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軼民 ]——(2004-3-4) / 已閱19820次
馬克思主義認為：“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成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出了重要決議，這是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社會發展的中心和大局，從“五個統籌發展” 到“兩個理論突破” ，政府職能轉變也進入攻堅階段。黨中央明確要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政府微觀經濟管理權力與地方政府經濟管理權限將大大削弱；相反，政府的服務功能要強化。同時，政府的考核目標將多元化，基層政府人員將大大精簡。十六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社會發展將呈現八大趨勢：強調社會自主發展能力；精神文明建設將有全面進步；在新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發展；民營經濟生存空間進一步拓展；金融改革化解金融風險；穩步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維護人民基本發展權。另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快，加入WTO對檢察機關執法環境和執法觀念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所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必將極大地促進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培育。
二、價值基礎
價值原為經濟學上的詞匯，19世紀下半葉赫爾曼·洛采創立價值哲學，首次將這一范疇引入哲學、人文科學之中，從此，價值成為一個倫理性的概念 ，用以表達人們的某種需求或對事物的相關評價。在前述資源背景的孵化下，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至少承載著以下三個價值基礎：即法的價值模式、檢察權的位階和檢察體制的組織形態。
1、法的價值模式
法的價值不是以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為法律的本體這一關系得以存在的。法律無論其內容抑或目的，都必須符合人的需要，意味著它能滿足人們的需要，代表著人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如圖1所示法的價值模式：
自 由
正 義
秩 序
圖1（法的價值模式）
自由代表了人的最本質的人性需要，它是法的價值的頂端；正義是自由的價值外化，它成為自由之下制約其他價值的法律標準；而秩序則表現為實現自由、正義的社會狀態，必須接受自由、正義標準的約束。離開這個法的價值模式，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發展方向難以保障，因此也是其首要的價值基礎。
2、檢察權的位階
關于中國當代檢察權的定位問題，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將檢察權定位為司法權；二是將檢察權定位為行政權；三是將檢察權定位為兼有司法權和行政權的雙重屬性；四是將檢察權定位為法律監督權。我國憲法第129條和第131條分別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據此，檢察權既非行政，亦非司法權，而是一種法律監督權。然而這種法律監督權的定位是非常模糊的，原因就在于法律監督的理論過于寬泛，容易形成社會歧義，誤導非法律群體認為檢察權太大，那么由誰來監督檢察院？但是實際上，目前檢察院的法律監督權在操作層面是非常有限的，這無疑使檢察權陷入了一個事實上的邏輯誤區。因此，又有觀點認為檢察權是一個獨立的權屬，它和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是并列的，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贊揚的命題，盡管還需進一步解決立法技術、實踐操作等諸多問題。最終檢察權的位階如何，必將與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緊密地遙相呼應，而且深刻地起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3、檢察體制的組織形態
檢察體制的組織形態也是直接關系到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重要價值基礎。從檢察機關的縱向組織關系來看，檢察機關的組織體系可以分為集中型和分散型兩種不同模式 。由于深刻的歷史和政治原因，英美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在組織形態上呈現相當的松散性，大陸法系則相反，具有高度的統一性。松散性體現在各級檢察院相互平等、互不干擾；集中性體現在上令下從、形成一個整體。鑒于集中型檢察機構在追訴犯罪方面具有更多優勢，因而近年來，檢察機關的組織體系出現了由分散型向集中型靠攏之勢。同時，檢察一體 是絕大多數國家檢察機關領導體制共同遵循的原則，但是實踐中還是區分為垂直領導型、雙重領導型和分散型三種，盡管分散型的典型國家只有美國一個。另外，在檢察一體化原則下，賦予檢察機關和檢察官以一定的獨立性也是許多國家檢察機關的共同性做法，尤其是強化檢察官身份的獨立性、規定上級檢察機關和檢察官的指揮和監督必需依法進行以及規定下級檢察官在執行職務過程中有一定的獨立決定權。基于這些分散在不同路徑中的原因，檢察人員樹立怎樣的現代執法觀念，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檢察體制的組織形態。
