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家弘 ]——(2000-11-24) / 已閱25042次
證據調查方法探源（續）
何家弘
三、勘驗鑒定法
在以刑訊為主的問案方法緩慢發展的同時，勘驗鑒定法也登上了證據調查的歷史舞臺，因為案件中證據的收集和評斷需要現場勘驗和專家鑒定。在我國，周朝時便有了勘傷驗創的實踐。而到了秦朝，勘驗鑒定制度即已初具規模。據《秦簡·封診式》中記載的案例情況來看，當時已經有了一套固定的勘驗和鑒定的作法。首先，勘驗工作已有專人負責，即由基層司法官吏“令史”帶領官奴“牢隸臣”進行。其次，現場勘查記錄不僅十分詳細，而且比較規范化。例如，在“穴盜篇”中，勘驗者詳細記錄了現場上手印、膝印、鞋印和工具痕跡的數量、位置和形狀，而且用語相當規范。最后，辦案中遇到的專門問題要由具有專門知識的人來進行檢驗和鑒定。例如，麻風病要由醫生進行鑒定；流產則由官府女奴“隸妾”進行檢驗。
唐朝時，法律中開始有了關于勘驗鑒定責任規定。如《唐律疏議·詐偽》中規定：“諸詐病及死傷受使檢驗不實者，各所欺減一等；若實病、死及傷不以實檢者，以故入人罪論。”這說明當時在辦案實踐中已十分重視勘驗鑒定結論的作用。
宋朝是我國歷史上勘驗鑒定法長足發展的時期。《宋刑統》中規定對于殺傷和非正常死亡的案件要進行初檢和復檢，以確保結論的準確。現場勘驗由檢驗官吏負責；如有尸體，則有仵作參加；而檢驗婦女下身則由坐婆進行。世界上現存最早一部系統的法醫著作——《洗冤集錄》即成書于宋代。該書作者宋慈在序言中開宗明義道：“獄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檢驗。”由此可見，現場勘驗已被視為重大刑事案件調查中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元明清各朝的勘驗鑒定制度基本上沿襲宋制，但內容已超出了法醫檢驗的范圍。人們不僅重視對尸體和人體的檢驗，而且開始重視對各種物證的檢驗，并有了專門檢驗偽金銀、偽印鑒、偽鈔及作案工具等物證的人員——“行人”。例如，《元曲章·儒吏考試程式》中說：“諸濫偽之物及偽造所用作杖，皆須行人辨驗。穿窬、發冢、殺人之物亦同。”
以火藥燃燒產生的氣體壓力為動力來發射彈丸的槍最早出現于宋代，但槍彈檢驗的記載則始見于清代。１６９４年，由清朝律例館校正、由朝廷正式頒發的《校正本洗冤錄》中指出：“受鳥槍傷者，有槍眼可驗，及于骨者，亦可復檢，唯肛腹凹之處，日久腐爛，無跡可驗，須將棺內腐爛之物一并淘洗，如系槍傷，必有槍子，又恐死親仵作，懷挾槍子，混入圖害，務須嚴防。”又說：“槍子傷人著肉里者，以大吸鐵石吸之，其子自出。”１７９６年，李觀瀾在《檢驗雜說歌訣》中詳細解說了槍傷檢驗的要點：
先看衣上焦眼痕，次驗受傷進出門；
火藥燒處皆黑色，鉛鐵彈子方圓分；
檢骨先須論遠近，著傷眼孔要數清。
進刺向里出向外，傷眼青黑血蔭明；
鏵槍方眼彈沙圓，皮骨血浸眼表圓；
遠則子散難透骨，近則子聚透骨穿。
在此，李觀瀾不僅描述了槍傷特征和槍彈射入口與射出口的區別，而且談到了霰彈傷口特征與射擊距離的關系。這說明當時在槍傷檢驗方面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西方國家有關勘驗鑒定的歷史也十分悠久。據文獻記載，早在古希臘時就已經有了醫生進行尸體檢驗的實踐。例如，凱撒大帝于公元前４４年在羅馬元老院大廳內被刺身亡后，就由當時著名的醫師安提斯底進行了尸體檢驗。安提斯底在檢驗后指出：凱撒身受２３處刺傷，但只有胸部的一處是致命傷。
早在公元５世紀至９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王國時期，英國國王便任命一些官員到各郡去保護國王財產和王室的利益并制約地方長官的權力。當地方發生死亡案件時，由于這些官員是國王的代表，具有公正性和權威性，所以便由其主持尸體勘驗和證據調查，并做出裁斷。這就是英國驗尸官制度的起源。
