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崇義 ]——(2000-12-18) / 已閱18315次
論聯合國公正審判標準與我國刑事審判程序改革
2000年12月18日 14:28 樊崇義
公正審判是各國刑事審判制度的最佳價值選擇，也是有人類歷史以來，關于法院審判問題中的一個永恒的話題。因為審判是否公正，怎樣才能作到公正審判，所涉及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是極為廣泛的，它包含著政治、思想、文化、法制各個方面的背景和理念，僅就刑事審判理論而言，所謂公正審判，也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本文僅就審判程序公正的理論、標準和中國為公正審判的改革問題加以探討。
一、審判程序公正的產生及其歷史發展
審判程序是國家審判機關制作司法裁決所必須經過的步驟、順序和手續的總和，即法官對某一刑事案件作出裁判的全過程。它包括訴訟的提起、受理、開庭、調查、辯論、評議、判決等一系列有著內在聯系的階段。為了建立一種法治秩序，在人類的發展史上，對這些程序和階段，世界各國毫無例外都經歷了一個從愚昧、野蠻走向文明的曲折過程。
程序公正根植于古羅馬時代的“自然正義”論。自然正義的理論基礎是傳統的自然法理論，早在古羅馬時代和中世紀時期，自然正義作為一項程序公正標準，已成為自然法、萬民法和神判法的主要內容。在當時，為了實現自然正義，在審判程序上“有兩項基本要求：(1)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nemo
iudex in parte sua)；(2)應當聽取雙方當事人的意見(audi alreem
partem)”（注：陳瑞華著《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55頁。）。
近代和現代程序公正觀念產生和完善于英國法，并為美國法所繼承的“正當程序”(dueproces)思想而形成和展開的。其思想體系可追溯到1216年制定的英國大憲章。正當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現于1354年愛德華三世的時代。原來這一概念的本意是指刑事訴訟必須采用正式的起訴方式，并保障被告人接受陪審裁判的權利，后來擴大了其適用范圍，即凡是剝奪某種個人利益時必須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權、陳述權和傾聽的權利，進而形成為英美法中人權保障的根本原則。（注：松井茂記《非刑事程序領域的正當程序理論》（一），《法學論從》，1064號，1980年，第21頁。）
正當程序作為一項基本原則是美國聯邦憲法所確立的。根據美國《布萊克法律辭典》的解釋，正當程序的中心含義是指：“任何權益受判決結果影響的當事人都有權獲得法庭審判的機會，并且應被告知控訴的性質和理由，……合理的告知、獲得庭審的機會以及提出主張和辯護等都體現在‘程序性正當程序’之中”（注：《布萊克法律辭典》第五版，“正當法律程序條”。）美國學者認為，正當程序不僅體現了公平、正義、合理等基本理念，而且更是正義對法律程序的要求。因此，正當程序其實質就是以公正為價值取向的。
正當程序觀念產生和發展于英美法中決非偶然，除了有深刻的政治和經濟背景外，在訴訟文化的發展上，其直接原因有三：一是在刑事訴訟的結構方面，英美法采取由一般市民組成的陪審團，當事者雙方在他們面前以對決的方式相互提出證據、進行辯論，勝負則由陪審團判定的審判模式，陪審團的評議不提示理由，只給出結論，其性質就像“神的聲音”那樣擁有絕對的權威，（注：田邊公二（日）《民事訴訟的動態與背景》，1965年版，第28頁。）在這種訴訟結構下，結果是否真正合乎客觀真實無從檢驗，只能由審判程序的正確來間接地支持結果的公正性，程序的公正與否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二是先例拘束的判例原則，即在無數過去已經審判過的案件中，找出與現在審理的案件相類似的先例，對眼前的案件作出同樣的處理，相對于陪審團只是對案件的真實與否加以認定而言，先例拘束原則是關于案件的法律適用的法理。由于事實上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案件，所以，在貫徹先例拘束原則時，雙方當事人的參與，特別是律師盡量要找出有利于己方的先例，并通過辯論說服法官。在這種訴訟結構中，辯論的技術與程序就具有重大意義，審判程序公正就顯得十分重要；三是與大陸法系國家不同，在英美法中衡平法發展的背景，也成為正當程序產生和發展的又一直接原因。衡平法發展的背景在于當事者無法掌握能夠適用于自己案件的法原理，所以只能提出救濟手段，法官能夠考慮一切事實情節，作出任何可能認為是合適的決定�？墒�，在這里保證裁判結果“正確”的仍然是程序。當然，衡平法經過長期的發展，也逐漸形成了實體法原理，但今天的英美法中仍遺留著衡平法自由裁量的傳統作法。（注：關于正當程序形成的三個直接原因的分析，參見日本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義與訴訟》，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4—5頁。）從對上述三種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程序的決定意義，即審判程序公正與否，是裁判公正的決定因素。
產生和發展于英美法中以審判程序公正為主要內容的正當程序原則，到了20世紀逐步擴展為世界多數國家所公認的基本人權保障標準，并且以聯合國的法律文件所確立。從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并宣布的《世界人權宣言》，到1966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頒布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再到1984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第39/46號決議通過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基本上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公正審判的國際性準則。這些準則反映了刑事審判程序改革的大趨勢，也是司法現代化的必備條件，更是人類走向文明的共同財富。
二、審判程序公正的國際標準
