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鍇 ]——(2004-6-4) / 已閱23227次
2、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不大，且一般事出有因，事先往往無預謀，屬偶發型犯罪；且犯罪行為影響的范圍較小，社會危害性不大；
3、從檢察機關和法院處理的情況看，犯罪嫌疑人一般都被逮捕；法院判決較輕,緩刑的適用較為普遍。
在現行的輕傷害案件的處理程序中，除了對不認罪被告人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案件外，就是采取簡易程序審理或由檢察機關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我們不妨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分別就此三種程序分別加以分析。假設犯罪成本Y恒定為b, A恒定為a ，并排除取保候審和退回補充偵查的情況：
1、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根據筆者對朝陽區檢察院2001-2003年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輕傷害案件的抽樣調查，各訴訟階段平均耗費工作日為：公安機關75天，檢察院30天，法院30天，共135天。那么，該程序的訴訟效益為X1=b/135a;
2、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按照上述方法，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平均耗費工作日為：公安機關75天，檢察院25天,法院15天，總計115天。那么,X2=b/115a;
3、不起訴。適用不起訴平均耗費工作日為：公安機關75天，檢察機關25天，總共110天。那么X3=b/100a;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三種處理程序所帶來的訴訟效益是不同的，體現了X1
1、輕傷害犯罪作為主觀惡性較小,危害性不大的偶發性犯罪,屬于一般意義上的輕罪。從刑事法律的理念來看,對此類犯罪一般予以從輕處理,給行為人改過自新的機會。但是，從上述數據分析看，行為人仍然要承受100余天的訟累（且一般情況下還是被羈押），顯然過重，而且這對司法工作人員精力也是極大的牽扯。這尚且不包括行為人被取保候審和在訴訟過程中的補充偵查。如果將這兩種情況包含進來，恐怕一個案件要拖到一年以上，大大延長了社會關系的修復進程。這樣的代價與判決所確定的緩刑與拘役相比，是否得不償失呢？
2、如前所述，在輕傷害案件中，只要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符合逮捕條件的一般都對行為人予以逮捕。但是,何為符合逮捕條件?許多司法工作人員往往忽視了刑訴法規定的逮捕條件中有“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害性”這么一條規定，而認為只要“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情況，予以逮捕就不會錯。這種思想固然與偵查機關片面追求逮捕率有關，其也與部分司法人員對法條的靈活掌握運用不夠有著直接的關系。在某些輕傷害認罪案件中，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愿意接受處罰，往往還伴有自首情節，其社會危害性已經大大減弱，其逃避偵查、審判的可能性已經不是很大了。這個時候若還是死抱著法條不放，對任何“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嫌疑人一律予以逮捕而不管其是否還存在社會危害性，不僅不符合刑訴法關于逮捕條件的立法精神，也不利于對已歸案嫌疑人的教育感化，還會導致其他輕傷害案件嫌疑人因害怕被逮捕、羈押而不敢投案自首。而這對于司法機關而言，要辦理批捕手續，再送押至人滿為患的看守所，然后再前往看守所提訊，進行一系列復雜的訴訟活動，耗費大量司法資源。
