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海濤 ]——(2002-2-20) / 已閱50543次
三、誠實信用原則對民事證據法的功能意義
或許理論的論證總是要經歷假設──可能──確信的思考進路。上文中關于在民事證據法中確立誠實信用原則可行性的論述，從一個大膽的設想開始，在筆者粗疏的筆意中競漸漸演化成了必要性的論證。克服成文性的局限性這一工具意義和法律所固有的道德色彩這一價值命題，加上對民事證據法兩棲性的強調，使得誠實信用原則之于民事證據法的基本原則地位似已從假設轉變為確定的結論。幸好這大體符合了筆者思考的真正途徑，故而不致于令人太過不安。下面，讓我們再切入到民事證據法的一些具體制度層面中去，觀照一下誠實信用原則對于民事證據法的一些具體功能，以期作為上述命題的檢證。
1、誠實信用原則對于民事證據立法的指導作用
誠實信用作為基本原則具有基礎性、導向性和抽象性的特點。其對于民
事證據立法的指導作用首先就在于其為各證據法律關系主體設定了真實義務。[15]。顯然，證據具有可采性和證明效力的首要前提即為其真實性。我們通常認為，當事人、證人、鑒定人、代理人等民事證據法律關系主體均應承擔真實陳述事實狀態的義務。這種真實義務的設定為整個訴訟制度的運轉及其價值目標的實現提供了基礎性保障，因而似乎勿庸置疑。但是，功利的目標并不能取代正當性的考量，真實義務的設定幾乎限制了所有社會個體選擇保持沉默甚至是進行虛偽陳述的可能，這種限制的正當性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上呢？顯然，對這一問題的最為理直氣壯的解答源自于誠實信用的道德義務：每一社會個體都應當誠實不欺，恪守信用，在行使自己的權利時要尊重并服從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此我們便可以認為，當事人或其他證據法律關系主體故意進行虛偽陳述，是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因而承擔相應責任乃勢所必然-------這在民事證據法上即為偽證責任 。而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作證或拒絕出庭作證，乃是其逃避了應顧及社會公共利益的義務，同樣違反了誠信原則，亦應承擔拒證的法律責任。──由此推廣開來，證據法上的最佳證據規則[16]、自認規則、預防規則、定量規則及反傳聞規則，絕大多數
均與真實義務相關，也自然都賴誠實信用原則的基礎作用以維系，其最終的落腳處即為自然的道德法則。
秉循同樣的思路，我們便可以對證據法上一項重要的排除規則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釋：當事人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因其非法手段必然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權益或社會公共利益，故為而亦屬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這種權利（取證權）的行使既然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其結果自應歸于無效。
2、誠實信用原則對當事人行為的規范作用
在證據隨時提出主義的模式下，由于對當事人舉證的時機未作限制，一些當事人即借助此程序上的空檔。在法官、對方當事人及律師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提出始料不及的證據，發起突然襲擊，使得對方當事人不能有效質證。即使是虛假的證據，對方當事人在此種被動情況下亦無從揭露，這對當事人充分行使辯論權造成障礙。這一弊行在遭到立法的規制之前，往往便是由法官基于誠實信用原則而作出不利于提出證據一方的決定：或駁回其訴訟，或拒絕對遲延提供的證據予以審查，或直接認可對怠于披露證據一方不利的事實主張為正當。其后，各國亦在總結上述司法實踐的基礎上，在立法中依據維護誠實信用的理由，針對此類“證據突襲”而設置了證據披露制度[17]。
同樣是在證據隨時提出主義模式下，由于對當事人舉證沒有時間限制，將在客觀上縱容當事人一方以行使舉證權利的方式來達到惡意纏訟或延滯訴訟的目的。這種行為損害了訴訟活動的效率價值，并造成對方當事人的額外損失，可以認為是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因而應承擔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后果。這種后果通常表現為證據的失權效果。在這一基礎上，許多國家亦發展出了完備的舉證時限制度。
如果發現一方當事人訴訟中出示了偽證或進行虛偽陳述，或者證人提供偽證，法官將對該證據不認可外，亦可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對其所提供的其余證據的效力等級考慮其不誠實性給予相應降級。在學理上，這被歸納為“非誠信降級規則”[18]，當前立法雖未就此進行確認，但這卻是實踐中通行的作法，亦為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
司法實踐中，往往有一方當事人基于其利害關系的考慮，而以威脅、利誘等種種不法行為對證人施加影響，特別是阻止有利于對方的證人出庭作證或提供證言。對這些妨害舉證的行為固然可追究有關責任人的妨害舉證責任，但妨害舉證的行為經實施后客觀上將可能造成對方當事人舉證不能，并進而導致對方當事人承擔由此產生的不利實體判決。讓故意實施此種違反誠實信用行為的當事人從中獲得不當利益，這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的一般要求。故而對此種情形，可直接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而在當事人之間轉換舉證責任，即免除原先主張某事實存在的一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轉由實施妨害舉證行為的另一方就該事實的不存在負舉證責任。[19]
