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長青 ]——(2000-11-5) / 已閱55893次
（一）經濟執法觀
經濟執法觀是經濟刑法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經濟刑法觀，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刑事立法要突出對各種所有制和市場經濟秩序的保護，把保障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作為刑法的首要功能；二是司法機關要增強刑事執法工作中的經濟意識，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駕護航作為刑事司法工作中心任務。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從政治角度去考察刑法的功能，在刑事立法上偏重于對上層建筑的保護，在刑事司法上強調司法機關的專政職能。這種刑法觀念是伴隨激烈的政治斗爭而產生的，也是我國產品經濟思想在人們法律觀念上的反映。但是，當國家已把經濟建設作為中心工作，產品經濟體制已為市場經濟體制所替代時，我們則必須從經濟角度重新構筑刑法調整的重心，這就是由政治功能向經濟功能的轉變。
要正確地發揮刑法的經濟功能，其核心問題是要建立一個對危害市場經濟新秩序、新體制行為的評價體系，樹立為發展市場經濟服務的執法觀念。從立法上講，我國新刑法分則第三章已經較為詳盡的規定懲治生產、銷售偽劣商品、走私、破壞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詐騙、危害稅收、侵犯知識產權、擾亂市場秩序等方面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９０余種。現在的關鍵是嚴肅準確的執法，把打擊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視為服務經濟建設的首要環節。
增強服務意識，提高服務質量的中心環節是準確地認定犯罪。馬克思主義刑法觀認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但是，社會危害性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它會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在認定某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時，要有歷史的、發展的觀點，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放在一定的歷史范疇內考察。在持續、快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判斷某種經濟行為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時，應堅持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的標準，并把這個標準貫穿于犯罪構成的要件之中，才能準確地、有效地懲治破壞市場經濟犯罪，實現為市場經濟服務的目的。
改善執法環境，轉變執法作風，是優質、高效地為市場經濟服務的重要保證。準確、及時地懲罰犯罪就要排除干擾、杜絕諸如執法中的利益驅動、貪贓枉法、以權壓法、以罰代法、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等執法腐敗現象的發生。
（二）效益執法觀
所謂效益執法觀，是指在懲治和預防犯罪的活動中，要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最佳的政治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商品經濟社會中，追求經濟效益是一切經濟工作的最高目標。把這一原理引入刑法領域，則意味著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須圍繞著如何正確、全面、有效地發揮刑罰在控制和預防犯罪中的作用而展開。
制定和執行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犯罪。由于預防對象的不同，又可以將刑罰的目的區分為對已經犯罪者的特殊預防，以及對可能犯罪者的一般預防。無論是哪一種預防都是與刑罰手段分不開的。因此，能否有效地預防犯罪，刑法制定之后，關鍵在于如何執行刑罰。效益執法觀中所包含的政治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其實質在于刑罰在預防犯罪中能否取得成效及其成效的大小。
任何一個國家的刑罰體系都是由性質不同、輕重不同的刑罰種類構成的。怎樣在立法上對各種不同的犯罪規定適當的刑罰，如何在司法上針對不同的犯罪和犯罪人適用不同的刑罰，一直是刑事立法和執法工作者所關注的問題。這一問題所揭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是：怎樣認識和處理刑罰輕重與預防犯罪的關系？圍繞這一問題，中國歷史上早就提出過“治亂世用重典”、“治平世用輕典”的刑法思想。近幾年來，我國刑法學界也就“重刑化”和“輕刑化”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
