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照東 ]——(2002-5-13) / 已閱60141次
《合同法》與情事變更
張照東 郭小東
【內容摘要】 本文對統一合同法制定過程中的各種情事變更條款進行分析，評價其長短得失，探討了情事變更制度未被新《合同法》所采納的原因，分析了《合同法》施行后情事變更問題的處理方案，展望了情事變更立法的前景。
【關鍵詞】 情事變更 合同法
【作者簡介】 張照東，郭小東，福建廈門大道之行律師事務所律師。地址：福建廈門湖濱北路振興大廈六樓，郵編：361012，電子郵箱：falv@8848.net。
一、合同法統一化進程
在1999年之前，中國的合同法律制度存在的嚴重問題是：三個合同法各自規范不同的關系和領域，相互之間存在不一致和不協調，且法律規定過分原則，可操作性不夠，社會生活中還有許多合同缺乏法律規定。因此，自1992年中國政府確定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的目標以來，在現行民法通則和三個合同法的基礎上，制定一部統一的、較為完備的、現代化的合同法，就成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一項重要任務。1
自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委托部分學者2提出《中國合同法立法方案》后，前后一共出臺了五個草案：1995年1月統一合同法建議草案(第一稿)、1995年10月統一合同法草案試擬稿(第二稿)、1996年6月統一合同法草案試擬稿(第三稿)、1997年5月統一合同法草案征求專家意見稿(第四稿)、1998年9月統一合同法草案征求全民意見稿（第五稿）。在此基礎上，九屆人大二次會議于1999年3月15日正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同日公布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
二、統一合同法草案之情事變更條款評析
1、統一合同法第三稿第55條評析
在統一合同法起草過程中，建議草案并未規定情事變更制度。考慮到上審判實踐已有適用情事變更制度的案件，因此認為有必要對此予以確認并加以規定，這就是第三稿第四章第55條：“合同生效后，因當事人以外的原因發生情事變更，致使履行合同將對一方當事人顯失公平的，該當事人可以要求另一方就合同的內容重新協商，協商不成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員會變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條立法存在的缺陷在于：
（1）將情事變更發生的時間界定為“合同生效后”，這就在適用期間上存在一個漏洞：如果情事變更是發生在合同有效成立后、生效前，并且對合同的履行產生重大的影響，此時能否主張情事變更制度的適用呢?如果可以，顯然與“合同生效后”的起始時間相矛盾；如果不能，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受情事變更不利影響的當事人予以救濟?
（2）以“當事人以外的原因”來概括情事變更的本質不夠嚴密。當事人以外的原因，不僅是指情事變更，還包括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等。另一方面，在情事變更對合同的影響程度上又未作規定。這就難以區分情事變更制度與相關概念的區別，在司法實踐中導致情事變更制度的濫用。
（3）以“顯失公平”表述情事變更對合同履行造成的不公平后果，容易與可撤銷民事法律行為中的顯失公平制度相混淆，不如“雙方利益關系的嚴重失衡”或“雙方均衡的根本改變”來得恰當。
2、統一合同法第四稿第52條評析
征求專家意見稿對此作了改動，這就是第四稿第四章第52條：“除不可抗力外，因當事人不能預見、不能避免的客觀情事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履行合同將對一方當事人顯失公平的，該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員會變更或解除合同。”
與第三稿相比，本條立法的成功之處在于：
（1）明確區分了不可抗力和情事變更。
（2）以“因當事人不能預見、不能避免的客觀情事”取代“因當事人以外的原因”，進一步明確揭示了情事變更的本質特征，而且以“發生重大變化”取代“發生情事變更”，明確要求該事件對合同履行影響的嚴重程度，有利于科學認定情事變更情形，嚴格掌握情事變更制度的適用。
（3）增加關于重新協商的規定，體現了合同法鼓勵交易的基本原則，也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這一規定顯然是參考《國際商事合同通則》(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簡稱PICC)第6.2.3條關于再交涉義務的規定，是中國合同法尊重國際條約和慣例的表現，有利于與國際市場接軌。
（4）明確規定當事人的權利性質為請求權而非形成權，即受情事變更不利影響的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的要求須經對方同意或經法院仲裁機構裁決方可實現，有利于防止當事人權利的濫用。
本條立法的不足之處是：
（1）與第三稿一樣的“顯失公平”問題。
（2）取消了“合同生效后”的規定，但又未對其重新進行界定，回避了情事變更發生的起始時間問題，不利于對情事變更制度適用期間的認定。
（3）增加了再交涉的規定，但未規定違反這一義務的法律后果，不利于敦促雙方善意履行該項義務。
3、統一合同法第五稿第77條評析
在征求專家意見的基礎之上，征求全民意見稿對此又作了修改，這就是第五稿第四章第77條：“由于國家經濟政策、社會經濟等客觀情勢發生巨大變化，致使履行合同將對一方當事人沒有意義或者造成重大損害，而且這種變化是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不能預見而且不能克服的，該當事人可以要求對方就合同的內容重新協商；協商不成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解除合同。”
與第四稿相比，本條立法的成功之處在于：
（1）雖未采取“除不可抗力外”之類的措辭，但“致使履行合同將對一方當事人沒有意義或者造成重大損害”同樣足以將情事變更和不可抗力區別開來，因為導致不可抗力的履行不能被排除在這一表述之外。
（2）不再采用“顯失公平”的提法，避免與可撤銷民事法律行為中的顯失公平制度相混淆。
（3）“致使履行合同將對一方當事人沒有意義”超出了大陸法系情事變更制度中的履行艱難的范疇，與合同目的落空的含義相近，顯然是參考英美法系合同挫折主義中的目的落空，這是中國合同法借鑒和吸收兩大法系成功立法的表現。
