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長青 ]——(2000-11-5) / 已閱55851次
樹立當代刑法新理念
重慶,現代法學 發表時間：199702
中國向２１世紀邁進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加強立法、完善法制的過程。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就是一部符合中國國情的、統一的、比較完備的、跨世紀的刑法典。它對于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安全，維護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都將發揮重大的作用。
一、修訂與完善刑法的時代合理性
（一）修改與完善刑法是適應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
我國頒布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于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開始實施的。刑法實施的１７年，也是我國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經歷了一個由計劃經濟轉變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飛躍發展時期。
我國第一部刑法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創制的，一些基本原則的確立，罪名及罪刑關系的配置，無不體現為計劃經濟服務的宗旨。
法律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在任何社會里，只要存在利益的沖突，必然存在調整人們的行為、調整利益關系的規制。但規制（法律）存在的根基，是以政治經濟制度為前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一切既往的觀念、制度、政策、法律都面臨嚴峻的挑戰。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結束，刑法中立足服務于計劃經濟的原則、罪名，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根基。因此，要求從立法上、執法上、理論研究上將刑法服務的根基移置于市場經濟這塊沃土上則是歷史的必然。
有一種觀點認為，市場經濟是自由經濟，不需要加強刑法調控，這種想法是片面的。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通過市場組織經濟、調節資源配置的最佳形式。由于市場經濟體制呈現出利益主體多元化、經濟產權明晰化、資源配置市場化、經濟運行規范化的特點。從實質上說，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故加強與完善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刑法調控是非常必要的。這主要表現為：只有通過刑法對各種經濟犯罪的懲罰，才能有效地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只有通過刑法對各種貪污、受賄、徇私枉法等腐敗犯罪的懲罰，才能有效地保證廉潔施政，保證市場經濟健康高速的發展；只有通過刑法對各種違法犯罪的懲罰，充分發揮刑罰的強制性和權威性，才能有效地體現刑法對行政、經濟、民事法規調控市場經濟的后盾作用，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二）修訂與完善刑法是適應同各種犯罪作斗爭的需要。
隨著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隨之而來的諸如證券犯罪，金融犯罪、發票犯罪、假冒偽劣商品犯罪、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經濟詐欺犯罪、計算機犯罪、毒品犯罪、黑社會犯罪等各種新型犯罪不斷發生，嚴重地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人民群眾的生活秩序。由于我國現行刑法受“寧粗勿密”思想的影響，過分強調了刑法的“宜粗不宜細”的立法原則，整個刑法分則只有１０３條，其中實際規定罪和刑的只有９７條，僅有１４０多個罪名，遠遠不能滿足同各種犯罪作斗爭的需要，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出現的各種新型經濟犯罪和改革開放后輻射入境的外來犯罪，更是無法可依，無法定罪。
我國為了及時打擊刑法中沒有規定的犯罪行為和彌補原刑法規定的一些缺陷，立法機關經過調查研究，主要通過兩種辦法來解決。一是及時頒布對刑法的各種補充修改決定。從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０日頒布《關于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開始，到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０日頒布的《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為止，先后已頒布了２３個單行的特別刑法，補充、修改、增加了走私罪、騙取出口退稅罪、組織他人賣淫罪等上百種罪名。二是在８０余種經濟法規、行政法規、民事法規中規定了“依照”、“比照”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的附屬刑法規范達１３０余條之多。同時，還依據刑法第７９條規定的類推制度，對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進行了類推定罪量刑。