隨著實踐的發展，歐洲一些國家的法律中開始出現了有關勘驗鑒定的規定。公元６世紀，東羅馬帝國的《查士丁尼安法典》中已經有了關于鑒定的規定。１５０７年，德國班貝格主教管區的《班貝格訴訟程序》中規定法官在就殺嬰案和人身傷害案做出判決之前必須征詢醫生的意見。１５３２年，德國的《加洛林法典》首次在條文中明確使用了“鑒定”一詞。該法典共有２１９條，其中有４０條涉及鑒定問題。例如，該法典第１３４和１４７條規定在殺人案件和傷害致死案件的調查中均要由醫師進行鑒定。爾后，很多國家的立法者都相繼把關于鑒定的規定寫入法律之中。
與此同時，歐洲各國先后出現了一批法醫學研究的先驅者。１６世紀末，法國的安勃羅斯·巴雷撰寫了關于窒殺嬰兒的肺臟特征和性犯罪特征的著作；意大利的福特尼奧·菲特利則介紹了自己在確定溺死者是自殺還是他殺問題上的研究成果。１７世紀，意大利的帕奧洛·查西亞在其著作中論述了“他殺與自殺之特征”、“自然猝死”、“性犯罪與精神錯亂”等問題。１８世紀，奧地利的約翰·弗朗克出版了《完備的醫務警察體系》一書。１９世紀初，英國的愛丁堡大學率先由安德魯·鄧肯教授開設了法醫學課程。１８３５年，法國人馬里·德維熱的《法醫·理論與實踐》一書出版。１８５０年，德國人約翰·卡斯佩的《司法驗尸》一書問世。１８７８年，法國人亞歷山大·拉卡圣出版了《法醫學論文集》并在兩年后成為里昂大學的第一位法醫學教授。他在古費案中成功地查明了一具高度腐爛尸體的身份并為警方偵破該謀殺案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這不僅使他名噪一時，而且扭轉了公眾對法醫的傳統偏見。與此同時，法國巴黎大學的醫用化學教授馬蒂爾烏·奧菲拉通過自己的著作和成功的鑒定而終于使法官們承認了毒物學檢驗結論的證據價值。
１９世紀末，由于涉槍案件不斷增加，德、法、英、美等國相繼出現了一批槍彈檢驗專家，如德國的鮑爾·瑟里奇，法國的維克多·巴爾薩德，英國的羅伯特·邱吉爾，美國的阿爾倍特·海爾及后來的查理斯·韋特和卡爾文·戈達德等。這些早期的槍彈檢驗人員多來自于經常接觸槍彈的職業，如軍人、從事槍彈生產或銷售的人等；也有一些是原來從事法醫檢驗或其他司法鑒定工作的人，后來因實踐需要和個人興趣而轉入了槍彈檢驗工作。雖然這一時期的槍彈檢驗尚具有私人性和非專業性的特點，但是它已在殺人案件調查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１９世紀末，英國一些法院已允許把槍彈檢驗結論用作證據。當然，這一時期的槍彈檢驗結論還屬于種屬認定的范疇。１９０２年，美國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首次把槍彈同一認定結論作為定案的依據。
２０世紀以來，勘驗鑒定已經成為案件調查中廣泛使用的方法之一。許多國家的執法機關還建立了專門進行物證檢驗和鑒定的實驗室。１９１０年，法國的埃德蒙絲·洛卡德在里昂建立了歐州第一個警方的犯罪偵查實驗室。１９２３年，洛杉磯市警察局長奧古斯特·沃爾默在其警區內建立了美國第一個警方的犯罪偵查實驗室。這些實驗室的出現，就像大工廠代替手工作坊時的效果一樣，使勘驗鑒定技術這一“生產力”獲得了解放。于是，勘驗鑒定法在證據調查領域內的用途不斷擴展，作用不斷加強。不過，其中很多方法都屬于后面將要專門探討的人身識別法的范疇。
四、察訪詢問法
辦案者詢問案件當事人及有關的證人以便查明案情，這是自有訴訟之日起就已存在的證據調查方法。但是在控告式訴訟制度下，辦案者只管“坐堂聽案”或“坐堂問案”，根本談不上去進行察訪。后來，由于辦案者有了主動去收集證據和查明案情的責任，所以察訪詢問法便日趨重要起來。
最初的察訪主要是與現場勘查同時進行的現場訪問。執法官吏接到報案來到現場后，一邊勘驗，一邊詢問事主和鄰居，以便了解案件的基本情況。《秦簡·封診式》中即有這種記載。在“賊死”一案中，主持現場勘查的“令史”就曾詢問當地的治安人員和附近的居民是否知道被害人死亡的時間，是否聽到呼救的聲音等。在“經死”和“穴盜”等案中，辦案人都向當事人和證人進行了詢問。雖然這些詢問的內容本身并無太大意義，但是在《封診式》這樣一部有關查封和勘驗程式的規范性案例沁編中詳細記述有這些內容，則充分說明當時的執法者已把現場訪問作為辦案的一項基本工作。
