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轉型期中國，一方面，民事糾紛數量大幅增加，糾紛主體尋求訴訟解決日益頻繁；另一方面，民事訴訟及相關制度處理糾紛的理念和程序設計上存在諸多問題。筆者認為，民事訴訟程序不僅是現代法治的重要標志，而且關系到實體法的實施、合法權益的保護、司法權威的建立乃至社會正義的實現，意義十分重大。但我國現行民事訴訟制度的狀況已落后于社會的發展，需要加大力度進行改革和完善。在1991年現行《民事訴訟法》頒布實施之后，我國確立了市場經濟，加入了世貿組織和一些重要的人權保障方面的國際公約，并經歷了兩次修憲，也有了一些民事司法改革的成果和經驗積累。因此，我國《民事訴訟法》應立足于轉型期社會民事糾紛解決的需要，轉變基于計劃經濟的國家本位主義的立法政策，弱化法院的職權對民事沖突主體意思自治的干預，尊重并保障當事人的權利；在民事訴訟程序的建設上，應以程序公正和訴訟效益為基本價值目標，以我國參加的國際條約和世貿組織有關協定的具體要求為標準，革除傳統落后的、違背現代民事訴訟活動基本規律的做法，全面優化我國的民事訴訟程序，并在民事訴訟程序上全面貫徹憲法修正案關于保障人權、保護合法私有財產的原則。
本書在社會轉型和司法改革背景下探討民事訴訟和仲裁制度的完善問題，內容主要涉及民事糾紛訴訟解決的基本問題、構建和諧社會與糾紛的合意解決問題、社會轉型期農村土地糾紛的解決機制問題、民事糾紛解決的外部監督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其他問題。
關于民事糾紛訴訟解決的基本問題，首先應從宏觀上對民事訴訟結構進行調整、對訴訟模式進行選擇和優化。因為我國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特征說到底是由訴訟模式的特征決定的，訴訟模式的問題幾乎制約了民事審判方式的整個制度化系統，包括起訴制度、庭審制度、證據制度、上訴制度、再審制度、執行制度以及調解制度等。在訴訟模式由國家本位向當事人本位轉型中，應當確立辯論主義原則，辯論主義意味著只有當事人在訴訟中所提出的事實，并經過辯論才能成為法院判決的基礎。故而，如果當事人的聲明、陳述和證據方法不明了、不完善，法院就會以此為依據作出不利于該當事人的判決。因此，本書研究了如何通過法官行使釋明權來彌補辯論主義的不足。在民事案件的主管方面，應擴大對民事權利的保護范圍，貫徹法治原則、私權保障原則和司法最終解決原則，除幾類特殊民事案件由法律明確規定排除在主管之外，其他民事案件均應由法院主管，并應健全對法院主管的制約機制和對當事人權利的救濟機制。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促進了庭審功能的增強，突出了當事人的對抗作用，但如何通過訴訟程序整理焦點、獲取庭審所需要的證據，如何通過審前準備程序交換證據、溝通信息、促成合意的達成，《民事訴訟法》均未作規定，筆者提出并論證了構建審前準備程序的具體構想，以及法院管理模式的更新與配合。在證據制度方面，應以訴訟證明的基本規律和程序公正的要求重構舉證、質證、認證制度，本書重點研究了證據制度中的程序保障問題。在訴訟程序的建設上，應加強對審前準備程序的構建。在我國民事訴訟立法中，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制度無疑是個值得反思和重構的制度。社會經濟交往中糾紛的頻繁和復雜，可能會導致幾個相關聯的民事法律關系不能正常運轉從而涉訴，而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制度提供了通過一個程序徹底解決糾紛、避免矛盾判決、節約司法資源的配置，這一配置的原理在我國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卻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本書著重對“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以及“直接判決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承擔民事責任”問題進行了探討。
