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開舉 ]——(2013-3-4) / 已閱27266次
[33]Transurban City Link v Allan（1999）57 ALD 583；Re Fearmley v Australian Fisheries Management Authority（2005）87 ALD 159，esp at 172 ff．
[34]See AAT Act（Cth．），s 30（1）；ADT Act（NSW），s 67；VCAT Act（Vic），s59（1）；SAT Act（WA），s．36．
[35]AAT Act（Cth），s．29（1）．
[36]參見行政裁判所官方網站 http：/ /www．aat．gov．au/ApplyingForAReview/WhenCanTheAATHelp．htm，最后訪問日期為 2012 －3 －3。．
[37]AAT Act（Cth），s．29（2），（7）．
[38]AAT Act（Cth），s．42A － 42B．
[39]Ibid．，s．41．
[40]AAT Act（Cth），ss．34A，E，＆F，3（1）．
[41]比如澳大利亞的土著人與英國裔、愛爾蘭裔的澳大利亞人在調解是否需要面對面（face to face），調解員是否可以單獨會見爭議一方，調解員可否對案件的走向進行預測等方面的理解就存在不同。See Joanna Kalowski，Through the Cultural Prism：Mediation in Aus-tralia，http：/ / www．jok．com．au / publications / mediation － in － australia，on April 13，2012．
[42]Field Chris，New Super － Tribunal to Replace Small Claims Tribunal（Victoria），Australian Business Law Review 26，（1998）：232；Douglas，Douglas and Jones’s Administrative Law，264．
[43]AAT Act（Cth），s．34（A），（C），（E），（F），（H）．
[44]Ibid．，ss．34D，42C．
[45]Ibid．，Pt IV，Div3；s．3（1）．
文章出處：《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
（作者簡介：沈開舉，鄭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程雪陽，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后研究人員）
澳大利亞行政優劣性審查制度（下）
（六）審查對象、內容和決定
聯邦行政上訴裁判所審查聯邦政府首相、各部部長、行政部門和其他裁判所做出的各項行政“決定”（decision）。[1]但在有關裁判所的法律中，“決定”這個術語常常是用一種概括的方式來加以界定的，所以準確定義這個術語的內涵和外延非常困難。從實踐的情況來看，聯邦高等法院在邦德案（Australian Broadcasting Tribunal v Bond）中對“決定”一詞的解釋占據了主導地位。聯邦高等法院認為，所謂“決定”，應當是一個“最終的、終極性的或者有效的決定”（final or ultimate or operative），不能是階段性、程序性的或者無效的決定。[2]另外，被申訴的“決定”還應當是一個影響到具體個人利益的決定，而不能是一個抽象的立法性決定（legislation － like decision），[3]比如政府要求在所有的公眾場所都必須安裝攝像頭的決定就不能提請聯邦行政上訴裁判所進行審查。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聯邦行政上訴裁判所是一個審查機關，而非初始行政決定做出機關，所以其無權以“審查”的形式做出初始行政決定，也無權審查一個還未做出的行政決定，即便是這個決定是錯誤的或違法的也不例外。當然，對于行政不作為，當事人是可以要求聯邦行政上訴裁判所審查的。[4]
不過，關于“決定”準確定義的爭論并沒有完全消除，因為法官與評論家們對于如何理解邦德案判決關于“決定”的解釋存在著重大的分歧，而且這種分歧又是與司法審查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圍繞“決定”這一術語的解釋爭論，往往會轉化為《聯邦行政上訴裁判所法案》與其他授權法案之間的沖突，比如，《聯邦行政上訴裁判所法案》和《對行政決定（司法審查）法案》（Administration Decisions（Judicial Review）Act 1977）關于“決定”的界定就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人們也很難找到一個完全適用于兩個法案的一致定義。[5]
在審查行政決定的過程中，裁判所有權進行“從頭審查”（de novo review），即可以回到初始決定的起點重新審查相關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政策選擇問題。或者換句話說，裁判所需要將自己置身于初始決定機關的位置重新思考如何做出一個更加“正確或完美”的行政決定。[6]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裁判所：（1）可以考慮所有證據和證人證言，包括那些沒有被初始決定者予以考慮的，或者在初始決定程序中尚不存在的證據。[7]（2）不需要刻意尋找初始決定的任何法律適用或者事實認定錯誤。裁判所之所以有權審查某一項決定，是因為其被法律賦予了審查初始決定這項權力，而且當事人請求其行使這項權力，而不是（或主要不是）為了證明初始決定是錯誤的或違法的。[8]（3）裁判所依據法律的授權做出自己的判斷，既不受當事人所提出的申請或者行政機關所認定的事實或者依據的法律的限制，也不會將各方當事人所承認的事實視為毋庸置疑的問題。在相關法律問題存在疑問時，尤其如此。[9]（4）如果一項行政決定所依據的法律在該項決定做出之后被修改，那么裁判所將依照修改后而不是修改前的法律進行裁判。（5）裁判所做出的替代性決定，從初始決定生效之日而不是自身決定做出之日起生效。[10]
依照《聯邦行政上訴裁判所法案》的規定，為了做出一個更加“正確或完美”的行政決定，行政上訴裁判所可以行使相關法令授予初始決定機關的所有權力來審查后者所做出的或者應當做出的書面決定。審查結束后，其可以：（a）確認該項決定；（b）改變該項決定；（c）撤銷該項決定。如果裁判所撤銷初始行政決定，那么其可以做出一項新的決定以替代被撤銷的決定，也可以要求初始決定機關依照裁判所的指示或者建議重新做出一個新的決定。[11]
（七）證據規則和審查期限
在有關裁判所的立法中，通常會規定裁判所應當遵守自然正義原則或者程序公平原則。[12]然而，為了避免優劣性審查過于技術化和正式性，相關立法并不要求裁判所接受司法證據規則的束縛。[13]所以，裁判所在證據規則方面的自由裁量權要遠遠高于法院，比如，傳聞證據和非專家意見在優劣性審查的過程中也可能會被采納。[14]
僅就聯邦行政上訴裁判所而言，在證據采納方面，其主要遵循的是“相關性原則”——只要某一證據可以在邏輯上被證明為與案件相關即可采納。[15]當然，也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裁判所完全不遵循證據規則。比如，雖然裁判所承認傳聞證據的效力，但是當傳聞證據與原始證據相沖突時，前者的證明效力自然低于后者；再比如，裁判所雖然會承認那些技術上有瑕疵的證據（比如在未獲得同意的情況下所進行的錄音），但卻不會給予過高的效力等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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