三、構成要素
1、主體要素。
（1）群體差異。如果將執法觀念進行量化考察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理論上的執法觀念和實際上的執法觀念不總是相一致的（如圖2所示），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就在于執法觀念的主體差異。
粗略看來，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主體都是檢察官，但是，一旦深入進去考量，我們就會發現檢察官當中也是能細分為不同群體的。當一個群體的地位較高時（形成原因主要有工作經驗、信息擁有量、業務判斷力等等），這個群體的執法觀念往往能影響和帶動另一個地位較低的群體，從而在一個小環境下形成一個時期內的主流執法觀念，這時地位較低的群體的執法觀念相對于主流執法觀念的關系則類似于邊際效應 。各種小環境，以至各個時期的群體主流執法觀念之間的相互碰撞、交鋒，又會造成一些觀念的融合、分化與重組，這種復雜的作用關系便演繹成實際的執法觀念，它總是圍繞著理論執法觀念來運動，在檢察工作規律的控制下或略高于或略低于理論值，排除個體的突變外，它基本囿限在一個社會允許的范圍內。
（2）檢察官的選任、考核與保障。檢察官是檢察機構的人格化，是具體落實國家檢察權的法律工作者。檢察官的任職資格和條件，直接影響到主體是否能夠樹立正確的檢察執法觀念，原因在于對法律的正確認知需要相應的素質、知識和經驗，因此，一般國家都會從國籍、年齡、品行、素質乃至政治傾向等方面來選撥任用檢察官，并且在程序上予以嚴格的控制。同時，在知識更新速度不斷加快，知識廢舊率周期日益縮短的時代，各國還非常重視一手抓檢察官的培訓，一手抓檢察官的考核。最后，檢察官的保障力度如何也直接關系到執法觀念的形成，很難想象一個國家保障無力的檢察官能夠在實踐中建立正確的執法觀念。檢察官的保障主要需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從哪些方面、通過什么途徑來確保檢察官能順利地依法行使職權，不致受到非法因素的干擾；另一個是在檢察官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怎樣去給予保護。它又至少包括職業保障、人身保障、工資待遇保障、退休及其他保障這樣幾個具體內容。
2、內容要素。
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內容至少包括三個層次：（1）執法目的，即為什么執法；（2）執法方式，即怎樣執法，主要是享有什么樣的權利、應該履行怎樣的義務；（3）執法結果，即執法效應和責任的承擔。
（1）執法目的。從法律角度來分析，檢察機關作為社會公益的代言人，檢察人員的現代執法目的主要是維護國家法律的統一實施。在我國當下，就是圍繞“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檢察工作主題，保障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正確和統一實施。從政治角度分析，各國由于社會階級形態的不同，產生的執法目的也就會由此而迥異。資產階級國家的檢察執法目的根本上是為了維護和鞏固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國家機關都是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國家的權力來源于人民，因此，我國的檢察執法目的根本上只能是執法為民。
（2）執法方式。影響檢察人員執法方式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檢察機關的職權范圍，這是外部因素；二是檢察人員的法律信仰及其內心的公平正義觀念，這是內部因素，與個體的能力素質息息相關。就外部因素來說，現行各國檢察機關普遍兼有一般法律監督機關、公訴機關和社會公益代表人三重角色。因此，檢察人員的執法方式首先是一般法律監督職責，涵蓋檢察監督對象的廣泛性、檢察監督內容的廣泛性和采取措施的廣泛性三方面；其次，貫穿于整個刑事訴訟的全過程，這又分別體現為：在偵查階段的指揮監督偵查機關權、自偵權和強制權，在審查起訴階段的審查起訴權、起訴裁量權，在提起公訴至正式審判階段的確定案件審理范圍權、證據開示權、辯訴交易權，在法庭審判階段的不間斷在場權、法庭辯論權、量刑求告權、審判監督權等等，所有這些權利同時又是義務；最后，作為社會公益代表人在民事、經濟訴訟、行政訴訟和其他社會事務領域中的職權，這是國家加強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控制的體現。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控制過于深入，現在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必須對這種控制一下又過于寬松而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導致自由經濟泛濫的現象加以謹慎處理，這其中的關鍵是把握一個深度問題。另外，就內部因素來說，檢察人員對法律信仰的培養、對公平正義觀念的內心把握也是一個復雜的漸進過程，對執法觀念的最終形成起著本質的決定性作用。