民事糾紛的合意解決，既具有與審判同樣的糾紛解決功能，又具有充分的意思自治、效率與和諧功能。法院調解和仲裁調解作為民事糾紛合意解決的程序制度，在和諧社會構建方面大有可為。它以當事人之間的私權沖突為基礎，以當事人一方的訴訟請求為依據，以司法審判權的介入和審查為特征，以當事人之間處分自己的權益為內容，具有平等對話、互諒互讓、糾紛解決徹底、自動履行率高等好處。因此，民事糾紛的合意解決機制一直備受世界各國的廣泛推崇。調解制度在民事訴訟及仲裁中的確立，源于私權自治原則和處分原則，調解必須建立在雙方自愿的基礎上。在調解的整個過程中，作為調解主持者的法官或仲裁員，應根據需要和可能，盡量為當事人協商解決糾紛創造條件，營造和諧的氣氛，但能否調解以及調解最終能否達成協議，應取決于當事人的自愿。本書對調解的應然機制和正當性基礎作了深入探析，通過與香港訴訟和解制度的比較研究，尋求我國法院調解存在的正當性危機，反思我國法院調解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及其深層原因，提出從理念到程序的完善措施。針對這幾年實踐中為追逐調解率而再度抬頭的強制調解現象，本書論述了民事糾紛合意解決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關系，批判了片面理解和諧而盲目追求調解結案、以和諧的外衣掩蓋怠于使用判決、回避矛盾等錯誤的做法，強調了貫徹自愿原則和提高調解的質量，以促進調解制度的健康發展。
“社會轉型期農村土地糾紛的解決”是筆者承擔的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子課題的研究成果。本書第三章以田野調查的第一手資料為基礎，探討了轉型期我國農村土地糾紛的嚴峻形勢、糾紛類型與特點、糾紛解決機制的設置與功能完善，著重論述了訴訟解決對于保障國家土地立法的貫徹、農民土地權利的保障以及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意義、面臨的主要問題以及解決的辦法。
關于民事糾紛解決的外部監督，本書論述了檢察機關對民事訴訟的法律監督和仲裁裁決的司法監督。民事檢察監督有其獨到的功能，是我國唯一由憲法和法律授權的專門性法律監督，是超然于審判機關之外的外部監督，是具有經常性、法定性與強制性的監督。從保障司法公正、維護法制統一的高度認識，同時也是從其獨到的功能出發，在目前情況下尚無任何一種力量能夠替代它，因此，民事檢察監督應當加強和完善。本書探討了檢察監督與審判獨立、處分權原則、既判力理論以及訴訟效率的關系，探討了檢察監督在民事訴訟法修改中和修改后仍需研究的若干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法院對仲裁的司法監督，是實現仲裁公正與效益的雙重價值目標的需要。仲裁具有自主性、民間性、經濟性、保密性、專業性和國際性等特點，這是仲裁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礎。法院對仲裁的監督應當適度，否則仲裁的優勢要么不復存在，要么大受減損，仲裁將演變成另外一套司法程序，成為訴訟程序的翻版。因此，司法監督的適度性問題應當很好地研究。
關于民事糾紛解決的相關問題，本書主要論述了民事糾紛解決中廠為適用的司法解釋的性質、作用，針對審判實踐中存在的認識誤區和錯誤做法，從理論上對司法解釋作了界定與規范，對其造法性功能作了限制。對于作為民事審判程序重要組成部分的非訟程序的研究，是基于非訟程序的理論和立法長期以來落后于訴訟程序，未能很好地發揮處理非訟案件的作用，影響了司法解決民事案件功能的整體發揮的現實。為此，本書研究了非訟程序的適用范圍、特殊規則和特別法理。
上述研究成果具有三個特征：第一，以社會轉型中民事司法改革為背景，著力思考與研究現實問題；第二，以基礎理論為依托，重點研究與解決民事訴訟及仲裁中的具體制度問題；第三，以訴權與審判權為核心，重點研究與解決矛盾的主要方面——審判權的良性運作。上述研究成果始終追蹤改革熱點，與民事訴訟基礎理論和司法實踐保持密切聯系，故而成果處于前沿，其中關于法院調解、證據調查、釋明權、民事糾紛解決的外部監督等內容已為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所采納，同時，也受到來自實務界的好評，對于民事司法改革有著積極的影響與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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