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鐘強 ]——(2005-8-15) / 已閱28841次
司法的本質是理性，法律推理是一種理性過程，裁判者不能有利益、感情牽扯，中立是最基本的要求。
法官也必須是理性的，這種理性是忠于法律，正確的適用法律的必要。這是由法官的性質決定的，法官是被授權運用規則對具體沖突事件作出權威性判斷和強制性處理的專業人士，法官之所以能夠被授予這種權力，是因為他們被認為具有相應的人格稟性和職業素養，能夠公正和理性地運用規則，對個別案件作出能被公認為正確的判斷和處理。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有“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新唐書●百官志一》）的說法，其意思是查明案情、公正裁判是法官的最大功勞。在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司法的標志是天平和寶劍。天平象征這公平裁判，寶劍象征著懲惡揚善。可見法官首先擔負著通過公正審判而伸展正義，懲罰罪惡的職責，其次法官具有公平裁判和懲惡揚善的能力。
1、 現代司法理念在法官審判實踐中的意義
在司法獨立的前提下，法官只依照法律和良心辦案，法律體現一般的社會公共理念，是對法官權力的支持、限制與制約，良心是保證法官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的基本條件，良心是法官依據個人的理念對社會公共理念的理解和解釋，法官的良心是社會公共理念、個人良知和價值觀的綜合體現——法官的個人理念，包括道德、政治、常識、哲學的價值選擇。
-8-
在現實的社會條件下，法官獨立辦案受到重重限制和妨礙，社會轉型期的思想混亂和道德失范也對法官個人司法理念的形成和堅持造成了各種障礙，也確實尚未形成法官個人司法理念的發揮的空間和自由，但是，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法官的個人理念也是必需的，而且一個真正的法官必須把理念的形成作為自身基本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既需要把握體現在法律規則和司法體制中的理念，又需要通過自己的理念進行事實判斷和法律解釋。
2、當前社會條件下對法官司法理念的要求
在社會轉型時期，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不健全，法律的空白大量存在，法律的發展空間很大，法官通過個人的審判活動，通過個案探索實現社會公正的空間和機會很多，法官個人的理念甚至比穩定發展時期具有更大的作為。從個案的突破到普遍的實踐經驗的積累，逐步被司法實踐和社會認可，形成新的規范（司法解釋、立法），在我國當代司法實踐和法律發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裁判活動的“主體”是“法官”，而不是“程序”，無論如何科學、精密的程序也取代不了“法官”。程序規則只是形成法官“內心確信”的工具，正如“程序正義”只是實現“實質正義”的手段。司法改革也好，庭審改革也罷，法官人格的塑造才是關鍵。正如自由法學和法社會學的倡導者愛爾里希所言：“惟有法官的人格，才是法律正義的保障”。
對于法官而言，職業道德在司法理念中尤其重要。目前，法官的首要素質要求是道德素質的提高，其次才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公正是法官職業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官司法理念的最本質要求。公正才能對良心精心守護，由此才可能成
-9 -
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官（一致性）。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指出：“判決是經過法官道德過濾過的法律”。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對法官的要求與其他從事法律工作的人員有不同要求：（一）法官應自覺區別于立法者，從司法的定位和社會分工而言，社會的利益沖突和資源分配主要是由立法者通過立法活動完成的，法律解釋本身的創造性確實很重要，但根本上法官的使命是盡量準確闡釋立法者的原意，在個案中實現正義，至于涉及重大的社會問題和權利沖突的法律改革，應盡量在個案判決中提出問題和具體處理的同時，將其留待立法者統籌解決。由于法官角色的局限性，不具備整體把握資源分配和利益平衡的能力和正當性，因此，應將重大政策問題的決策權留給立法者。（二）法官應區別于法學家。作為實務法律家與從事法學研究的法學家在素質構成上存在某種重要區別，這種區別首先是來自現代法治本身的特征及其所應有的邏輯，同時也取決于法律職業集團內部分工的需要。法學作為一門科學，它的存在及其所具有的超法律的特性非常重要，它具有體系性、原理性和批判性的特征，以理性思辯和邏輯自足為基本要求；而且，法學并不必須以忠實于現行法為基本精神，它不僅能夠建構系統的理論體系來闡明法的本質和價值，而且能夠通過對現行法的評價、批判和重構，成為推動法律發展的動力。相比之下，法律實務則以現行法為基礎展開，其基本要求是嚴格性、統一性、操作性和保守性，執法者應盡量避免對現行法進行道德評價。這樣才有助于培養實務法律家對現行法的信仰與忠誠，保證法律適用中的統一性、連續性和穩定性。
一般而言，法官應該是忠于和嚴格遵循現行法律制度和
-10-
規范的，而學者則可以是激進的或徹底、乃至極端的，高舉起理想主義或鼓動人心的旗幟；法官的法律解釋應該是嚴格的、謹慎的、以現行法為依據和基礎的；而學理解釋則可以是擴張的、發散的，以社會權利和應然原理乃至比較法為根據的。
法官應當比其他職業的從業人員具有更高的職業道德要求，這是由司法的性質所決定的。但我們也應當看到，在當前社會道德自律和道德低下的情況下，單獨要求法官做到大幅度超越也是不現實的。基于孟德斯鳩關于權力性質的認識，從公正社會的要求來看，權力越大者其道德要求應當越高，如果權力顯赫的群體首先不能嚴格道德自律，也就難以要求法官高標準的道德自律。中國是一個極特殊的“關系社會”，如某學者所言，人際關系凌駕于一切社會關系之上，因為這種超越一切的人際關系的存在更容易使法官感染社會不正之疾，法官也是“容易受傷的人”。筆者并非為法官自身道德提升尋找托辭。司法改革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建構和完善能夠抵御外來病毒感染、侵蝕的制度機制，但在健全防御制度的同時，如果不從外部清理病源，則天天“升級”版本都將是消極所為。
法官的司法理念還應根據其所處的法院級別即功能定位有所不同，基層法院法官的主要功能是解決糾紛，他應該更多的了解當地的社會習慣、道德水準和輿論、價值觀和習俗等社會規范，了解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和民眾的法律意識程度以及他們的社會組織、行為方式等特殊的信息，以便在糾紛解決中更好的做到合情合理合法。而高級法院的法官則更多的擔負著統一法律、形成判例乃至規則的重要使
-11-
命，他們需要更多的了解國家的政策、社會的發展和法理的變化和精神，加強哲學、政治學、倫理學和社會政策等方面的學識和思辯能力。
參考書目：
①蔣惠嶺：《培養現代司法理念系列講座》，《人民法院報》2003年10月20日
②蔣惠嶺：《現代司法理念基本問題》，《人民法院報》2003年10月18日
③陳瑞洪：《司法與民主：中國司法民主化及其批判》，《中外法學》1998年第4期。
④賀日開：《司法改革：從權力到權威》，《法律科學》1999年第4期。
⑤王衛國：《論社會沖突中的司法公正》，中法網—2002年11月25日。
⑥劉俊武：《口號的法理解構》，《北京青年報》2000年12月18日。
總共2頁 [1] 2
上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