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竽 ]——(2005-11-2) / 已閱21745次
社區矯正行刑方式觀探微
孫竽 宋立軍
內容摘要：
在我國，將社區矯正視為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一種比較普遍的觀點,但是從長遠看，強化這種觀點非常有害。因而有必要對其進行反思。
關鍵詞：
非監禁刑 社區矯正 行刑方式
一、中美社區矯正概念比較
（一）中國社區矯正概念
兩院兩部的通知中對社區矯正的概念是這樣表述的：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或裁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二）美國社區矯正概念 [1]
社區矯正(Community corrections)可以定義為：它是為預防犯罪而設計的相互關聯的一系列項目（programs，也可以譯為“計劃”）。它旨在允許犯了罪的人進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并為其提供相應的機會，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建設諸如中途住所(Halfway houses )、日報告中心(Day Reporting Centers)、半歸家(Halfback houses)等社區矯正的環境設施（facilities），集中針對罪犯的不同需求，進行多種形式的規勸和建議（counseling）。日常的矯正項目包括：教育和職業訓練、毒品和酒精治療、暴怒的處理和沖突的解決，當然不僅限于這些項目。此外，社區矯正也可以緩解（remedy）監獄過于擁擠的矛盾。例如：罪犯在監獄服滿一定刑期后，州假釋委員會就會下達假釋令，讓他們參加矯正項目，作為對監禁的變通方法（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社區矯正的觀念是一種理性的思維。首先，從廣義上說，要弄清通常與犯罪有關聯的主要因素。例如，與教育程度、濫用毒品、職業情況等有什么關系。其次，社區項目的設立，也是緊緊圍繞這些主要因素的構成來建構的。再次，無論是緩刑罪犯還是假釋罪犯，都被安置在這些設施中，而其中許多情況下是來自法庭或者假釋委員會的特殊指令。也就是說，他們應受處遇的類型和數量都是明確的。最后，社區矯正的期望結果將是確定的。通過完成對矯正項目的實施，罪犯將不再有繼續犯罪的行為，這樣也就減少了犯罪。
更重要的是，為了保證矯正的有效性，必須對社區矯正設施進行評估和測量，要確定其對罪犯（例如再犯率）和社會（例如犯罪率）到底有多大的影響。社區矯正設施的成功，唯一取決于組織的控制策略和項目被執行的方式。進一步講，這個領域的從業人員必須對他們提供的服務負責。在一定程度上，社區矯正意味著，聘用高素質的職員，進行服務行為的評估，還要取得成果。
社區矯正設施的百分百有效當然是最理想的，盡管從研究結果看，有的州實現了。但是，要想全國都做到，恐怕要花費許多年去研究。然而，這畢竟可以說明罪犯在這種處遇方式中得益。相反地，聯邦統計數據表明，監獄內的罪犯絕大多數都是多次犯罪者，超過60%的緩刑和假釋犯很可能重新犯罪。因而，當今社會急需社區矯正。
（三）概念差異分析
社區矯正對于我國來說，無疑屬于“泊來品”，我們本應對外國社區矯正工作進行全面而客觀地考察，尤其是對它的概念內涵要有科學地把握，不能簡單地把“社區矯正”這個新名詞作為對 “五種對象”的監督管理教育的代名詞，更不能將在本質上與監獄工作不作區分。
前述所引的美國社區矯正概念，給我們的啟發是：它沒有采取絕對化的定義方式闡述，而是用商討的語氣，給別人以充分的話語權。這是社會科學的特點決定的，這有利于社會科學的不斷創新和發展。相反，概念過于權威，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由此我們方能理解，為什么美國各州社區矯正方式不是“大一統”。 [2]它還明確了社區矯正的目標——“旨在允許犯了罪的人進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 ，并為其提供相應的機會，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把“重新改善自我”放在首要的位置，“提供機會”只是輔助的作用。它還解釋了什么樣的思維是“理性的思維”，并且指出社區矯正的具體項目和技術方案。
這個概念給我們的印象是，社區矯正的確不同于監禁矯正，但它又不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方式。實際上，在美國等一些國家的監禁矯正也貫穿著同樣的“理性思維”。不同的是工作方法，社區矯正由于地域環境的優勢，更利于借助社會工作的方法來矯正罪犯。
再來分析我國的社區矯正概念。姑且不說該概念犯了循環定義的錯誤。主要看它是否將社區矯正工作與監獄工作做了明確區分。第一，“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二者的區別在于一個是關著，一個是在社會上，這只是形式的不同而矣。第二，“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專門機關當然不同。但監獄要不要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呢？第三，“矯正其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這同監獄要達到目標是相同的。這里還有一個自相矛盾之處。社區矯正對象已經在社會上了，怎么又講“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呢？特別是宣告緩刑的,根本不存在“順利回歸社會”的問題。當然似乎可以表述為，“促進其成功社會化”。這一點是監獄目前很難做得好的。許多人之所以犯罪，最根本的，就是社會化的過程中出了偏差，其社會化是不成功的。比如，青少年犯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當然這樣的表述也值得進一步推敲。但最起碼反映出社區矯正工作與監獄工作的不同來。