這種立法方法的最大特點是及時打擊了社會轉軌變刑中各種實際的犯罪活動，有力地保障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社會效益是很好的。但這種立法方法也有其自身的缺陷，由于頻繁地修改、補充刑法，嚴重地影響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刑法實施后的十多年內，就作了二十多次的修改補充，這在世界立法史上也是罕見的。同時，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總是不斷變化，新型犯罪也總是不斷產生，如果不用全面修訂基本法來解決，而老是跟在新型犯罪的后面用“補充”、“修改”來解決，久而久之，便會“暄賓奪主”，造成刑事立法的混亂，影響法制建設。
在我們依法治國的國度里，依法懲罰犯罪的刑事立法最佳選擇，顯然不宜長期使用修改、補充的辦法，而應采取全面修訂刑法典的辦法來解決。
（三）修訂與完善刑法是刑事立法走向科學化的需要。
我國刑法經過１７年的實施，各種特別刑法和附屬刑法也經過多年的實踐，從刑事立法先進、科學的角度來考察，尚有一些問題急待修訂與完善刑法來解決。表現之一是制定原刑法時受歷史條件限制，是按照計劃經濟的體制創造的，加之，當時還受到立法“粗疏化”思想的影響，故現行刑法中所設立的罪名，不僅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新型經濟犯罪不能含蓋，就是一般危害社會治安、危害從政、從業道德方面的犯罪也有許多不能含蓋。表現之二是制定刑法時對有些犯罪行為分析研究不充分，罪狀界定不具體，執行時隨意性大，如流氓罪、玩忽職守罪、投機倒把罪等三個“口袋”，規定籠統，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界限難分，群眾反映“流氓是個筐，什么都能裝”，“投機倒把滿天飛，買賣雙方都遭罪”。表現之三是制定刑法時有些條文不夠科學，甚至前后矛盾。如刑法第４４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１８歲的人”，“不適用死刑”。而本條的后半段又規定“已滿１６歲不滿１８歲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別嚴重，可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刑法第１４條第２款規定：“已滿１４歲不滿１６歲的人，犯殺人、重傷、搶劫、放火、慣竊或者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刑法第６４條關于死緩犯“抗拒改造情節惡劣”，可以核準執行死刑的規定。這里的罪過形式和“其他”、“情節惡劣”如何理解，頗多歧義，難以準確執行。表現之四制定刑法時規定類推制度和設置了反革命類罪名，不僅遭到外國的非議，而且也不便與國際刑法協調與銜接。除此之外，特別是大量針對性強，帶有臨時性措施的特別刑法、附屬刑法規范的制定與適用，對刑法整體罪刑結構的平衡關系，刑法典與特別刑法、附屬刑法的協調關系，新法與舊法、重罪與輕罪的互涉關系，法條竟合與罪數關系，都出現一些顧此失彼，前后矛盾，互不協調的問題，從刑法立法的科學性、完備性、嚴肅性角度考察，制定一部統一的、完備的刑法典，是刑法發展的迫切的、必然的要求。
綜上所述，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確立的今天，總結我國實施第一部刑法１７年的實踐。借鑒外國刑事立法的有益經驗，制定一部當代的科學的刑法典是完全正確的，既反映了我國現階段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符合今后一定發展時期的客觀要求。
二、樹立與新刑法相適應刑事執法觀
刑法觀是一種高層次的刑法意識，它是泛指人們關于刑法性質、功能、罪刑關系、刑法的制定與實施等一系列問題的思想認識，心理態度和價值取向。
刑法觀一般可分為三類來研究：一是刑事立法觀，這種刑法觀主要是通過刑事立法的內容反映出來的。二是刑事司法觀，這種刑法觀主要是通過刑事執法活動的指導思想、工作原則和實際狀況反映出來的。三是刑事社會觀，這是一種成分最為復雜的反映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刑法觀。在這部分人的刑法觀中，刑法理論工作者自成體系的刑法觀占有重要地位。上述三種類型的刑法觀可能基本一致，也可能互相矛盾。從總體上看，三種類型的刑法觀雖然互有差別，但又互相影響，彼此滲透。但是，在一個國家的一定時期，總是有一種居于主導地位的刑法觀，直接影響著整個國家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民眾的刑事法律意識。
我國刑法觀的產生、形成和發展，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帶有各個不同時期深厚的時代烙印。從法律文化傳統看，我國的刑法觀與儒法兩家的刑法觀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并受到歷史上刑事立法和執法觀念的深遠影響；從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看，我國經歷了小農經濟、產品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剛剛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不同經濟形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刑法觀念不能不反映一定的經濟基礎；從政治經濟體制和社會政治生活來看，我國深受封建專制主義之害，長期缺乏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這不能不對人們的刑法觀念產生消極影響。
當前，我國已經經過十余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受到方興未艾的市場經濟和政治改革大潮的沖擊，所有的中國人都正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洗禮，特別是刑事立法工作者的刑法觀，經過反復的錘煉與升華，因而才有這部跨世紀刑法典的誕生。但是，也應看到深深植根于中華傳統法律文化和受傳統刑法觀念影響的廣大刑事執法者，對新刑法及其與之相適應的執法觀的樹立，還有一個理解與實踐的過程。如果沒有與新刑法相適應的刑事執法觀，再好的刑法也不會收到良好的效益。
刑法觀中的刑事執法觀，內容廣泛而豐富，目前迫切需要樹立與新刑法相適應下述五種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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