宋慈的《洗冤集錄》雖然是一部法醫學著作，但其中也有關于察訪詢問的論述。首先，宋慈認為辦案人員到達現場之后，應首先詢問一下案件發生的經過，然后再進行勘驗。他說：“凡到檢所，未要自向前，且于上風處坐定，略喚死人骨屬，或地主、竟主，審問事因了……始同人吏向前看驗。”其次，宋慈肯定了當時各地在辦案過程中派專人擔任“體究”負責察訪的作法。他說：“近年諸路憲司行下，每于初、復檢官內，就差一員兼體究。凡體究者，必須先喚集鄰保，反復審問。”最后，宋慈認為在辦案過程中應該廣泛察訪，先全面收集各種證據材料，然后再綜合分析、判斷事實真象。他說：“有可任公吏，使之察訪，或有非理等說，且聽來報，自更裁度。”他強調說：“須是多方體訪，務令參會歸一。切不可憑一二人口說，便以為信，及備三兩紙供狀，謂可塞責。”他還舉例說：“斗毆限內身死，痕損不明，若有病色曾使醫人，師巫救治之類，即多因病患死。若不訪問，則不知也。”
在封建社會中，大多數執法官吏并不愿意做深入細致地察訪工作，而是以刑訊問案作為查明案情的主要的手段。但是在那些尚無被告人的刑事案件中，刑訊問案法便無用武之地。于是，察訪詢問就成了查明案情和收集證據的重要途徑。在我國歷史上，清官們經察訪而公斷疑獄的案例并非罕見。而且他們進行察訪的方式也很多。既有派員走訪，也有親自察詢；既有公開的正面詢問，也有化裝的側面察訪，即人們常說的“微服私訪”。這說明人們在辦案實踐中已經積累了一些成功的經驗。
在歐洲，自以糾問式訴訟代替控告或訴訟以來，察訪詢問在案件調查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大。法蘭西王國從１３世紀開始設置檢察官，其職責之一就是聽取私人有關犯罪的舉報并進行調查。不過，通過察訪來收集犯罪證據的方法在１８世紀才真正得到發展。
法國刑事警察局的創始人尤金·維多克是世界警探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他于１７７５年７月２４日出生在法國阿拉斯市一個面包師的家庭中。他青年時好冒險，在軍隊股役時也曾頗為得意，但后來因毆打一名軍官而坐牢。出獄后，他當過演員，干過水手，也做過買賣，還多次因輕微犯罪而入獄。不過，他是個大膽的越獄者，不止一次在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況下逃出監獄。１７９９年，他又一次越獄成功。爾后的１０年中，他在巴黎以販賣舊衣為生。由于昔日的獄友經常去威脅或敲詐他，所以他主動來到巴黎警察局，要求參加打擊犯罪的斗爭。當時的巴黎警察局正被嚴重的犯罪問題搞得一籌莫展，便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議。維多克認為“只有犯人才能對付犯罪”，所以他挑選了２０名前科犯擔任助手，成立了一支特別偵緝隊。他把這些偵探安插在監獄的犯人中間或派往下層社會，以便收集各種犯罪情報和證據。他們在第一年里就查獲了８１２名罪犯，并清除了一些巡警們不敢問津的匪窟。后來，該偵緝隊被命名為巴黎警探署。
由于歷史的原因，英國人長期在刑事案件中采取“私訴”的原則，因為他們把維持社會秩序和保護財產視為公民個人的事情。１７世紀時，英國社會中出現了具有私人偵探性質的“捕盜人”。他們四處察訪，收集犯罪證據并把罪犯送上法庭，然后領取酬金。由于這些“捕盜人”中有不少前科犯，而且其中有些人是一邊捕盜一邊犯罪，所以在社會中聲譽不佳。１７５０年，被后人譽為“英國小說之父”的文學家兼地方治安法官亨利·菲爾丁終于說服了內政大臣，建立起“鮑街偵緝隊”。這些偵緝隊員是英國最早的專職偵探，他們經常化裝到盜賊出沒的地方去察訪和收集犯罪證據。他們的調查方法在當時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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