慎重刑獄之目的。”陳顧遠先生還指出：“失出入以外之責，最著者莫若訴訟之時期一事，歷代各有規定，俾無罪者免久系不決之苦。”觀察一些朝代，可見如下追究裁判者責任之情況：
秦時追究法官包庇隱匿罪犯的責任、阿法（曲法、枉法也，包括“不直”和“縱囚”）的責任、失刑（量刑不當）的責任。對于處理案件不公正的處罰是遣送去修長城。由于修長城這種苦役死者甚眾，秦對于治獄不直者的處罰不可謂不重。漢時追究法官拒絕執行逮捕的責任、故縱人犯的責任、“故不直”的責任、貪贓枉法的責任。在漢朝，以出罪為“故縱”（故意放縱罪犯），入罪為故不直（故意制造不公），觸犯這兩個罪名者，往往免官，不過，更多的是棄市，“其鞠獄不實者，罪亦至死”。到了兩晉，“失贖罪囚，罰金四兩，是晉律亦有失出失入之條。是魏亦然”（陳顧遠：《中國法制史》）。隋朝要求法官依律令斷罪，要求法官斷獄必須“具寫律文”、“定其罪名”，追究“不依律令”斷罪者的責任；另外，對故出人罪者處以重刑，并嚴禁收受賄賂。
對于司法責任，若論律文中加以規定從而為后世所能詳知者，首推《唐律》。按照《唐律》規定：
1．處罰以正文規定為準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若數事共條，止引所犯罪者聽”（斷獄篇）。“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則舉輕以明重”（名例篇）。前者如“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者，勿論，殺且勿論，如僅傷害，自無罪責”。后者如“謀殺其親尊長者，斬首”（盜賊篇）。在此場合，凡謀殺行為即處以死刑，其有實行殺害之者，自必加重其刑矣。
2．審判以原狀所告為限（蓋恐節外生枝，徒滋紛擾也）——“諸（鞠）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鞠）之，若于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
3．量刑以輕重得宜為依歸——故意出入人罪：“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論，從輕入重，以所剩論（例如從笞十入三十，所剩為二十），刑名易者，從笞入杖，從徙入流，亦以所剩論（原注云：從徙入流者，三流同，比徙一年為剩），從笞杖入徙流，從徙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論，其出罪者各如之”（斷獄篇）。過失出入人罪：“即斷罪失于入（因過失入人罪）者，各減三等，失于出者，各減五等，若未決放，及放而還獲，若（同或）囚自死，各聽減一等”（斷獄篇）。非出于故意或過失而出入人罪：“即別使推事，通狀失情者，各又減二等，所司已承誤斷訖，即從失出入法，雖有出入，于決罰不異者，勿論”（斷獄篇）。蓋本案既經另派推事覆按，通狀仍不得實情，則原判之失察，情有可原也。
4．重罪以取得服辯為必要——“諸獄結竟，徒以上各呼因及其家屬，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辯（服辯即伏辯，服者心服，辯者辯理，或服或辯故曰服辯），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為審詳（依其不服之狀更為審詳），違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出入人罪之救濟方法。凡斷獄皆須具引律令格式，違者笞三十；若數事共條時，止引所犯之罪者聽；若律無正條，則按罪情之輕重，用舉重明輕、舉輕明重之例，以為應出罪、應入罪之標準。此其一。故意出入人罪者，若出入全罪時，則以全罪論，由輕入重時則以所剩論……過失出入人罪者，失于入各減三等，失于出各減五等。若未決放，及放而還獲，若囚自死，各聽減一等；代理審判誤斷者，推事通狀失情，各又減二等。此其二。諸鞠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鞠之，若于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此其三。諸斷罪應決配之而聽收贖，各依本罪減故失一等；應絞而斬，應斬而絞，徒一年，自盡亦如之，失者減二等。此其四。諸獄結竟，徒以上各囚及其家屬，其告以罪名，仍取囚之服辯，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為審詳；違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此其五。
以上內容，著之法典而可考，閱之頗有完備之感。
及至宋朝，法律具體列舉各種違法檢驗的情形，要求法官必須親自審理案件、法官違法刑訊將被處刑、出入人罪須加以處罰。宋朝時法尚寬仁，對于失入人罪的責任較為重視，對于失出人罪的責任就沒那么嚴重了。宋朝對于裁判者的司法責任，“不一其例，終宋之世，法官因入人之罪，或除名或罰金，或坐此不許遷官，尚無定制”。宋朝“太祖時，金州防御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海島；太宗時，詔凡斷獄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判官皆削一任，但檢法官仍得贖銅十斤，長吏停任；仁宗時，凡集斷急按，法官與議者并書姓名，議刑有失，則皆坐之；且對于嘗失入人罪者，不得遷官，有舉之者罰以金；哲宗時，更罷法官失出入之罪；皆其例也”。（陳顧遠：《中國法制史》）
元朝時“故入人罪若未決者，及囚自死者以所入罪減一等論，入人全罪以全罪論，若未決放仍以減等論。故出入人罪，應全科而未決放者，從減等論，仍記過。僅失入人之罪者減三等；失出人罪者減五等；未決放者又減一等，并記過”。（陳顧遠：《中國法制史》）
明清律，失出入之責任與唐律規定大同小異，所謂“清承明律，而明律則多仍唐舊”。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論，增輕作重，減重作輕，以所增減論（原注云：增輕作重，入至徒罪者，每徒一等折杖二十，入至流罪者，每流一等，折徒半年，減重作輕者，亦如之），至死者坐以死罪，若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若囚未決放及還獲自死，各聽減一等。凡獄囚犯罪，（鞠）獄者喚囚及其家屬具告所斷罪名，責取服辯文狀，不服者更為詳審，違者徙流罪，笞四十，死罪杖六十，其囚家屬在三百里之外，不具告。若犯人反異，家屬稱冤，即便推（鞠），事果違枉，會同原問原審之官吏訊問改正，其審錄無冤，故為延決者杖六十，若明知冤抑不為申理者，以故失入人罪論。例如明孝宗時，更令審錄錯誤者，以失出失入論，其受賄及任己見者；以故出入人罪論。此外，明清律所增法官之責任，而與失出入，故出入有關者仍不少：有關于辯明冤枉之責任者，凡監察御史，按察司，辯明冤枉，須要開具所枉事跡封奏聞，委官追問；得實被誣之人，依律改正，坐原告，原問官吏。有屬于故禁故勘之責任者，凡官吏懷挾私仇，故禁平人者杖八十，因而致死者絞；故勘平人者，杖八十，折傷以上，依凡斗傷論，因而致死者斬。有屬于典吏代寫招草之責任者，凡諸衙門鞠問刑名等項，若吏典人等為人改寫及代寫招草增減情節，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出入人罪論等等皆是。林詠榮先生指出：“就此數端觀之，明清律大抵皆就唐律及疏議之文意，加以增益與潤澤，較之唐律可謂更為周密。”
追究法官個人責任的現代制度
當代司法制度中，司法者的錯案責任可以從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三個方面來設定，比古時要豐腴一些：
一曰刑事責任。按照我國現行刑法規定，司法裁判者以下幾種情形構成犯罪，可能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徇私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究，對明知是犯罪的人而故意包庇而使他不受追究，或者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構成徇私枉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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