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志遠 ]——(2006-7-6) / 已閱63177次
憲法直接效力說認為憲法在無需透過其它立法予以充實的情況下便可直接適用，雖然以其它立法文件使憲法加以具體化有其必要性，但絕不因此就意味著憲法的效力是間接的。主張憲法直接效力說的學者從以下幾點進一步加以論述：（一）憲法的具體規定成為一切國家機關、國家工作人員、企業事業組織、一切政黨和武裝力量以及全體公民活動的直接的法的依據。中國憲法規定了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自治區、自治州、自治懸。（二）憲法的規定對一切國家機關和公民具有直接適用的效力。例如，中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比绻`反了這條規定，就要受到法律追究。（三）憲法規定了國家機關的權限和職責、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雖然該等內容在有關的法律中也有同樣的規定，但從法律的依據來說，是直接來源于憲法。例如在憲法中規定的公民的選舉權利，在選舉法中亦載有相同的規定，這種權利明顯地是由憲法直接賦予的。（四）憲法是有關國家機關處理問題的具體依據。例如，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在常務委員會開會期間﹐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國務院或者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的質詢案。受質詢的機關必須負責答復�！比艄苜|詢的機關未履行憲法規定的義務，有關機關可以根據憲法的規定進行處理，以保障人民代表的質詢權得以實現。此外，有關機關可以直接依據憲法追究當事人的違憲責任的形式，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直接根據憲法罷免由它產生的成員的職務。
就憲法直接效力說而言，《葡萄牙共和國憲法》﹝19﹞更能體現這一點，根據《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第18條第1款的規定：“有關權利、自由及保障之憲法規定，直接適用于各公、私實體，并對之有約束力﹝20﹞�！庇纱丝梢�，葡萄牙憲法是明文規定哪一部分內容的條文直接適用。葡萄牙學者認為“直接適用”不但意味著權利、自由及保障之憲法規定在無需立法介入的情況下可以直接適用，而且該等憲法規定直接產生效力。
憲法間接效力說則不同意憲法有直接適用的效力，主要理由是：憲法的規范均是原則性的，因此需要一般法加以落實及補充，倘不制定普通法律加以補充使之具體化，便無法付之實施。此外，有人認為憲法之所以不可直接適用，是因為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憲法條文不能被直接適用，再者，對于違憲行為，不能直接追究其法律責任。
憲法直接和間接效力結合說則認為，從憲法所規定的內容看，憲法絕大多數內容均為原則性內容，只有少數內容相對而言比較具體。從各國憲法的規定來看，一般對國家機關的組織及各國家機關的職權、相互關系部分的規定較為具體，而對其他問題的規定一般屬于較原則性的內容，憲法當中的原則性內容的直接適用可行性較少，因為立法機關通常根據憲法的規定、原則及精神通過立法活動作出具體化的規定，從而使憲法起到調整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作用。例如，根據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依法取得賠償的權利”， “但從現行憲法頒布之日起至1995年1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正式施行之日止的13年時間里，國家機關沒有依據憲法的這一規定進行過一次賠償。究其原因，是因為憲法的這一規定沒有對國家賠償的原則、范圍、請求主體、賠償義務機關、賠償程序、賠償方式、賠償標準等作出具體的規定，無法作為國家賠償的依據來進行適用” ﹝21﹞。
另一方面，從司法實踐來看，憲法是否具有司法意義上的法的效力？換言之，法官在審理具體案件時可否直接引用憲法，從而作為價值判斷的最高標準？美國早在1954年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件中，法官通過解釋憲法“平等保護條款”來作出判決，將黑人和白人學生隔離的做法是違憲的，因為“隔離本身即不平等”，從而推翻了最高法院在1896年Plessy v. Ferguson案件中得出的 “隔離但平等”的結論。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在該案中得到了適用，憲法的法律效力得到了體現。然而，從目前中國的情況來看，憲法顯然尚不能起到這樣的作用。
五．中國憲法司法化的探索