對某省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調研中發現，社區矯正工作所用的表簿冊與監獄所使用的表簿冊如出一轍。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竟然會把 “生病”的矯正對象抬到公益勞動現場，看別的矯正對象勞動，令其體驗勞動的意義。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怪現象？與目前的社區矯正概念灌輸給我們的理念有無關系呢？
在設計社區矯正時，我們更多地強調行刑觀。這是重刑主義在作祟，也反映出一種對矯正對象的敵視態度。社區內的罪犯是危險分子，當然必須使用相當于監禁的手段才行。我們民族向來缺少人文精神，人們總認為罪犯是“惡人”，要以惡制惡，這才是對“善人”的善。然而他們中一些人或者說絕大多數人只是做了惡事的“善人”，同我們無異。況且，對于他們的犯罪，我們的政府、我們社區的每一個成員有沒有責任呢？我們對他的犯罪當然有直接或間接的責任，那么我們就有責任幫助他“重新改善自我”。在一些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理解到，作為刑事政策基礎的人道主義，并不是具有同情心的個別人的理想主義的事情，而是整個社會對犯罪所負的責任問題，對違法者的關心并不是恩惠和憐憫，而是福利國家具有強制性的任務。 [3]
許多學者認為，社區矯正在概念上模糊含混。評斷標準不同，如分別按種族、地點或功能劃分，社區矯正就會呈現出不同的風貌。有如美國學者Duffee 指出的那樣，恰如瞎子摸象，未能一窺全貌。據此，社區矯正的性質存在極大的分歧性是不容置疑的。 [4]因而從社區矯正內涵的角度去理解社區矯正的性質可能更科學些。
二、偏重行刑方式觀的危害
一、過分強調社區矯正行刑方式觀，導致“行刑”與“矯正” 概念混同。
按照罪犯是否被監禁來劃分，“刑”可以分為“監禁刑”和“非監禁刑”。目前從我國刑法體系看，非監禁刑有死刑（立即執行）、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罰金、沒收財產、驅逐出境。而暫予監外執行，只是監禁刑的一種變通，不應歸為“非監禁刑”的范圍。“行刑”也就是執行刑罰，有“罰”的意思在里面。對于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來說，對他進行“監禁”，就是行刑。如果不引進“矯正”這個概念，行刑當然可以采用模糊概念，即懲罰加教育。但是一旦引入“矯正”，就不同了。因為“矯正”更多意味著一種技術性的方法，因而不能把矯正與教育劃等號。如矯正之中藥物治療的方法，無論如何也不屬于教育的范疇。因而，我認為監禁期間既有“罰”又有“矯正”，執行“刑罰”的部分就是“行刑”。而監禁刑中只有“監禁才是罰”，其他的措施都是矯正。非監禁刑中也有“罰”，有的罰了后不需矯正，如單處罰金。有的既要“罰”又要“矯正”，二者不能混同。如剝奪政治權利，禁止行使政治權利是罰，其余就是矯正。在日本，“矯正”是作為“行刑”的上位概念使用的。其矯正機構包括行刑機構和非行刑機構。 [5]在早期的行刑中沒有矯正這個概念的。矯正的概念是由實證刑法學派的創始人菲利提出的，其矯正概念來自于治療。 [6] 矯正與行刑的區別主要在于，行刑側重于懲罰，而矯正側重于幫助和指導。要說清這個問題，還有必要說說“矯正”這個詞。“矯正”在英文中是“correction”,意思是“使正確或更好”。而漢語中的“矯”與矯正有關系的意思有5種——古代一種揉箭使直的箝子；使彎曲的物體變直；糾正、匡正；抑制；勉勵。其實“矯正”最早是醫學概念，如“牙齒矯正”、“語言矯正”等，這是它的原有之意。后來這個詞才引用到社會學領域。 “牙齒矯正”、“語言矯正”并不是懲罰牙齒和語言。同理，社區矯正也不是對罪犯進行懲罰。
二、過分強調社區矯正行刑方式觀，導致對象不符。
宣告緩刑和裁定假釋對象就不屬行刑對象。緩刑是指人民法院對判處較輕刑罰的罪犯，鑒于其犯罪情節較輕、主觀惡性不深、對社會危害較小，再犯可能性很小而適用的附條件不執行原判刑罰的一種刑罰制度。刑罰制度與行刑是否為同一概念呢？我認為二者是不同的。從刑罰的實踐看，緩刑應是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緩刑實際上是緩行刑，即定罪判刑卻暫不執行。還有一種是緩判刑，即指對可能判處短期自由刑的，定罪但暫不判刑。 [7]也就是說，緩刑就是不行刑。因而將緩刑對象視為行刑對象是不恰當的。我們只能說，緩刑對象是罪犯，但不服刑。并且，這種緩期執行，并不排除在特定條件下執行的可能性。這無疑從邏輯上證明了緩刑并不是行刑的一種方式。此外，根據刑法第七十六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如果沒有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情形，緩刑考驗期滿，原判的刑罰就不再執行，并公開予以宣告。”該法條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在罪犯緩刑期間，公安機關只有考察權，而不是行刑權；二是“緩刑考驗期滿，原判刑罰不再執行”，即這種情況下，當然不執行原判的刑罰。在審判實踐中，法院也不會將曾判緩刑的罪犯的再犯罪認定為一般累犯。瑞士的緩刑制度是這樣規定的：“緩期執行有2到5年的考驗期。此外，法官還可以對緩期執行者附加監督條件，提出在緩刑考驗期犯罪人必須遵守的與其行為有關的要求。這些要求必須是確實有助于犯罪人避免再犯，可以指導犯罪人回歸社會，而不應當是對犯罪人罪行的報應或變換的刑罰” [8]臺灣學者林山田在論及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則時指出：為了犯人再社會化的需要，有時刑罰可低于罪責相稱的程度，或者以緩刑等手段來避免刑罰的宣告或執行。 [9]從被稱為緩刑之父的美國人約翰·奧古士塔斯（John Augustus）在當初設立緩刑制度的情況看，緩刑也并非是行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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