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海濤 ]——(2002-2-20) / 已閱50542次
民事訴訟證據立法與誠實信用原則
劉海濤
[內容提要] 伴隨著對誠實信用原則被確立為民事實體法基本原則的演進過程的總結，本文就在民事證據法中確立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基本原則的可行性進行論證，進而簡要地分析了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未來民事證據法的基本原則，對整個民事證據法立法及其解釋.適用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 民事證據法 基本原則 誠實信用
肇始于八十年代后期的民事審判方式改革，是以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為切入點和突破口的。隨著這種改革的持續和不斷深入，證據制度之于訴訟程序的核心作用日益凸顯，制訂一部較為科學和完善的民事證據法典因此也愈來愈顯得迫切。正是因應這一需要和作為民事證據立法的理論準備，近年來我國學者大量研究和譯介了國外一些較為先進的證據制度。可以預見,對這些域外先進訴訟證據制度的法律移植，必將極大地克服我們在這一領域本土資源薄弱的不足，使得我國未來的證據立法處于一個較高的基點上。然而，應當認識到，一部科學的法典絕不可能僅僅是某些先進制度的簡單聚合。在各個具體制度中還應當貫穿著一些普適的、共同的基本原則，以保證整部法典的和諧和統一，并用以支撐各個具體制度自身的正當性。基于上述認識，結
合對其他部門法尤其是民法中基本原則演進的研究，筆者認為，我國民事證據法亦應當確立誠實信用原則為其基本原則之一。下面，筆者試就在民事證
據法中確立誠實信用原則的可行性作一淺探，以期搏得對這一大膽命題的認同或者批判。需要說明的是，由于上述論題的提出基本上是緣起于對民法誠實信用原則的歷史比較研究[1]， 故而本文的論述亦遵循同樣的思路。
一、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及其在民法中的演進[2]
誠實信用作為市場交易中的一種道德要求，起初是以商業習慣的形式存在。它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講求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3]長期以來誠實信用是作為成文法的補充而對民法關系起著某種調整作用的。而它作為民法基本原則的地位之奠定，乃是人類法哲學不斷發展和立法技術日益成熟的結果。概括而言，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發展經歷了羅馬法、近代民法和現代民法三個階段。
1、羅馬法階段
誠實信用作為道德領域的規范植入法律的作法始于羅馬法，隨著羅馬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立法者面對各種紛繁復雜的商品交換關系，日益感到對每一種都詳加規定的困難。他們發現，無論法律條款和契約約款多么周密，如果當事人心存惡意，總能找到規避之法。因而原有的絕對嚴格規則主義立法技術開始遭到批判。在此基礎上，羅馬法中發展起了誠信契約和誠信訴訟。相對于嚴正契約而言，誠信契約要求債務人不但要承擔契約規定的義務，而且要依誠實信用承擔善意、誠實的補充義務。相應地，在解決誠信契約所發生糾紛的誠信訴訟中，承審員不但可以根據契約內容來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還可依據誠實信用原則所賦予的自由裁量權對契約內容進行干預，按照通常人的判斷標準增加和減少當事人所承擔的義務。可見，羅馬法的誠實信用雖被限制在債法的領域內，但作為現代民法中誠信原則的兩個
方面──誠信要求和自由裁量權，均已萌發于其中。
2、近代民法階段
從歐洲近代史上的法典編篡運動到德國民法典的制訂，為誠實信用原則發展的近代民法階段。在這一時期絕對主義的認識論和形而上學的哲學基礎影響下，絕對嚴格規則主義的立法方式占據主導地位。由于立法者對法律規范詳盡性、安定性的機械追求，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被剝奪殆盡。誠實信用原則遂僅具有指導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的意義，并且依然被限定在債法的范圍內適用。顯然，對司法活動能動性的徹底否定極大地限制了誠實信用原則的作用。但不容否認，由于誠實信用原則包含了市場經濟的一般道德要求并體現出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故而它不能不為立法者所尊重。相應地，這一時期的成文法，如法國民法典等均明文規定了誠信條款，這一進步，為誠信原則在現代民法中的發展奠定了立法基礎。
3、現代民法階段
既往立法實踐中的絕對嚴格規則主義，使得法律陷入僵化而不能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并且犧牲了個別正義。[4]二十世紀以來， 越來越深刻的對絕對嚴格規則主義立法缺陷的認識，迫使人們開始普遍認同成文法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司法活動的能動性，于是在立法中體現了嚴格規則和自由裁量相結合的主張。此外，隨著工業技術的飛速發展，個人本位思想漸漸轉變為社會本位思潮，故而人類道德與法律相互滲透的趨勢不斷加強。在這一背景下，誠實信用所代表的道德內涵及作為一般條款的工具意義得到了立法的高度認同。1907年，瑞士民法典在第2 條中體現了如下規定：“任何人都必須誠實、信用地行使權利和履行其義務。”這條規定第一次把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基本原則在法典中加以規定，以默示的方式授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權，同時，也開創性地把誠實信用原則擴張到及于一切民法關系──權利的行使和義務的履行。這種適應了現代社會需要的立法方式隨后即被大陸法系各國所紛紛仿效。誠實信用原則遂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其在民法體系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及至今天被公認為君臨為民法全法域的“帝王條款”。
我們可以看到，誠實信用原則自被羅馬法植入法律后至今，其適用范圍逐步擴大，不僅適用于契約的訂立、債的履行，更及至一切權利的行使和義務的履行。其性質亦由補充當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規范，轉變為當事人不能以約定排除其適用，甚至不待當事人授引法院可直接依職權適用的強行性規定，究其本質，在于誠實信用原則由于將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合為一體，而兼具了法律調節和道德調節的雙重功能，使得法律條文具有極大的彈性。[5]