（3）執法結果。檢察人員的執法觀念要得到長期穩固的發展，還必須不斷推進和擴大執法效應，同時強化對責任的承擔，只有這樣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觀念體系，解決直接的歸宿問題（執法目的是本質歸屬）。有了對執法效應的深切反思和對責任的明確承擔，檢察人員的現代執法觀念才能真正滲透到每一個具體行動中，這種觀念的培植是與責任承擔緊密相連的，每一個執法者對自己的執法行為既要承擔道德責任又要承擔法律責任，道德責任是內心的譴責和自身形象的貶損，法律責任則是對違法者的懲戒。
3、客體要素。
對待刑事犯罪分子和弱勢群體不可能采取相同的執法措施，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這就能反映執法觀念客體要素的一個側面。總的來說，執法觀念的客體要素包括對執法對象和執法范圍的認知這兩個層面。就執法對象來說，檢察機關既承擔打擊犯罪的任務，又承擔社會公益代言人的任務，打擊犯罪的觀念和維護社會公益的觀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前者比較側重執法的嚴肅性和威懾性，后者比較側重執法的保護性和關懷性，當然，隨著司法人性化的加強，在嚴肅性和威懾性之中也是存在保護性和關懷性的，比如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對未成年犯罪人的感化等等。另外，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涉外糾紛的日益增多，在解決外國人國民待遇原則的基礎上，如和增加司法的透明度，維護檢察機關的國際形象也是日益突出的問題。就執法范圍來說，刑事領域和民事行政領域的差異等等，必將要求在總體精神一致的條件下注意其間的細微不同，反映在執法觀念上不能宏觀劃一，必須具體而微。正如同一個良好的社會制度實際上是由許許多多細微的甚至是瑣碎的“小制度”合力構成的，仿佛滾滾長江本是由無數支江細流匯聚而成，離開了具體的法治，那種宏大而高揚的法治只不過是引起空氣震動的口號而已 。因此，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執法對象和執法范圍便構成了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客體要素。
第三部分 分 論
依法治國不僅僅是一種制度設計，更是一種思想、一種觀念，沒有這種思想、觀念，再好的制度也會走樣 。前面我們從資源背景、價值基礎和構成要素三個方面，對檢察人員的現代執法觀念作了一個總的論述，主要解決一些綱要性的問題。但是，到底哪些觀念是檢察人員的現代執法觀念，這就是本文分論所要進一步解析的內容。
一、檢察業務與政治理論
在基層檢察業務實踐中，有的同志認為，只要搞好檢察業務工作就行，政治理論學習既耽誤時間又浪費精力，尤其對于普通檢察工作人員更是沒有必要進行，要進行也是領導干部的事情。這種執法觀念是不正確的，它和中國紅軍早期的一些錯誤思想如單純軍事觀點的根源是一致的。當時，單純軍事觀點在紅軍一部分同志中非常發展，主要表現有：認為軍事政治二者是對立的，以為紅軍的任務也和白軍相仿佛，只是單純地打仗；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隸屬于軍事工作機關等等 。毛澤東同志對此進行了嚴厲地批評，并提出了相應的糾正方法，比如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發動地方黨對紅軍黨的批評和群眾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編制紅軍法規等 。
檢察工作是保證黨的方針政策得以貫徹執行的重要方法，黨的方針政策有的上升為國家法律，有的雖然沒有上升為國家法律，但是國家法律的重要補充。只有加強政治理論學習，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任務，才能自覺地將檢察工作統一到這個全局高度上來。尤其是在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進程中，黨要更多地依靠檢察機關來從法律層面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從而實現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檢察機關的性質不同于其他機關，檢察機關加強黨的領導，檢察人員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對檢察事業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反映到執法觀念上就是要注意檢察工作的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機統一，這是毋庸置疑的。實踐中關鍵的問題是，不能機械地理解這種統一，否則將導致這種統一的庸俗化和個人化，必須做到兩者的辯證統一，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二、效率觀念與客觀觀念
