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小紅 ]——(2004-6-24) / 已閱14476次
我國法官職業思維方式的培養
與審判機制現狀之沖突思考
黃小紅
隨著我國當代法官司法理念的提升，法官作為司法者在審判過程中面對紛繁復雜的法律現象時，現實對其職業性思維方式的培養提出高要求，然而由于我國司法審判機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卻限制了我國法官職業思維方式的培養，同時受到限制的法官思維方式又不斷沖擊著審判機制。
法官職業思維方式的涵義及其特點
“思維”一般是指人腦依照邏輯推理觀察、分析、判斷客觀事物的過程。法官作為一種專業性極強的職業。其所具有的思維方式也應是獨特的。對此，前不久國家法官學院院長鄭成良教授在一次學術報告會上指出：“在法院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必須以法律思維作為基準思維方式。”并且他對法律思維的詮釋是“按照法律邏輯來觀察、分析、解決一個社會問題的思維方式”。因此，法官職業思維方式應當是指法官在行使司法權的過程中，為公正、公平地處理案件，按照法律邏輯觀察、分析、解決問題的理性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是法官藉以發揮出職業天性的手段，筆者認為它的獨特性至少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強調合法性
假使法官作出裁判前，需要在合理性與合法性之間作出抉擇，那么他首先考慮到的應是裁判的合法性。原因首先從宏觀上講，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均代表著統治地位的階級意志，因此，法官作為國家公權力的行使者，它必須以合法性作為裁決的第一要素考慮，這是立法的原則所決定。這一立法本意在我國行政訴訟法中更是明確地體現出來。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行政處罰顯失公平的，可以判決變更”。言外之意即是法官對行政處罰之外的具體行政行為只審查合法性，對行政處罰如非顯失公平，一般也是不會變更。其實也正如鄭成良教授指出的“如果一個人選擇用法律來思維，那么，他就會在一般情況下，把政治上的利弊、經濟上的效益、道德上是否高尚視為第二位的考慮因素，而把合法性作為第一位的考慮因素”；從微觀上講法官的職責是按法律標準去裁判是非，“法官在開始審理案件之前就對法律說三道四，那他就完全是越權”。[1]因此法官職業思維方式是合法性的思維方式。
（二）強調邏輯性
法官職業的特殊性決定其始終是訴訟中的主角，法官在審判中引導訴訟順利進行，居中聽取對立當事人之間的意見，并通過對現有證據的仔細分析，構造一個法律上的事實，最后據以作出理性裁決，這整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邏輯，法官在處理這個大邏輯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對當事人闡述訴訟各階段處理結果的邏輯性理由，如果法官沒有一個清晰的邏輯性頭腦，就有可能導致訴訟引導失敗，繼而產生事實真偽難辯、證據難以取舍等一系列問題，甚至可能導致當事人質疑裁決公正性，既使裁決是公正的。
（三）強調中立性
司法中立是司法權威的一個重要保障，是司法獲得公眾信任的源泉。“司法中立包括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的中立；司法權在政府與民從、公與私之間的中立；司法權在訴訟當事人之間保持中立” [2]，法官作為公眾心目中正義的象征、公平的化身、良知的守護神，在訴訟中始終是以一個居中裁判者的身份出現，為了達到息紛止爭的目的，法官必須保持中立性的思維方式，以免先入為主、偏聽偏信，從而有利于保障裁決的公正性。
法官職業思維方式的培養與我國審判機制現狀之沖突表現
從哲學角度看，法官思維方式與審判活動是緊密相連的兩種事物。一方面，法官職業思維方式的培養是為審判活動服務；另一方面，審判活動的進行又為法官職業思維方式的培育提供土壤。根據物質作用與反作用的原理，它們兩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沖突。
沖突之一：現行審判機制對法官職業思維方式培養障礙。
審判機制作為法官職業思維方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土壤，其缺陷對法官職業思維方式培養障礙是決定性的一面。
（一）當庭認證、當庭宣判的適用率低下，延緩了法官職業思維方式培養效率。
