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軼民 ]——(2004-3-4) / 已閱19817次
[題 目] 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系統研究
[摘 要] 本文在簡要分析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基礎上，綜合論述了它的資源背景、價值基礎和構成要素，最后分別論述了當下六種重要的執法觀念，從而完成對此問題的系統研究。
[關鍵詞] 執法觀念 檢察權 法律監督 系統研究
[目 錄]
第一部分 序 言
第二部分 總 論
一、資源背景
二、價值基礎
1、法的價值模式
2、檢察權的位階
3、檢察體制的組織形態
三、構成要素
1、主體要素
2、內容要素
3、客體要素
第三部分 分 論
一、檢察業務與政治理論
二、效率觀念與客觀觀念
三、服務觀念與監督觀念
四、服從命令與獨立執法
五、打擊觀念與預防觀念
六、刑事觀念與民事觀念
作者信息：賀軼民 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研究室 郵編：1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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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系統研究
第一部分 序 言
觀念，即思想意識，是人的意識范疇的問題，指客觀事物在人腦里留下的概括形象。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指向的就是人的觀念。依此推論，檢察執法觀念就是檢察工作在檢察人員頭腦里留下的概括形象。這種概括形象的形成，對個體的人來說是一種文化價值的種植，自然有其遷延的個性；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其整體觀念則更是要因襲一個緩慢的歷史進路，之間的影響因素非常復雜，在偶然的表象里面一定蘊含著進化的必然。而在這個進化的道路上，自然科學的慣性定律一樣作用于社會科學，一個社會事件的運動也會相當程度地遵循慣性定律，于事件結束后的一定時空內繼續行進，不會嘎然而止。
長期以來，我們對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認識還停留在支離破碎的比較分析上，往往關注一些比較分散的政治或者法律概念，諸如公正、程序等，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研究。這種狀況常常會誤導我們對執法觀念作局部地、人為地機械剝離，尤其是強制嫁接國外的一些主流思想或者固守傳統的觀念，結果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導致檢察肌體的強烈排斥。因此，有必要從揭示事物規律性的角度入手，對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這一宏大的問題作一個精細的解剖，進而把握“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這個新時代檢察主題的精髓。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從系統研究當中真正認識清楚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問題，并將這一認識結果正確運用到我們的檢察實踐當中去。
第二部分 總 論
一、資源背景
中國古代的法家有著強烈的“峻法、酷刑”情結，這是春秋戰國時期（早期法家的誕生時期）混亂的歷史局面所決定的，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幾千年來對法的偏見。基于這一影子似的誤解 ，伴隨重農抑商和封建政治統治的不斷深入，我們的民族習慣上便更為偏好儒家思想，并不斷積淀傳承，逐步形成具有顯著東方人文特色的中華法系：民事和刑事合一、行政和司法不分。新中國誕生后，檢察理論的資源背景才不斷豐富，社會主義的政治構架為檢察事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理論和實踐空間，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本土的資源和外來的資源更是交替作用，形成了歷史轉型時期斑斕的資源背景。
（一）前蘇聯的檢察理論模式
列寧曾在《論“雙重” 領導和法制》一文中提出“檢察機關以法律監督為專職專責，不執行任何行政職能，受中央垂直領導，行使中央檢察權”。在前蘇聯，檢察機關實行垂直領導體制是與列寧的統一法制思想緊密相連的。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后，領導蘇維埃中央執委會工作的中央委員會就檢察機關的體制問題曾發生意見分歧，分歧的焦點在于：大多數委員反對地方檢察官只能由中央委任并只服從中央節制的辦法，主張“雙重”從屬制，及一切地方工作人員一面服從其所屬中央人民委員部，一面又服從地方的省執委會。該委員會以多數票否決了地方檢察官有權從法制觀點上抗議省執委會及一般地方當局的任何決定，理由是：“雙重”從屬制是進行反對官僚主義集中制和維護地方當局的必要獨立性并反對中央機關對省執委會人員之傲慢態度的需要。因此，列寧在《論“兩重”從屬制與法律制度——致斯大林同志轉中央政治局》 一文中指出：“我實在難以想象，究竟能用什么理由來辯護中央執委會該委員會中多數人這一顯然錯誤的決定。”列寧從統一法制和檢察機關的職能的角度提出否決“雙重”從屬制，并就檢察機關的職能指出：“檢察機關與一切政權機關不同，檢察長的唯一職權是監視全共和國內對法律有真正一致的了解，既不顧任何地方上的差別，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響，檢察長的責任是要使任何地方當局的任何決定都不與法律相抵觸。”
新中國成立后，在參考前蘇聯檢察理論模式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國情，就檢察機關的設置是“雙重”還是“垂直”模式以及檢察權的歸屬問題也出現了很多意見分歧，這是影響現代檢察執法觀念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國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檢察理論的發展
檢察機關從國王的代理人發展到公訴取代自訴，最后形成現代的檢察體制，歷經了一個緩慢的歷史進路。隨著審判中心主義的興起，自由市場經濟向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逐步過渡，國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近些年來越來越多地開始對自己的檢察機關體制進行改革。基本思路有：1、對上命下從的行政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在實務中已無純粹行政式上命下從存在的余地，其獨立性大大加強。如法國、德國等。2、檢察機關在行使職務時更多地體現了公益代表人的性質，表現為檢察機關在進行與刑事訴訟有關的活動時，法律要求其對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形一律加以注重，以及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執行機關之一，代表國家越來越多地對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或公民重大權益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及其他社會事務進行干涉。如英、美、日、法、德等國家。3、除審判監督權外，檢察機關的一般法律監督權得到確認，即承認檢察機關具有一定的法律監督職權。檢察機關對任何機關、組織、個人遵守法律情況進行監督的一般法律監督權正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如美國、法國、俄羅斯等國家。
（三）中國法治理論思想家的匱乏
在中國歷史上,法治理論向來沒有生存的適宜土壤，古代中國的思想家也就自然沒有形成系統的法治理論。在現代中國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進程中，更多地是依靠借鑒和移植國外的法治思想，這些國外的主流思想如何同中國的具體國情相調適，往往成了法學家們最大的現實困擾。而一個民族要真正踏上屬于自己的法治道路，必然需要民族的法治理論思想家，當代中國的法治道路就面臨著本土的法治理論思想家相對匱乏的尷尬境地。一個本民族的法治理論思想家，首先必須全面深刻理解民族的歷史傳統、人文特點和現實狀況，不能一味地揚棄因襲已久的、無所謂先進和落后的民族習慣，生硬地進行“洗腦式”的法治嫁接。毛澤東思想之所以是改變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銳利武器，就在于這個思想是中華民族的馬克思主義，是別的國家所不可能產生的思想。同樣的道理，當代中國所需要的法治思想必須是中華民族的法治思想，而現實中恰恰這一點非常薄弱，自然會阻礙到依法治國的順利進行。在這個大背景下，檢察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也就必然要受到相應的影響與制約，難以形成屬于本民族的系統的檢察執法理念，而更多地是套用政治領域的一些經典核心概念。
（四） 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促進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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