傳統的觀念認為檢察機關擔負打擊犯罪的重任，因而追訴犯罪的效率便成了中心問題。一個案件從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到檢察機關審查起訴之日起，檢察機關就開始圍繞如何求得法院判決有罪開展業務工作。一旦法院最后判決無罪的話，將意味著追訴的失敗，承辦案件的檢察人員的業務能力將會受到合理質疑。在這種執法觀念的主導下，便派生出一些為追訴有罪，只顧實體不顧程序的功利主義思想。只要被追訴的對象最后被判決有罪，不致使犯罪分子逃脫法律的制裁，即使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也一般被認為不是重要的問題。隨著法治思想的不斷發展，法律解決糾紛和維護秩序的雙重功效日益凸顯，個案的公平和社會的秩序成為司法的兩難選擇。有的國家法律明確規定檢察官負有客觀性義務，如德國，檢察官量刑求告權的行使是其履行客觀性義務的體現，要求檢察官對有利于及不利于被告人之情形一律加以注意，根據法庭審理過程中形成的直接印象，具體求刑以資法官參考，甚至當庭請求法庭判決被告無罪。 在法國，由于檢察機關負擔著保護總體社會利益的任務，所以在其認為符合總體利益的情況下，可以要求對被告人免予起訴而不對被告人做出有罪判決，或在法庭認定被告人有罪后，可以運用《新刑法典》的規定，宣告對該被告人免除一切刑罰或推遲宣告刑罰。 在我國，法律雖沒有相關具體規定，但我國檢察官也負有客觀性義務，因此，在建立現代執法觀念的要求下，有必要對此問題進行關注。
三、服務觀念與監督觀念
檢察工作要服務、服從于大局，當前我國的大局是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也就是說，檢察工作要服務于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這是毫無疑問的。關鍵的問題是這種服務是以什么方式和手段來體現，監督和服務是否相沖突？一般的服務觀念會讓人們不禁聯想到法律的工具論，法律是人制定的，似乎也很自然地法律便成為人的工具。實際上，制定法律的人不是社會學意義上單個的或者群體的人，而是一個國家意義上基于人性共同特點和偏好而生存、發展的抽象概念人。正如前面在法的價值模式論述中所提到的，法的價值不是以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為法律的本體這一關系得以存在的。因此，檢察工作樹立的服務思想并不就等于檢察工作唯工具論，檢察工作實現服務大局的方式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盡管這種監督的權利在實踐操作上成了“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的一種尷尬境地 ，但法律監督畢竟是檢察官手中的“利劍”，如果利劍失去了光芒，檢察官還能否正確履行職責，這是一個值得質疑的問題。尤其是當這把“利劍”其實光芒不再，而社會大眾卻誤以為并非如此，還要不斷鈍化“利劍”時，法律監督之名就會更加相去甚遠，最后真正成為“唯工具論”的產物，這種執法觀念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脫節必將不斷弱化檢察職能，取消檢察院體制的觀點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
四、服從命令與獨立執法
有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如果都是天使就根本用不著法律”，說明法律調整的對象首先都假定為利己主義者，這也反映出法律是一門庸俗學說。我們不想去討論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但是人性的缺點是不可否認的 ，與其要去鼓勵人們大義滅親不如用制度去避免人們面對這種選擇的悲哀，因此，必須建構一個服從命令與獨立執法的平衡，使得檢察人員既可以獨立執法，又能保證檢察一體原則的實現。這樣，各級檢察機關和檢察官在實現國家偵控權力的高效運作的同時，不至于成為實現上級意志、甚至徇私舞弊的工具。在服從命令的一體化原則下，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上級檢察官對下級檢察官有權行使以下權力 ：1、指揮、監督權。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上級檢察官對下級檢察官負有領導責任，這種領導責任體現在上級檢察機關或者上級檢察官有行使指揮和監督權以保障檢察權正確行使的責任；2、事務調取權。上級檢察機關、上級檢察官有權調取其指揮監督的下級檢察機關、下級檢察官正在辦理的事務由自己辦理；3、事務轉交權。上級檢察機關、上級檢察官有權將其指揮監督的下級檢察機關、下級檢察官正在辦理的事務轉交給其他檢察機關或者其他檢察官承辦；4、委任分管權。上級檢察官可以委任下級檢察官分管應由上級檢察官處理的事務；5、任免、懲戒權。而檢察機關和檢察官的獨立性一般應包括：1、檢察機關相對于其他機關的獨立性；2、檢察官相對于檢察機關和上級檢察官的獨立性，這又主要指強化檢察官身份的獨立性、規定上級檢察機關和檢察官的指揮和監督必須依法進行以及規定下級檢察官在執行職務過程中有一定的獨立決定權三方面內容。
五、打擊觀念與預防觀念