3、據現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對輕傷害案件作出不起訴決定應召開檢委會討論研究決定。這項制度確實對輕傷害不起訴案件的質量起了極大的保障作用。但是，在實踐中，很大一部分不起訴案件特別是相對不訴案件，其案情簡單，事實清楚，退賠工作已經做完，檢委會討論完全就是履行一個程序。可是，承辦人及檢委會委員、檢委會辦公室卻要為此做大量工作。一般的說，承辦人擬將一案作不起訴決定后，要填制表格層報各級領導批準；經同意，再做好匯報準備，熟悉案卷、證據；檢委會辦公室安排上會時間，印制上會材料等等。在某些情況下，承辦人辦理不起訴案件可能只需幾天時間，但等待開檢委會卻可能等上一個星期或是更長時間，而開會討論卻可能只需幾分鐘，這種資源的浪費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綜上所述，現行的輕傷害案件處理程序存在著諸多的不合理，在許多環節上造成了司法資源的浪費，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刑事訴訟效益的提高和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它的變革已勢在必行。
提高輕傷害案件訴訟效益的應對措施
要提高輕傷害案件的訴訟效益，除了提高司法工作人員的素質和司法勞動效率，最根本的還是盡量減少訴訟環節，使輕傷害案件在最短的時間內終結。在世界許多國家的刑事訴訟立法中，對縮短辦案時間和降低訴訟成本主要有以下做法：
（一）證據披露制度。加拿大法律規定：在決定起訴后，檢察官根據對方的要求，向行為人及其辯護律師披露檢察機關準備在審判中展示的全部證據。不論對方是否提出要求，控方還必須向其披露傾向于說明被告人無罪的一切證據。證據披露是單方面的，即由控方向對方的單方面披露，而不是對等的交換。這一制度是為了向對方盡量說明控方已經掌握了充分證據，從而鼓勵他及時認罪，以減少訟累。
（二）選擇性起訴制度。美國法律規定：檢察官在具備下列條件之一是可對嫌疑人作出不起訴決定：（1）該犯罪行為對法律的違反屬于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性的；（2）對該犯罪行為的起訴不符合公共利益或者無助于遏制犯罪；（3）對該犯罪行為的起訴成本大大超過了起訴該犯罪的社會意義，或者說該犯罪的嚴重性不值得政府花費那么多錢。該原則既允許檢察官不起訴某個犯罪嫌疑人，也允許檢察官不起訴某個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罪行。
（三）辯訴交易制度。辯訴交易制度是美國刑事訴訟制度中最具特色的公訴制度，一般的估計都認為美國目前刑事案件的90％左右都是通過辯訴交易結案的。⑤所謂辯訴交易，是指檢察官與被告人或其辯護律師經過談判和討價還價來達成由被告人認罪換取較輕的定罪或量刑的協議。辯訴雙方達成協議之后，法院便不再對該案進行實質性審判，而僅在形式上確認雙方協議的內容。辯訴交易對于公訴方來說，可以減少其工作量和在法庭上敗訴的危險，并進而節省政府的訴訟開支和減輕整個刑事司法系統的負擔。
（四）立即出庭。法國設立了獨具特色的輕罪法院，也相應規定了立即出庭的追訴形式。所謂立即出庭，是指對于嫌疑人已被抓捕的輕罪案件，如果檢察官認為沒有必要對案件進行偵查，可以在確認提交其處理的當事人的身份并告知其受指控的事實以后，以筆錄作為傳喚通知書，立即提請輕罪法院受理案件或提請法院院長首先受理案件。
（五）處罰令程序。處罰令程序是一個在德國司法實踐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特別種類程序，大約整個刑事程序的一半左右是通過處罰令程序來處理的。檢察院在偵查終結后，對于輕罪可以不經審判而以書面處罰令確定對行為的法律處分，法官據此可依處罰令認定被追訴人有罪，確定對其的處罰。被訴人可以在不服處罰令時對之提出異議，由此啟動普通庭審程序。
（六）起訴猶豫制度。起訴猶豫，也叫暫緩起訴，意指檢察機關及其檢察官，對于觸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根據其犯罪性質、年齡、處境、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節、犯罪后的表現等情況，依法認為沒有立即追究其刑事責任而作出的暫時不予提起公訴的制度。