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佑平 ]——(2000-11-27) / 已閱18692次
修改后的中國刑事訴訟法盡管在加強權利保障方面有重大進步，但是，用刑事司法國際標準衡量，仍存差距。其一，作為刑事司法最低公正標準之一的“不被迫自證其罪”這一特權規則沒有確立，犯罪嫌疑人仍有向偵查人員“如實陳述”的義務，沒有賦予其沉默權，不享有不供述的自由。我國刑事司法中傳統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意味著嫌疑人、被告人在訴訟中承擔實質性證明責任。其二，犯罪嫌疑人盡管從偵查階段起即可得到律師幫助，但限制頗多。一方面，在偵查階段，律師會見嫌疑人以及法律幫助行為受偵查機關的監督，偵查人員訊問嫌疑人時，律師不得在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證據展示制度，辯護律師在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的作用受到局限，律師所能查閱的案卷材料甚少，調查取證權利難于行使。其三，偵查、起訴期限的延長制度，缺乏具體、有效制約機制以及配套的保釋制度，將使某些案件的審理時日過慢、過長，這與嫌疑人有權“迅速接受審判和裁決”的國際標準不一。
（三）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監督職能，可能導致控、辯力量不均衡
根據刑事司法國際法律文件《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規定，檢察官與被告人在訴訟中應為平等的訴訟主體，享有平等的權利，與法官之間存在嚴格的審判距離，不能對法官施加任何與眾不同的影響。修改后的中國刑事訴訟法雖然突出了法官在審判中的中立形象，強調檢察官的調查取證和舉證證明責任。但是，檢察官在法庭上的法律監督者身份，在具有督促司法公正實現效果的同時，也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即：一方面，造成在法庭上控、辯雙方事實上的地位不平等，辯護方的行為同樣不能擺脫檢察官的監督權力作用范圍；國際公約中的所謂“平等武裝”原則尚難實現。另一方面，審判主體的中立形象受以沖擊，考慮到監督與被監督關系，法官在情感上更多地存在維護控方即檢察官的主張和觀點的可能。
（四）證據規則不健全
現代刑事訴訟，不論哪種形式，都重視直接原則和言詞原則，要求當庭對證言和其他證據進行質證。控辯制訴訟以庭審為舉證場景，實行雙方的訴訟對抗，這就要求貫徹相應的證據規則，包括“排除傳聞證據規則”，即庭前取得的言詞證據一般應當排除，要求證人出庭，避免“書證中心主義”。否則，檢察官念一份控訴性書面證言、律師讀一份辯護性書面證言，孰真孰假，無法質辯。修改后的中國刑事訴訟法在此問題上缺乏明確、具體規定，其后果將是控辯制庭審方式走過場。再者，法律對偵控機關運用刑訊等非法手段收集獲取的證據，沒有作出排除性規定，回避非法取證的效力，司法實踐中將難于杜絕刑訊逼供等非法行為，這也與《禁止酷刑和其它殘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公約》國際法律文件相悖。
（五）簡易、速決程序不規范，司法效率尚須提高
保護人權和打擊犯罪是刑事訴訟的雙重使命。在現代社會的刑事訴訟中，一方面強調正當程序的遵守，擴大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另一方面，為了提高司法效率，創制了發達的速決、簡易程序。實質上，真正的控辯式訴訟是十分不經濟的訴訟，如果刑事案件都采用這種訴訟方式，國家的刑事司法能力根本無法承受。如美國，對抗制審判僅適用于少數案件，絕大部分案件都以辯訴交易等方式不經正式庭審快速解決。修改后的中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有“簡易程序”，但條文粗糙，局限頗嚴，絕大多數案件將無法通過簡易程序處理。再者，修改后的中國刑事訴訟法沒有辯訴交易方面的規定，將大大影響司法效率。這一點，也與世界刑事訴訟的發展趨勢存在差距。
注：
[①]［德］漢斯·約阿希姆·施奈德《國際范圍內的被告人》，第４２１頁，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②]赫爾曼《中國刑事審判改革的模式從德國角度的比較觀察》，１９９４北京刑事訴訟國際研討會論文。
[③]根據英美刑事訴訟法精神，凡被告人承認起訴罪名的案件，可不經審判而徑直下判。
[④]弗洛伊德·菲尼《美國刑事訴訟法改革：對兩項改革的歷史推論排除規則與公開的辯訴交易》，１９９４年北京刑訴法學國際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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