最高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韓杼濱在2002年1月15日接受香港《紫荊》雜志專訪時指出，檢察機關要一手抓辦案，一手抓預防，把預防職務犯罪貫穿于檢察工作的全過程，落實到檢察業務工作的各個環節。由此可以看出，檢察人員的現代執法觀念必須堅持打擊和預防并進的方針，只預防不打擊顯然不行，只打擊不預防也是不能適應新形勢下檢察工作不斷發展的需要。最高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廳廳長敬大力同志也認為 ，檢察機關進行職務犯罪預防更具有法定性、強制性、專業性和權威性，而不同于其他預防主體的預防工作更側重于政治性、社會性、參與性和自愿性。因此，檢察人員在履行打擊犯罪職責的過程中，應當自覺地樹立起預防意識，認真貫徹“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障、監督是關鍵”的方針，結合法律監督職能，真正做到查辦一案教育一片，繼而鞏固和擴大檢察執法的預防效果，最終實現“標本兼治、打防并舉”的目標。
當然，目前檢察機關在開展預防工作當中遇到很多實際問題，比如：職務犯罪預防主體的權利義務不明確、預防效果評估機制難以建立、預防方法和手段有限等等。在預防效果不是很明顯的情況下，各個預防主體開展預防工作的積極性自然不會太高，基本停留在一種消極預防的形式上，而積極預防是有賴于職權的授予。根據《香港廉政公署條例》的規定，香港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可以依職權審查政府各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常規和程序，防止貪污處職員于完成每項審查工作后，會將防貪建議編寫在一份審查報告內，經防止貪污咨詢委員會審批，再交予有關部門或機構執行。與此相比較而言，我國檢察機關無主動預防的法律職權，這應是現實預防制度設計急需完善的地方，也是推動檢察人員建立現代執法觀念的重要舉措。
六、刑事觀念與民事觀念
民商法律的調整手段不同于刑事法律，前者主要是通過在當事人之間建立平等法律關系的方式來調整當事人的利益關系和沖突，具有平等性、賦權性、自愿性、等價性、同質救濟性這些特點。雖然在檢察工作當中，刑事法律的運用占據主要地位，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民商法律與刑事法律是整個法律工程中的兩個重要支柱，兩者對于檢察人員建立現代執法觀念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比如，民商法對于預防和處理職務犯罪就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首先，可以提供確權和管理依據。在法律上明確財產的確定歸屬，即，某項財產究竟是國有財產、集體財產還是私人財產以及具體為誰所有或合法占有，這可以為判定是否發生了不合法的財產侵占、轉移提供依據，也可以為事先明確財產管理責任，尤其是國有、集體財產的管理責任提供依據，由此堵住漏洞；其次，對于職務犯罪問題引起的后果，僅僅以刑事手段并不能完全解決對受害人的救濟問題，有必要配合使用民事救濟手段。例如，在貪污、挪用公款等情形，有關單位可以同時援用民法上的侵權行為制度通過提起損害賠償（不僅僅是刑事上的追贓）來獲得充分救濟；在玩忽職守等瀆職情形，單位可以通過民法上的內部人法定責任追究制度（一種法定之債）來獲得損害賠償。
基于此，檢察人員在建立現代執法觀念的過程當中，必須充分運用好刑事法律觀念和民事法律觀念，兩者切不可偏頗。尤其是在我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大背景下，涉外刑事和民事案件將大幅上升，而且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的邊緣界限也會由于國際法律法規的差異變得更難確定，有時還往往更多地體現在兩者的交融上。所以，檢察人員的法律素養將直接影響到能否正確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能否全面樹立檢察機關的社會公信度與國際公信度。另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國有獨資企業將逐漸淡出歷史舞臺，股份制將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國家允許非公有經濟進入到法律未加禁止的領域，民營資本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些都將促使檢察人員在建構現代執法觀念時必須考慮刑事法律觀念和民事法律觀念的綜合運用，否則將難以適應新形勢下檢察事業不斷發展的需要。
以上對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論述，目的是為了求得一個完整的系統研究，并藉此構筑一個哲學思考下的法律框架，同時希望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這一宏大的問題能夠具體而微。正如本文在序言中所述的一樣，通過這種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助于把握“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這個新時代檢察主題的精髓，并且從系統研究當中多維地認識檢察人員現代執法觀念的深層次問題，進而能將這一認識結果正確運用到我們的檢察實踐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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