法官在庭審中的一切活動是在公眾的注視下進行，它促使法官在群眾參與、監督下對庭審中所作一切決定作出自理性的分析，因此庭審程序的嚴格執行有助于鍛煉法官職業思維的嚴密、迅捷能力。目前，法庭舉證、質證程序執行得比較順利，特別自《民事訴訟證據規則》頒布實施以來，法庭舉證、質證在民事審判中的操作已然規范了許多，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當庭認證、當庭宣判適用現狀相對來看很不理想。許多法官在庭審中疏于對證據的分析認定，特別是當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在遭到另一方的異議時，法官認為難以作出理性的分析時便借口在合議庭評議時再作確認，但當評議后繼續開庭時，法官卻對此避而不提，最后不了了之；同樣，當庭宣判的適用也存在類似的缺陷，法官庭審時認為一時難以作出判決，為避免日后擔責，便借口報庭長、院長審批后定期宣判或報審委會討論后再定期宣判，無形中便將責任風險轉嫁于庭長、院長或審委會了。
（二）合議制特別是陪審員合議制的缺陷對法官職業思維形成障礙。
合議制在審判中起著發揮法官集體智慧結晶，杜絕主審法官主觀辦案的有效作用，然而當前合議制運行中普遍存在“合而不議”的現象，既便是有合議的意見，但當案件要提交審委會討論時，由于是承辦法官一人匯報，難免造成匯報意見不全或帶有承辦法官個人的主觀傾向，最終使“合議”流于形式。合議制中基層法院的陪審員參加合議的作用更是輕微，有的陪審員在開庭至判決的整個過程中可以“一言不發”，實際上等于“陪坐”，許多法官將陪審員參加合議當成是一種擺設，加之現行的陪審員一般是采取聘任的單一方式而非選任，而且又多是從法院退休干部中聘任，這種聘任完全有可能是主審法官憑關系疏遠而定，而非憑陪審員的業務知識技能高低而定，其本質就是將公眾選舉陪審員的權利剝奪殆盡。因此，陪審員的素質沒有把好關也是合議制的一個重大缺陷。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形成一些法官在審判時或主觀臆斷，或濫用職權，造成法官思維方式隨意性較大。
（三）回避制度的缺陷與法官職業獨立性思維培養的沖突
回避是法律為保障法官裁判中立性和公正性得到公眾信賴的一種制度。目前，我國三大訴訟法對法官回避適用的條件、對象、程序均做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由于該制度尚不完善，妨害了法官獨立性思維的養成。主要表現如下：
1、回避制度在實踐中執行不嚴。據有關資料反映，許多基層法院連續幾年都未發生過一起法官回避情形，既便有當事人向法院提出過回避申請，但沒有引起必要的回應。因此，不難想象，回避制度在我國法院運行的現狀如何。
2、法律未對違反回避制度的法官規定嚴格的責任追究制，特別是對法官違反自行回避的情形未加約束，導致一些法官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維習慣，不愿自行回避，甚至個別法官利用此鉆制度“漏洞”、打法律“擦邊球”，徇一己之私為當事人謀利。
正由于回避制度的這些缺陷，當事人千方百計通過各種關系找上法官或通過地方行政官員給法官施加壓力的現象是屢見不鮮，以致法官辦案時帶嚴重的主觀傾向，或面對壓力不得以犧牲司法公正為代價作出妥協。這些無疑都妨害了法官職業獨立性思維的養成。
（四）審判監督制的低效應與法官合法性思維培養不相協調。
當前審判監督機制沒有跟進審判需求，導致案件重審、再審率有所提高。其主要表現在：
1、審判監督隊伍素質相對較低。目前有些法官對審判監督法官的個人素質要求不夠重視，安排的多是一些“閑置”人員進入審監庭，他們要么不是科班出身，要么法律知識相當欠缺。
2、審判監督法官自身的行為沒有相應的責任追究制加以約束。導致一些審監庭法官疏于監查，而使法院案件流程跟蹤管理規定流于形式。
當前審監效應的低下現狀無疑使法官在辦案時放松了對案件質量的高要求，當面對原、被告雙方尖銳的對立意見時，為避免當事人將矛頭轉向自己或法院，而考慮追求雙方意愿的統一，即在當事人看來的“合理性”，既使這種合理是違法的。
（五）審判公開透明“度”的不確定性產生法官職業思維的模糊區。
我國現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情況外，審判過程及結果應當向群眾、社會公開。然而法律對這種公開的“度”沒有作進一步闡述。隨著人們法律意識逐漸加強，公眾強烈呼吁法院審判活動要杜絕暗箱操作、實行陽光審判。我國法院改革也正是朝這個方向努力。但毋庸諱言，這種所謂的公開透明度還不高，與法治發達國家一些先進做法有所差距。正是由于缺乏公眾監督，我國法官在審判中對自己思維能力要求降低，久而久之，一些法官在這種審判環境下養成模糊性思維習慣，即基于各種因素的考慮不屑（如：認為沒有必要）或不愿（如：怕觸及當事人的利益而得罪人）去對法律問題作詳盡、周密的分析、思考。