該制度是以公訴制度中的起訴便宜主義為基礎的，主要是用于輕罪案件和其他社會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其對充分運用刑事政策預防犯罪以及減少訴累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不可否認，上述制度確實為提高刑事訴訟效益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但這些制度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加拿大的證據披露，其所披露的證據是控方收集的全部證據，且這些證據的復印費用全部由政府負擔，這無疑是為本已緊缺的司法資源雪上加霜；而辯訴交易制度，所可能導致的重罪輕判和無罪認罪，嚴重的侵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法律的嚴肅性，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所以，在提高我國輕傷害案件刑事訴訟效益的問題上，應堅決避免照搬外國經驗、模式的做法，而是應有選擇的加以吸收吸收，并逐步探索新的適合于我國輕傷害犯罪現狀的方法，使輕傷害案件能得到快速、有效地處理。筆者現就如何提高輕傷害案件的訴訟效益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實行檢警一體化。首先應當明確的是，所謂檢警一體化是指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在訴訟職能上的一體化，而不是組織體系上的一體化。這種模式是指在刑事案件的偵查過程中，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具有主導權。對于輕傷害案件而言，一是檢察機關可以根據指控的需要來指導公安機關收集證據，對于沒有證據或證據不足的案件及時予以撤銷，從而提高偵查的效率，縮短偵查的時間；二是對于事實、證據已經查明的簡單輕微傷害案件，如果行為人認罪且被害人不要求追究責任，并就賠償問題已達成協議的，可由公安機關直接作出處理，報檢察機關予以備案，而不必移送審查起訴，從而達到縮短訴訟環節，節約司法資源的目的。
（二）設立輕傷害案件的優先處理制度。如前所述輕傷害案件的特點，決定了其偵查工作較其他案件的偵查工作更為容易、簡單，比較容易破案。為減輕當事人的訟累，同時為縮短個案辦案時間節約司法資源，不妨設立輕傷害案件的優先處理制度。如對嫌疑人以被取保候審的案件，應先于其他復雜案件進行偵查和處理，而不是等到過了幾個月甚至是一年后才做出處理。采取該項制度，除了上述節約司法資源的好處外，還能盡快使已被破壞的社會關系得到迅速修復，保持社會的穩定狀態。
（三）嚴格把握逮捕條件，減少對輕傷害案件的批捕率,靈活采用直接起訴的方法。對輕傷害案件，要注重審查行為人是否可能發生社會危害性及可能性的大小，對可捕可不捕的案件不捕，充分利用取保候審的方式，從快審結案件；同時，對公安機關在拘留期限內就已偵查終結的案件，可以不經逮捕而直接移送法院審判，由法院根據實際情況決定采取某種足以保證審判進行的強制措施，從而避免逮捕的濫用，減少不必要的手續。
（四）實行嚴格限制的辯訴交易。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實行辯訴交易是非常可取的訴訟手段。為保證辯訴交易的公正性，我們不妨設定以下條件：（1）被告人自愿選擇。其含義是被告人應在充分了解、明白選擇該程序將發生的法律后果的前提下自愿選擇；（2）被害人同意。在實行辯訴交易之前，必須經過被害人的同意；（3）訂立書面協議。辯訴交易應訂立書面協議，寫明辯訴交易的內容及被告人對被害人損失的賠償方式和數額，由檢察院、被告人及被害人簽字；（4）協議的合法性審查原則。即在法院的庭前審查中，著重審查協議的合法性，對不合法的協議予以撤銷，并通知檢察院依正常程序審查起訴，并不得以被告人在交易過程中的自認作為證據進行抗辯。
（五）實行有條件的庭前證據開示。對決定起訴的輕傷害案件，經被告人或辯護律師申請，檢察機關將影響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證據向申請方予以披露，該費用由申請方承擔。采取這種制度的好處是：一是可以使控辯雙方能在庭審中緊緊圍繞爭議問題進行，而對沒有異議的問題不予質證，縮短庭審時間，同時避免法庭審判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無序和誤導；二是可以充分利用民間資源參與到訴訟來，以減輕國家司法資源的巨大壓力。