表面來看，“齊玉苓案件”純粹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索償案件，然而，在中國司法界產生了極大的回響，這是因為侵犯姓名權在中國的民法通則中有詳細的規定，但是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權僅僅是憲法上的權利，除了憲法第46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之外，沒有民法和其它基本法律的保障，基本上是一種處于“懸空”狀態的權利，加上長期以來，在中國審判中也沒有直接援用憲法條文進行判決的先例。因此，在法律上這種受教育權雖然有規定但是卻無法得到保障，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為此案作出的司法解釋，準許適用憲法條文對原告的憲法權利進行保護，開創了以憲法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先例，也是中國憲法司法化的開端。
有學者指出，長期以來，憲法在法院是得不到適用的，法官、律師、檢察官和普通老百姓都沒有適用憲法的觀念。傳統觀念認為，憲法和法律沒有哪一條告訴法院或法官應當或可以適用憲法。因此，在司法階段，法院或法官拒絕適用憲法，這種傳統觀念自然地體現在行政訴訟、刑事訴訟及民事訴訟這三個方面。而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更印證了這種傳統觀念。這一司法解釋內容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刑事判決中不宜援引憲法作論罪科刑的依據覆函
（1955年7月30日）
新疆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55)刑二字第336號報告收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我國國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劉少奇委員長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指出：“它在我國國家生活的最重要的問題上，規定了什么樣的事是合法的，或者是法定必須執行的，又規定了什么樣的事是非法的，必須禁止的。”對刑事方面，它并不規定如何論罪科刑的問題，據此，我們同意你院的意見，在刑事判決中，憲法不宜引為論罪科刑的依據。﹝22﹞”
該司法解釋雖然只針對刑事案件，但它的影響確實已經延伸到民事和行政領域的訴訟案件�！霸谖覈L期以來有中國學者指出，對憲法的司法適用一般存在這樣的誤區，即憲法沒有關于對公民的懲罰措施的任何規定，怎樣使法院適用憲法？法院不能也無法適用憲法。﹝23﹞”
事實上，從憲法理論上講，法院是無權拒絕適用憲法的。而為什么法院無權拒絕適用憲法呢﹝24﹞？只要翻開1982年憲法﹝25﹞，我們便可找出法院判案要選擇憲法或依據憲法。
首先，憲法序言最后一段規定：“…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的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睉椃ǖ�5條第3款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這說明了憲法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既然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法院當然也不能例外，當然要保證憲法在本部門得到適用，使憲法成為裁判一切是非的最高法律標準。
再者，憲法第5條第2款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痹谥袊麄�法律體系中，憲法居于最高的地位，是判斷違法、合法與否的最高價值判斷。這一點體現在立法中，主要表現在所制定的法律等不能與憲法相扺觸。
最后，《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動教育公民忠于社會主義祖國，自覺地遵守憲法和法律�！狈ㄔ涸谒娜炕顒又腥绻揪筒贿x擇憲法，還怎么教育公民自覺地遵守憲法呢？《法官法》第3條規定：“法官必須忠實執行憲法和法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第7條規定法官應當履行的第一項義務是“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第9條規定擔任法官的條件之一是“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此外，中國現行法律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民法所保護的公民權利僅限于人身權及財產權﹝26﹞，而行政訴訟法也只是針對人身權及財產權作出保護﹝27﹞，換言之，在民事及行政訴訟層面上，“除了人身權及財產權外，憲法中規定的其它基本權利都是不可訴的…﹝28﹞”。 早在中國第一部憲法(1955年)已規定的公民受教育基本權利﹝29﹞亦不例外，由于傳統觀念所主張從的僅對人身權及財產權的保護而拒絕受理涉及公民受教育基本權利的案件，所以在齊玉苓案件出現前，從沒有以保護受教育權為由的民事或行政訴訟案件，可見這項憲法基本權利在司法救濟方面顯得何等薄弱。