此外，關于誠實信用原則對于民事證據法的解釋與補充功能，前文中亦有述及。這是誠實信用原則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意義之所在。當前我國民事證據法典尚在籌備中，司法實踐可適用的證據規則極其缺乏，這種對證據法的解釋和補充現象更是大量存在。例如，在誠實信用原則框架下，針對我國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公民法律意識缺乏的特點，可以在司法實踐中對法院課以向當事人告知舉證義務的附隨義務，以保障證據制度改革和民事
訴訟制度改革的有效進行。
如果就作為民事證據法的基本原則而言，誠實信用應當是證據法制定的全過程中及其適用過程中均應貫徹的指導思想。它對民事證據法的功能意義紛繁博大，實不能一一盡述。而我們可以發現，上文中對誠實信用原則具體功能一些粗疏的例述，卻幾乎或者勢將涉及到整個民事證據法律體系中各個重要的制度。限于篇幅和筆者理論視野的偏狹，要在本文中一一勾勒出誠實信用原則之于民事證據法各制度的重要作用其實是不可能的。甚至說，限于筆者法哲學知識的貧乏，試圖論證這樣一個宏大命題本身就是一種不明智。現在看來，本文的努力最終將限定在可能性論證的范圍內。但就筆者的視野
所及，當前有關證據法基本原則的探討并未能引起學界應有的重視。在這一背景下，提出這一問題本身或許就比找到答案更為重要。
注：[1]相對于作為橫向比較的國際間法現象比較而言， 歷史比較是指按照法現象的時間順序所進行的縱向比較研究，可參見《法理學》 張文顯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出版 P41。
[2]關于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發展演進， 可參閱：《民法解釋學》(修訂版) 梁慧星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0年出版 P295─P297； 《民法基本原則解釋》徐國棟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2年出版 P80─89；《民商法原理》(一) 郭明瑞等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年出版 P62─P63；《民法的精神》 姚輝 法律出版社 1999年出版 P41─P48
[3]參見《民法解釋學》(修訂版) 同注[2] P295
[4]對于絕對嚴格規則主義缺陷的理解，我們可以借助于蓋尤斯所舉的一個例子來加以體會：十二表法規定：“不法砍伐他人樹木的，每顆處25亞士的罰金，”但某人因葡萄樹被他人不法砍伐而控告時，他可能敗訴。因為嚴格規則主義不承認“樹木”與“葡萄樹”間的種屬關系。
[5]參見《民法解釋學》 梁慧星 同注[2] P297
[6]關于成文法的局限性， 可參閱《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 徐國棟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2年出版。在筆者看來， 徐國棟老師以民法基本原則入手而引領出的法哲學研究實為精致。本文亦多處引用。此外亦可參見《民法的精
神》 姚輝 同注[3] P33─34
[7]《法理學》張文顯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P207
[8]古希臘神話中的戰士阿喀琉斯， 由于他在出生時被母親握住腳后跟倒提浸入溟河，而致全身刀槍不入。但其腳后跟被母親握住的部位，卻因未得湖水浸泡而成為致命的弱點。
[9]參見《民法解釋學》 梁慧星 同注[2] P301
[10]參見《民法總論》 史尚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0年出版 P41
[11]可參見《民事訴訟法學原理》 江偉等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P222─P232； 《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訴訟法中的適用》 劉軍榮著 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4期
[12]可參見《審判方式改革中的民事證據立法問題探討》 王利明 載于《中國民事證據立法研究與應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年出版 P10─P13；而葡萄牙、澳門、 魁北克等地便是將民事證據法置于民法典總則中。
[13]參見《債法總論》 史尚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0年出版 P336─P338
[14]例如美國，在1938年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對發現程序確認以前，當事人“勝訴的最終取得幾乎完全取決于律師預先在法庭上就已設置并在庭審階段隨機完善和改進的提出證據的突然襲擊的部署和應用技巧。”而且“這種訴訟策略和應用技巧在長達數百年的歷史長河中，一直被視為一種正當程序而加以沿循下來。參見《訴訟證據規則研究》 劉喜春、畢玉謙等 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0年出版 P373
[15]對真實義務，理論界有廣義說與狹義說之分，廣義說指當事人及證人、鑒定人、代理人、輔佐人等均應負真實義務，狹義說特指當事人應負真實陳述之義務，本文系前說。
[16]最佳證據規則，是指某一特定的有關案件的事實，只能采用能夠尋找到的最令人信服的和最有說服力的有關最佳證據方式予以說明。參見《訴訟證據規則研究》 同注[14] P401─P416。
[17]證據披露制度及其與誠實信用的關聯，可參閱《訴訟證據規則研究》 同注[14] P370─P397。
[18]可參見《民事證據制度的改革與證據規則問題探索》 詹思敏、王曉明著 載于《中國民事證據的立法研究與應用》 同注[12] P363。
[19]可參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研究》 宋金林著 載于《中國民事證據的立法研究與應用》 同注 P500─P501；《關于民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研究》 單國軍 載于《中國民事證據的立法研究與應用》 同注[12] P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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