沖突之二：法官職業思維培養對審判機制造成負面影響。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兩面性，當前，我國法官隊伍職業思維方式培養過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影響形成的思維方式與現代審判機制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沖突。
（一）我國法官職業思維方式難脫模糊性與判決確定性之間的沖突。
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一個重要特點是模糊性。它使人們在認識客觀事物時，總是滿足于通過事物的表面現象直覺得到的第一印象，而不習慣或者說不愿意作周密、詳盡地分析。模糊性的思維方式對我國法官職業思維產生較大的危害。特別是當職業思維受到諸如審判機制缺陷在內等因素的限制后，更是難脫模糊痕跡。如法官在原、被告雙方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時，往往是依直覺主觀判斷對證據作出確認，而不是依照法律規定結合案件情況，判斷哪方提供的證據證明力較大；又如對事實的模糊性認識導致法官在作出裁判時理由闡述不清等等。但事實是原、被告的法律地位決定了必有一方敗訴，法院在判決時必須加以明確。因此，這種模糊性思維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法官裁判理性不強，難以取信于公眾，從而影響了司法權威。
（二）片面強調中立性樹立“折中主義”或“中庸之道”的思維方式沖擊審判公正。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道德標準，主張對人處事采取不偏不倚、調和折衷的態度，“折中主義”的意思亦然。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庸之道、折中主義在中國產生的流毒是深刻的，特別是法官須以中立者的身份出現，如果立場不是公眾看起來的相對“中立”，則很容易遭到眾人誹議，在我國審判機制還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下，在這種絕對“公正”意念主使下，我國法官職業思維方式不免有行“折中主義”或“中庸之道”之嫌。在遇到難以斷定誰是誰非時，對原、被告“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是在這種思維方式驅使下法官的慣常作法。其結果必然導致公正的流失，并且有可能因此同時損害了雙方當事人的利益，而促使他們對法院不滿，最后導致群眾對司法公正喪失信心。
（三）我國法官邏輯思維方式過于機械性與審判價值的沖突。
法官在辦案過程中運用的邏輯思維，它更追求的是一種技巧，決非機械式照搬“三段論”推理。正如英國上訴法院首席大法官愛德華·科克曾經講到的：“法官具有的是技術理性，而普遍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由于社會現象的錯綜復雜，法律問題也變得愈加復雜，加之物質世界運動的絕對性，法律推論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審判中，法官面對的事件往往是事過境遷的，他縱有千般能耐，也不可能一層不變地再現歷史，他要做的只能僅限于通過對現有證據的細致分析，再運用邏輯手段重組事實，而這種事實只能是“法律上的事實”，即使可能與客觀真實有反差，但如果法官能將裁決結果對公眾作出自理性的論證時，便是實現了審判價值，這就與“要追求陽光，就必須接受陽光下的陰影”道理一樣。然而現在，我國不少法官在辦案過程中，模仿刑事偵查活動，按部就班、一味追求形式上的邏輯合理，以期推出客觀真實，在受到諸如審判監督沒有跟進等因素障礙后，就形成了機械式的邏輯思維習慣。而機械式邏輯思維方式就如法官在尋求“物質世界的絕對真理”那樣令人可笑。如此一來勢必降低審判活動的效率，使訴訟流于形式，從而司法喪失其存在的價值。
綜上，一方面，我國法官職業思維方式受到審判機制的限制后形成了一些不良的思維定勢；另一方面，這些不良思維定勢促使法官自覺或不自覺地違反審判規定，甚至不惜鋌而走險、以身試法，以致審判機制在遭受破壞后漏洞突顯，繼而又進一步限制法官職業思維方式的培養。如此以來，兩者的沖突愈演愈烈。
對引發沖突的深層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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