（六）適用相對不起訴的處理方式。根據《刑事訴訟法》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的有關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而大部分輕傷害案件是屬于屬于主觀惡性較小、危害不大的偶發性犯罪，從其特點來看，對此類案件使用相對不起訴是完全有法律依據的。因此，在處理輕傷害案件時，采取相對不起訴的處理方式，既有利于縮短訴訟環節，又有利于給犯罪人一個悔過自新，回歸社會的機會，同時在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內也是最為可行的。但相對不起訴作為檢察機關自由裁量的行為，必須設定一定的條件防止濫用。筆者認為可以從適用范圍和處理程序這兩個方面予以限制。在適用范圍上，該方式適用于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犯罪嫌疑人認罪，犯罪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且經法醫鑒定為輕傷的刑事輕傷害案件；對累犯、慣犯、具有黑社會性質或者恐怖組織性質的持械傷害、聚眾斗毆及其他情形的刑事輕傷害案件則不適用。在處理程序上，要在充分保證雙方當事人知情權的基礎上，告知雙方有自愿進行協商、和解的權力。如果犯罪嫌疑人認罪，被害人也自愿與犯罪嫌疑人協商就賠償達成一致意見并不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的情況下，且犯罪嫌疑人已將約定的賠償金提交檢察機關，雙方也已制作了書面的《輕傷害案件賠償協議書》情況下，檢察人員可以制作《案件審查終結報告》，提出相對不起訴意見，報請決定。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后，在法定申訴或告訴期滿后，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不申訴或者不告訴的，檢察人員將賠償金交付被害人，并記錄在案。這樣一來，不僅案件的期限可以大大縮短，而且還可以使案件承辦人能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其他重大疑難案件中去，大大提高檢察機關工作效率。
（七）加強犯罪預防。所謂“未雨綢繆”，要節約司法資源，與其耗費大量資源進行事后的追訴、懲罰，不如在事前加強犯罪預防，把犯罪現象盡量消滅在萌芽狀態。通過對輕傷害犯罪現象和犯罪行為的深入調查研究，不斷發現某段時期輕傷害犯罪的特點及規律，就能夠有效的控制輕傷害犯罪行為的發生，減輕司法機關的工作壓力，從而在源頭上使司法資源得到節約，以滿足社會安全感的需要。
結 語
“一個社會，無論多么‘公正’，如果沒有效益，必將導致社會集體的貧困，那也談不上什么公正，即使有這種公正，也是社會和人們所不取的。”⑥由此可見，訴訟效益和訴訟公正唇齒相依互相包含，都是現代社會崇高的的法律追求。筆者所強調的輕傷害案件的訴訟效益，決不是以犧牲處理此類案件的公正性為代價的，而是希望能以此方式來引起大家對此類案件訴訟效益的重視，并且試圖通過所設想的幾點措施找到訴訟公正與效益間的平衡點，為促進刑事訴訟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盡綿薄之力。
參考書目：
①張文顯：《當代西方法哲學》，吉林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264頁。
= 2 \* GB3 ② 該公式借鑒了宋世杰同志在《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刑事訴訟效益》一文中對犯罪成本的分析。宋世杰同志認為，犯罪成本的分子中還應加入勞改效果這一因素。但筆者認為，由于刑事訴訟效益的復雜多樣性，要用非常準確的數字計算雖不可能，但還是應盡量采取數據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作為一項數據統計，應排除無法用數據表示的勞改效果等因素，而將其概括進刑事訴訟效益的整體評價。這僅是個人的一點想法，如有不當之處，還望宋世杰同志批評指正。
= 3 \* GB3 ③ 摘自《人體輕傷鑒定標準（試行）》。
= 4 \* GB3 ④ 由于部分移送審判案件是在2004年判決的，所以法院的判決的案件數據與移送審判案件的數據有所出入，特此說明。
= 5 \* GB3 ⑤ 楊誠、單民：《中外刑事公訴制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頁。
= 6 \* GB3 ⑥ 陳正云：《刑法的經濟分析》，中國法制出版社1997年，第337頁。
作者單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公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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