本條立法的不足之處是：
（1）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是否會引起情事變更值得探討。一般而言，政策只是指引行為方向而未規定具體行為規則，也不象法律法規那樣明確規定相應的責任，難以對當事人產生直接影響，不會直接引起情事變更。當然，為貫徹落實國家經濟政策，政府發布行政命令或頒布法規規章有可能出現情事變更問題，但此時情況已經有所不同，與其說是政策的變化引起了情事變更，不如說是政府干預或法律變動引起了情事變更。
（2）“巨大變化”用語不夠準確。客觀情事的變化在什么情況下會導致合同的情事變更，取決于這種變化對合同的影響程度，必須是對合同產生了根本性影響才足以構成合同法上的情事變更。“巨大變化”只是一般用語，不足以表明客觀情事的變化對合同產生的重大影響，建議以“根本變化”取代之。因為是否為根本性變化，必須結合案件具體情況來判斷，只有這種變化造成了當事人根據合同不必承擔的重大損害，才稱得上是根本性的，而客觀情事巨大變化有時尚不能產生這種影響。因此，“根本性變化”的程度比“巨大變化”來得高，更能體現對情事變更制度從嚴掌握、謹慎適用的要求。
（3）“致使合同將對一方當事人……造成重大損害”應該是指傳統意義上的情事變更情形，即若維持合同原有效力將導致雙方當事人利益關系的嚴重失衡（或雙方均衡的根本改變），這是本來意義上的履行艱難，但草案的上述規定卻未能充分體現出因履行艱難導致情事變更的本質特征，建議以“致使合同的履行將變得艱難或不必要”取代之。
（4）與第四稿一樣回避了情事變更發生的起始時間問題，不利于對情事變更制度適用期間的認定，建議增加規定：“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完畢前”。
（5）與第四稿一樣未規定違反再交涉義務的法律后果，不利于敦促雙方善意履行該項義務，《歐洲合同法原則》(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簡稱PECL)第6.111條關于情事變更的法律后果中規定：“……（3）兩當事人在合理的期間內未能達成合意的場合下，法院可以作如下處置：……C、法院無論在何種場合下，均可對因一方當事人不誠實地拒絕交涉或退出交涉而使對方蒙受的損失，認定損害賠償。”這一規定，值得我國借鑒。
三、情事變更制度未被新《合同法》采納的原因
1999年3月15日，九屆人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根據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關于合同法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三、關于情勢變更制度。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在合同法起草過程中，就有不同意見。這次大會審議，不少代表提出，根據現有的經驗，對情勢變更難以作出科學的界定，而且和商業風險的界限也難以劃清，執行時更難以操作，實際上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能適用情勢變更制度，現在在合同法中作出規定條件尚不成熟。法律委員會經過反復研究，建議對此不作規定。……”3因此，統一合同法沒有對情事變更制度作出規定。
從審議報告來分析，情事變更制度之所以未被立法所采納，主要是基于我國現實生活中的經濟狀況和司法環境的顧慮：由于現實生活中存在著種種難以預測的市場因素的變動，經濟上的商業風險無處不在，它往往與合同履行過程中的情事變更交織在一起，而二者的區別僅在于量和質的界限，這就使得正常的商業風險與情事變更的關系難以劃清。另一方面，由于不可抗力的客觀表現在一定程度上與情事變更以同樣的事實原因出現，某一事件既可能引起不可抗力，也可能構成情事變更，二者的區別取決于其對合同履行的影響程度，這種重疊性使得不可抗力與情事變更的關系也難以劃清，這就產生了如何科學界定情事變更的問題。由此，又會引發人們的另一種擔心，即擔心不軌法官在斷案時利用情事變更制度任意解釋法律，使這一制度實施起來負效應大于正效應。
四、錯位的“合同目的落空”
我國新《合同法》（1999年）第94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合同目的落空原本是英美法系中的一個概念，是合同挫折的情形之一。在大陸法系中，與英美法系合同挫折主義相對應的概念是情事變更制度。因此，要深入分析《合同法》的該項規定，首先要追溯合同目的落空的來源和含義，其次要擺正合同挫折主義與情事變更制度的關系，還要劃定不可抗力與情事變更的界限，才能正確地評析這一立法得失。
1、合同目的落空與合同挫折
合同目的落空(Frustration of Purpose)是指合同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目的在履行過程中消滅了，履行合同成了多余的事。英國法院在1903年的克雷爾訴亨利案(Krell V. Henry)，最早確立了目的落空導致合同受挫理論。英國法院在一系列的加冕典禮案中認為，觀看加冕典禮是當事人租賃房屋的目的，這構成了合同存在的基礎。在典禮因意外被取消，盡管履行房屋租賃合同并非不可能，只是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目的已經落空了，再要求其履行已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可以認定合同遭受挫折了。英國的目的落空理論雖然沒有被美國《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U.C.C.）所采納，卻得到兩次《合同法重述》的認可，4也為美國法院廣泛地接受。
合同目的落空理論的核心是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principal purpose)實質性地落空了(substantially frustrated)，因此探明雙方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真正目的就顯得意義重大了。一般情況下，合同當事人并不關心對方訂立合同的目的何在，所以若非雙方在合同中寫明締約目的，或一方對對方所說的締約目的沒有異議，或主張目的落空者能就此提出證明，或者合同本身的有關情況足以表明該目的的存在，以目的落空主張合同受挫的請求是難以獲得法院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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