齊玉苓案件在中國司法界中產生了重大的意義，體現在：(一)打破了司法機關拒絕適用憲法這一傳統觀點，告訴了人們在中國現有體制下如何將憲法司法化，以實際案例告訴人們法院如何適用憲法；(二)法院將受案范圍擴大到了保護人身權、財產權之外的其它憲法性權利的案件，法院受案范圍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三)自該案之后，法院的實際審判已經越來越重視公民憲法基本權利的保護。而且再次出現了突破現有法律規定的保護公民人身權和財產權之外的其它憲法性權利的新案件。
最后，隨著我國法治化的進程以及與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為了與當代民主憲政的進步與發展接軌，強化公民憲法權利的司法保護是當務之急，再者，中國法治環境不斷改善，因此，在現階段實現憲法司法化的條件已經日趨成熟。
定稿于200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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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頒布司法解釋，準許適用憲法條文對原告的憲法權利進行保護。這一批覆的出臺，開了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侵害援用憲法進行保護的先例。
注﹝2﹞該司法解釋自2001年8月13日起生效，故被稱為“8．13司法解釋”。
注﹝3﹞中國現階段的憲法在這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對于其它國家來說，違憲審查是適用憲法的最重要體現，主要是指在司法審查過程中判斷立法行為或行政行為或下級法院判決是否違憲。也就是說，在有了法律、法規等的情況下適用憲法以解決法律、法規等與憲法相抵觸或不一致的問題。
注﹝4﹞參見周旺生編著：《法理學》，人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172頁。
注﹝5﹞同注4, 第172頁。
注﹝6﹞參見王磊著：《選擇憲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1頁。
注﹝7﹞“秦前紅在《憲法》(周葉中主編)一書中(第379-381頁)認為，國家元首解釋制始于君主制，最早在憲法中確立這一制度的是日本明治憲法。該憲法規定，憲法之解釋權由天皇行使。近現代憲法解釋制度因受民主思想的影響，因而不再將憲法解釋權專授予國家元首，但由于國家元首在一國憲政體制中所處的特殊地位，所以許多國家的憲法都規定，國家元首在行使憲法賦予的職權時，可以對相關的憲法含義進行解釋。當然這種解釋權限又因各種具體情況的不同又有所不同。如在美國，總統根據三權分立原則可以對國會通過的法律行使否決權，亦可以通過任命聯邦最高法院法官，來影響聯邦最高法院對美國法院的解釋立場，因此美國總統的憲法解釋權限較大。而在法國，總統在共和國政府中對憲法所作的解釋，就可能被反對派總理以違憲為由提交憲法委員會審查。在一些實行公民復決制度的國家，公民團體有最終解釋憲法的權力。復決權始創于美國的州憲，其后為瑞士各州和聯邦所采用�，F在的瑞士、法國、日本、意大利、奧地利等國家采用此制。公民復決的法理依據在于，民主憲政的首要意義是人民主權，而法律是主權者的意志表現，因而人民自然應有批準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的權利；同時，在政黨政治較為發達的國家里，公民復決制度有利于防止政黨對立法機關操縱；在立法與行政發生沖突的國家里，公民復決權制度，有助于緩解它們在立法方面的沖突�！� 同注6，第22頁。
注﹝8﹞英美法系國家由普通法院即最高法院來解釋憲法，大陸法系國家主要是由專門法院即憲法法院來解釋憲法。
注﹝9﹞中國學者亦持有相同見解，“我國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對憲法進行解釋，但無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都不能作為專門的憲法解釋機構�，F行憲法將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專門憲法解釋機構有其不合理性…目前，除厄瓜多爾等極個別國家還將國家立法機關作為專門憲法解釋機構外，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將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對憲法解釋認為是一般意義上的解釋，而嚴格意義上的和較有權威的憲法解釋機構只能是法院。” 參見王磊著：《憲法的司法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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