同時，誠實信用原則的發展演進始終伴隨于人類立法實踐中嚴格規則與自由裁量的較量，并在二者的相互妥協和融合中被賦予了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意義。
必須承認，道德和法律相互滲透的趨向、成文法的局限性絕非民法這一家部門法所獨有，也絕不僅限于實體法或者私法領域。故而，上文中就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中的演進之回顧和總結，對于我們的民事證據立法必然極具啟發意義和借鑒價值。
二、在民事證據法中確立誠實信用原則的可行性
1、 民事證據法將不可避免地具有成文法的局限性[6]
所謂成文法的局限性，是指成文法由于其技術上的特點不能完善地實現其目的的情況，是成文法為獲得其安定性等積極價值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對于成文法的局限性之認識系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就人類個體而言，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始終受到主、客觀各種條件的制約，而無法達致絕對真理。同樣，立法者也不可能預見到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并據此制訂出天衣無縫，預先包容全部社會生活事實的法典，這就使得法律不可能不存在規則真實和一定的不適應性。[7]顯然，這種法律上的阿喀琉斯之踵[8]對于我國未來的民事證據法亦無可避免。封閉性的立法態度必將使得法律失去生命力，從而在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中遭致淘汰。而近代立法實踐表明，以引入一些基礎性的一般條款，來賦予法律適當的彈性，從而使得法官能夠針對不同社會
情勢對法律作出合乎情理的擴張，這無疑是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有效手段。而誠實信用原則因其所代表的契合于法律根本目地的公正觀念，正可以充任這樣的基礎性一般條款。
此外，如梁慧星先生所言：“一般而言，法律條文均極為抽象，適用于具體案件時，必須加以解釋。進行法律解釋時，必須受誠實信用原則的支配，始能維持公平正義。”[9]當然，對比民法而言， 民事證據法多為強行性規范，其明確性就整體而言要優于民法一般規范。但即使如此，民事證據法終究還是要以一定數量的文字作為其載體，而語言文字固有的歧義性勢必使
得法律條文或多或少地產生模糊性。此種情形下，我們同樣有必要運用誠實信用原則在法律解釋上的指導.規范功能，來保證民事證據法立法本意的正確實現。
2、 民事證據法的兩棲性決定其應當確定誠實信用原則
正如前文對于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領域演進之總結，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起于債之履行，其后漸及于一切民事權利之行使和義務之履行，其適用范圍隨著人們對其內涵的豐富而呈逐步擴大之勢。臺灣學者史尚寬也注意到“關于此原則之適用，并有主張不限于私法，而并應及于公法、憲法”。[10]民事證據法雖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公法性質，但亦應適用誠實信用原則。這是因為，誠實信用原則不獨是用于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還在于其要求當事人不得通過自己的活動損害第三人和社會的利益，必須以符合其社會經濟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權利。這種對當事人權利行使的限制，符合現代社會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法律思想的轉變趨勢，這對于訴訟機制的和諧運行尤其具有重要意義。也正因此，將誠信原則引入民事訴訟領域這一主張近來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贊同。[11]
不可否認，民事證據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調取證據、采信證據等一系列具有職權色彩的內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質。但道德與法的結合在公法領域亦為勢所必然。事實上，民事證據法中關于當事人舉證、質證、證據披露，自認等許多規則本身即帶有強烈的私法色彩，并且，由于我們訴訟
證據制度設計上對當事人主義模式一些特點的大量吸收，使得這種“私法化”必將更為明顯，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則來約束當事人之間的證據法律關系亦為必要。此外，民事證據法雖被大多數人界定為程序法，但其中關于舉證責任分配等許多內容不完全是程序法問題，而往往是在實體法即民法中作出規定，況且，民事證據并不完全用于訴訟和審判，它同時也用于指導和規范民事行為，確認和證明民事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保護民事權利和避免民事糾紛。也就是說，證據問題離開訴訟也會發生，也正因如此，我國亦有部分學者提出可將民事證據置于民法典中來規定。[12]由此可知，既然誠信原則在民事實體法中的“帝王條款”地位已為世所公認，其適用于民
事證據法自然也就是應有之義了。
3、 誠實信用原則的道德色彩為其在民事證據法中的普遍適用創造了條件。
史尚寬先生認為，誠信原則要優于一般原則，因為法律的標準應當是社會的理想即愛人如己的人類最高理想，這種理想所處的地位要高于法律和契約，誠信原則便是這種最高理想的體現，而法律和契約則屬于實現這種思想境界的途徑和手段。[13]可以說，誠實信用原則正是由于它這種強烈的道德色彩，而演變成為高層次的理念為人們所信奉和遵循。必須確認，道德和法律同為社會上層建筑，同屬社會意識范疇，二者必然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法律必須體現一定的道德精神，遵循和捍衛社會主流的道德評判標準。民事證據法固然在制度設計的層面上顯得剛性，但并不能因此就排斥其對道德精神的遵循和吸收，正如現代工業的發展始終應當尊重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可以想象，如果缺乏了誠實信用原則的約束，訴訟將在當事人純粹技術意義上的證據攻防大戰中喪失其正義的本質，而淪為無意義的訴訟技巧的競賽，甚至是“邪惡的角斗”。關于這一點，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法系一些國家歷史上的教訓頗值得我們引以為鑒。[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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