在修訂刑法過程中，立法機關廣泛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制定了我國刑罰的體系和種類，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較為科學的體系。這是因為犯罪是一種由多種原因聚合而成的復雜社會現象。刑罰作為對付犯罪的一種手段，對控制和預防犯罪能夠產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僅僅依靠刑罰并不能從根本上減少和消滅犯罪。從這意義上講，刑罰的存在盡管是必要的，但刑罰的輕重與犯罪率升降和社會治安狀況的好壞之間有一定的聯系，卻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系。然而，從刑法本身來講，無論是重刑還是輕刑，都是預防犯罪所必需的。在一個科學合理的刑罰體系中，不能沒有重刑和輕刑的差別。但是，作為一種立法思想和執法觀念，“重刑化”和“輕刑化”都不足取。尤其是“重刑主義”的刑法思想在我國仍很有市場。但是，人類社會幾千年刑法發展史表明，重刑主義從沒有導致社會的長治久安，而且是與我們所主張的效益執法觀格格不入的。我們所主張的效益執法觀，是要求在適用刑罰中采取實事求是，寬嚴相濟，謙抑適度，協調統一的原則，用盡可能節省的刑罰取得最佳的預防犯罪效果。因此，刑罰的投入必須合理合法、輕重適當。這就意味著在刑事立法上要設置一個輕重適中的刑罰體系和法定刑結構。在刑事司法上要堅持罪刑相適應原則和刑罰個別化原則，做到重罪重判，輕罪輕判，同時根據犯罪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大小選擇適當的刑罰。其目標是：無論是重刑還是輕刑，都要使其因罪、因人、因時、因地的不同，而發揮出最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
（三）民主執法觀
民主執法觀是民主刑法觀的重要內容之一，所謂民主刑法觀，包括三方面含義：一是刑事法律創制過程的民主化；二是刑事法律內容的民主化；三是刑事執法環節的民主化。
刑事法律創制過程的民主化，是指刑事法律的廢、改、立必須廣泛吸取社會各方面、各階層的意見，法律的草創、出臺和最終頒行，不能由立法者閉門造車，更不能由少數領導人說了算。此次刑法的修訂，立法機關廣泛地征求了中央、省、市、縣公檢法機關、中央有關部門、地方人大和刑法專家的意見，對草案進行了逐條討論和修改，是民主的、透明度較高的、有群眾基礎的。
刑事立法內容的民主化，是指刑法的各項規定必須最大限度地反映廣大公民的意志，要切實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對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的犯罪行為，必須予以刑事制裁。從修訂后我國刑法保障公民民主權利的內容看，已較原有刑法進了一大步。在保障公民參加政治生活、宗教信仰、風俗習慣、通信、言論、集會、住宅、勞動等方面的民主權利都受到刑法保護。
刑法執法環節的民主化，要求在刑事案件的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各個環節上，都要堅持民主原則，體現民主精神。就司法人員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關系而言，司法人員要充分尊重和有效保障他們的訴訟權利和他們的人身、財產、民主權利。在審查中要堅決廢除法西斯式的審查方法，嚴禁非法拘禁、刑訊逼供、刑訊逼證、體罰虐待和其他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合法權益的違法犯罪行為。就司法機關內部而言，要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對案件的定性處理只能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不能聽命于行政干預和長官意志。特別是在對案件的定罪量刑問題上，還要充分聽取律師和其他辯護人、代理人的意見，聽取被告人的供述與辯解，兼聽則明，不能簡單地按“少數服從多數”辦事，而應當忠于事實、忠于法律。要做到刑事訴訟中保障人權的兩條基本要求：即一是要使無罪的人不受到追訴，避免發生冤錯案件；二是使有罪的人不受到法外之罰，避免發生刑訊、虐待、侮辱等違法犯罪行為。
（四）平等執法觀
平等刑法觀，包括刑事立法上的平等和刑事司法上的平等兩個方面。立法平等是執法平等的前提和基礎，執法平等則是實現立法平等的保證。
在商品經濟社會中，等價交換是經濟生活的基本法則。馬克思說，商品經濟是“天生的平等派”。把這一法則引入法律領域，就形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從刑事執法角度來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著執法中要實現官民平等、公私平等、大小平等、強弱平等，堅決反對官輕民重、以官壓民、以公壓私、以大壓小、以強凌弱的不平等現象。所謂官民平等是指對國家工作人員犯罪和普通公民犯罪要一視同仁，公職人員的地位和身份不應成為減輕或免除刑事責任的條件；所謂公私平等，是指刑法必須對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合營經濟、私營經濟等各種性質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給予平等保護，不能只強調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而忽視對私有制的法律保護。同時，刑法不僅要懲處自然人的犯罪行為，而且也要懲治單位的犯罪行為。
由于受封建等級觀念和產品經濟思想的影響，我國現行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動中的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和某些地區還相當嚴重。修訂后的新刑法中，對這些不平等問題，從立法上都作了調整，如業務過失處罰輕于普通過失，破壞生產犯罪中不保護私有經濟等，都重新作了規定。今后的問題是嚴肅執法，清除官輕民重和以官壓民的現象。例如，對公職人員犯罪以罰代刑，只罰不打、不罰不打、罰不當罪，遷就姑息的問題，過去總是屢禁不止。又如，司法人員濫用職權，刑訊逼供，違法亂紀，非法剝奪和限制被告人的人身權利，造成人身傷亡的事件時有發生，但又總是得不到處理，使刑法懲治這些犯罪的規定成為一紙空文，所有這些不平等現象的存在和蔓延，都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幾代人夢寐以求的理想難以變為現實。因此，實現立法平等和司法平等，不應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必須立即依法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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