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衛東 ]——(2000-11-22) / 已閱47801次
此次刑訴法的修改，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重大調整。在公訴制度中，不再使用免予起訴，擴大了不起訴的范圍，因此對于不起訴制度的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就顯得尤其重要。不可否認，新刑訴法對不起訴制度的規定雖較為全面，但仍然過于粗疏和原則，司法實踐中操作起來尚欠具體，不夠細致。隨著理論的發達和立法經驗的豐富，不起訴制度仍需在實踐中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筆者認為，以下一些問題是完善不起訴移度需要注意的：
（一）絕對不起訴適用的情形
檢察機關對具有《刑事訴訟法》第１５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那么，我們研究《刑事訴訟法》第１５條規定的六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就會發現，這六種情形法律后果相同，但行為本身的性質不予追究的原因各異。第一種情形屬一般違法行為，尚未構成犯罪，不予追究是理所當然的，后五種情形以存在犯罪為前提，因客觀上出現某種無須追究的特殊情況，因而法律作了不予追究的特殊規定。這樣，絕對不起訴的情形有兩大類，一是構成犯罪的一般違法行為，二是某種特殊犯罪行為，這里立法上就忽略了合法行為或者未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情形。在這兩種情形下，公安機關如果把合法行為的實施者，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或者把沒有犯罪行為的人錯誤的立案、偵查的，對這樣的無辜者不起訴是無疑的。但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的法律依據卻沒有，因為《刑事訴訟法》第１５條中的六種情形中不含這兩種情形。鑒于此，建議《刑事訴訟法》第１５條應增加“行為合法的或未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為絕對不起訴的情形，彌補立法上的漏洞。
（二）關于存疑不起訴的規定
依新刑訴法，存疑不起訴是可以不起訴，與微罪不起訴在這一點相同，屬相對不起訴，檢察機關在適用存疑不起訴時也擁有一定的裁量權。然而，筆者認為，存疑不起訴與微罪不起訴的立法精神是有區別的。存疑不起訴是與疑罪從無相協調一致，體現了無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檢察機關遇有此類情形，應作不起訴處理，此類案件若起訴至法院，法院亦按疑罪從無作出無罪判決。因此我們認為，這里規定為應當不起訴似乎更為合理、準確，既符合起訴法定主義，也便于實踐中的操作。
（三）關于微罪不起訴的規定
新刑訴法對微罪不起訴規定為“犯罪情節輕微，依刑法免除處罰不需要處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這一規定過于籠統和簡單，實踐中難免出現各種問題。比如，犯罪事實和情節相當，犯罪嫌疑人的表現及其它情況也相近的兩個案件，檢察機關依法處理，就很可能一個作出起訴決定，一個不起訴。這樣前者將是有罪免刑，后者則無罪無刑。相近的情形出現了罪和非罪截然不同的結果，殊難為人們所接受。其原因在于微罪不起訴是相對不起訴，即可以起訴，也可以不起訴。筆者認為，既然規定了微罪不起訴是可以不起訴，也就應該相應規定斟酌的具體情形，即什么情況下可以不起訴，比如考慮犯罪嫌疑人的態度表現，動機等一些因素，這樣規定的具體一些，立法上有了一個共同固定的標準來衡量，實踐操作起來就不會因不同的理解而有不同處理。
（四）檢察機關、公安機關進行復議、復核和復查申訴的具體程序及要求
新刑訴法規定，公安機關認為不起訴決定有錯誤時，可以要求復議，如果意見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核；被害人不服，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訴。但不難看出，刑訴法只是這樣原則規定了檢察機關進行復議，復核、復查申訴，比較籠統和粗疏，至于檢察機關進行復議、復核和復查申訴時具體的一些操作程序和要求，比如檢察機關應當遵守的期限，對復議、復核和復查申訴后的答復方式和要求均未作細致規定，這樣就不利于司法實踐的操作。為了保障檢察機關的正確復議、復核和復查申訴，建議有關細則增加這方面的規定。
與此相應，新刑訴法也只是原則規定了公安機關可以復議、復核，那么，公安機關作為司法機關，其提出復議、復核也應有合理的期限，對此應予明確，這里的問題與上面的差不多。刑訴法對此應規定的具體細致，這樣才使不起訴制度更加完善和易于操作。
（五）不起訴決定作出后發現新證據新事實的情形
不起訴決定作出后，發現了新證據、新事實，符合起訴條件的，被害人又沒有向法院起訴的，這種情形原不起訴決定的效力如何，檢察機關該如何處理？新刑訴法對這種情形沒有任何規定。從理論上講，當出現這種情形時，檢察機關應撤銷原來作出的不起訴決定，依法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因為不起訴決定的終止訴訟的法律效力只是相對的，檢察機關對此應依職權撤回原來的不當決定，依法重新起訴。新刑訴法在這方面無任何規定，實踐中遇到時會無法可依，因此應予完善。
（六）被害人對不起訴決定不服向法院起訴的，可否掌握案件的證據材料
依新刑訴法，被害人對不起訴決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但法院是對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害其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人民檢察院不予追訴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才作為自訴案件，審查后認為犯罪事實清楚，有足夠證據的話，才開庭處理，如果缺乏罪證，自訴人提不出補充證據，法院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自訴或者裁定駁回。這樣，被害人向法院起訴應當掌握足夠證據才可，而案件的證據材料都在檢察機關手里，被害人可否掌握這些材料，需要怎樣的程序，這些刑訴法未作規定。筆者認為，要貫徹保護被害人利益的原則，立法應具體對此作出詳盡規定，否則實踐中被害人通過起訴尋求救濟的途徑難以實現。
對此筆者有如下設想：對于不起訴的案件，立法應賦予被害人以知悉權。考慮增設一個類似聽證會的程序，檢察機關此時應負有公開展示案件證據的義務，被害人依此來了解案件的證據情況。此外，對于由被害人提供的在偵查過程中已交給司法機關的證據，應規定證據返還制度。
（七）被害人對不起訴決定不服向法院起訴的途徑是否是最佳途徑
被害人對不起訴決定不服，向法院起訴是其重要的救濟途徑。這里涉及到某些公訴案件可能轉化為自訴案件的問題，就是說一些原來的公訴案件現在要通過自訴的途徑解決。那么，這種做法是否是最佳途徑？縱觀刑事訴訟的發展歷史，在起訴方式上是從私人追訴發展到國家追訴，即公訴范圍不斷擴大，自訴范圍日漸縮小，這是一種歷史的趨勢，更是由刑事案件自身的特點所決定。刑事案件畢竟有別于民事案件，在追訴之前要通過偵查收集證據，很多時候需要特殊的偵查手段和設備，必要時還需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而且自訴人要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有較高的證明要求。以上這些僅僅依靠個人力量是難以勝任的。因此筆者認為，這種公訴轉自訴的程序未必是最佳的途徑，許多情況下難以達到保護被害人利益的目的。我們設想，在被害人不服不起訴決定的情況下，允許被害人申請，并提出一定的證據，法院審查后裁定檢察機關強行起訴，仍保留公訴的方式似乎更合理，更為科學。
①ａ 蔡墩銘、朱石炎《刑事訴訟法》，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第１７４頁。
①ｂ 蔡墩銘、朱石炎《刑事訴訟法》，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第１９５頁。
①ｃ 崔敏：《中國刑事訴訟的新發展》，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３７頁。
②ｃ 陳瑞華：《程序價值理論的四個模式》，《中外法學》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４頁。
③ｃ 卞建林：《刑事起訴制度的理論與實踐》，中國檢察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５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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