審判程序公正的國際標準內容的形成和完善，在人類的訴訟史上也有一個過程，它經歷了一個逐步認識、逐步完善、逐步認同的過程。從古羅馬時期的自然正義的兩項基本要求到近現代英美法中程序公正的理念和正當程序原則，再到聯合國大會多數成員國所通過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中關于司法程序現代化的規則，這一歷史的足跡，已充分地證明人類社會在發展，法制在完善，審判公正的標準在提高。美國學者戈爾丁對“自然正義”原則的兩項基本要求，即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審判應當聽取雙方當事人的意見，根據時代的要求，把它擴展解釋為九項標準：(1)與自身有關的人不應該是法官；(2)結果中不應包含糾紛解決者個人的利益；(3)糾紛解決者不應有支持或者反對某一方的偏見；(4)對各方當事人的意見均應給予公平的關注；(5)糾紛解決者應聽取雙方的論據和證據；(6)糾紛解決者應只在另一方在場的情況下聽取另一方意見；(7)各方當事人都應得到公平的機會來對另一方提出的論據和論據作出反應；(8)解決的諸項條件應以理性推演為依據；(9)推理應論及所提出的所有論據和證據。戈爾丁還認為：堅持上述公正標準的依據有二：一是公平能夠促進爭端的真正解決，而不是簡單的了結；二是確保訴訟各方對整個司法審判制度產生信任，而沒有這種信任，這些法律制度將無以復存。（注：戈爾丁《法律哲學》，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40—241頁。）
美國聯邦憲法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把美國聯邦憲法第一條至第十條修正案中所包含的程序保障的規定，都直接視為程序公正的標準�？筛爬椋�(1)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2)由犯罪發生地的公正陪審團予以迅速和公開審理；(3)不得因同一犯罪行為而受兩次生命或身體危險；(4)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5)獲得律師幫助為其辯護；(6)被告知控告的性質和理由；(7)以強制手段取得于被告有利的證據；(8)與對方證人對質的權利；(9)不得科以過多保釋金和過重罰金；(10)不得科以殘酷和非常刑罰；(11)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12)獲得法律平等保護等等。（注：戈爾丁《法律哲學》，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40—241頁。）
當今世界關于審判程序公正的國際標準，集中體現在聯合國所公布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的規定之中。主要包括：(1)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面前一律平等；(2)在判決時對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確定他在一件訴訟案中的權利和義務時，人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3)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4)凡被指控的人有權獲得被告知被指控的性質和原因；(5)有相當的時間和便利準備他的辯護并選擇律師，以獲得辯護；(6)受審時間不被無辜拖延；(7)被告有權出庭受審并親自為其辯護，或由他選擇法律援助進行辯護；(8)控、辯雙方的證人出庭作證并接受詢問和質證；(9)免費獲得譯員幫助；(10)對受審人不被強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11)對未成年人案件適用特殊程序；(12)凡對判決有罪者，應有權上訴并進行復審；(13)錯案有權獲得糾正并賠償；(14)一事不再理，即任何人已依一國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無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懲罰。（注：美國聯邦憲法修正案第1—10條。）
對于上述審判程序公正的標準，已為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認同，而且成為大多數國家實現公正審判，改革審判程序的奮斗目標，因此，本文稱之謂國際標準。但是，這些標準形成和認同決不是一帆風順的，因為要不斷革新，必然要遇到思想或觀念上的阻力，所以，轉變觀念是對國際標準認同的關鍵。我們在研究這些國際標準時，還應該看到，大千世界，各個國家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對于上述標準的承認和接受還有所不同。同時，我們也應該承認，就刑事審判的現代化和司法改革的大趨勢，上述標準并非最高標準，也并非難以實現的標準。筆者認為，經過努力，創造條件是完全可以達到的，1996年3月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可以說在許多制度和程序的修改中，已經達到或接近了國際標準。另外，這些標準還具有極大的開放性，它的具體實施，完全可以根據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習慣，根據本國的特點和實際情況，加以開拓和發展，以實現刑事審判最高、最佳的價值目標——正義。
三、中國為公正審判所進行的改革
在我國傳統的文化歷史上，“法”被認為是統治者的工具這種理念占主導，在這種觀念中，“重實體輕程序”的作法頗為盛行，因此，審判程序公正長期以來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真正邁開改革的步伐，筆者認為，還是在“文革”以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典的誕生，揭開了公正審判的新篇章。1996年3月對第一部刑訴法典的修改，使我國在刑事審判程序公正的道路上逐步接近了國際標準。當然，改革的步履是艱難的，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國正處于發展之中，有些在國際上通用的程序公正的標準，結合我國的情況，還要積極地創造條件，才能得以認同和實施。即使已經為立法所確定的一些內容，其貫徹落實還有一個適應的過程，還存在一個實施難的問題。隨著我國民主與法制的不斷深入和發展，這些問題會不斷得以解決，為世界各國公認的國際標準，定會在中國大地開花結果。現將近年來我國為公正審判所進行的改革歸納如下：
（一）改革庭審結構，保證法庭居中裁判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一項規定：“在判定對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確定他在一件訴訟案中的權利和義務時，人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边@一規定所涉及到的問題比較廣泛，它包括所有的人在法院面前一律平等，司法獨立，庭審中控、辯、審的法律關系，審判公開進行，以及在審判程序上作到公正等等。但其中之關鍵在于改革庭審中控、辯、審三種職能的訴訟法律關系，保障法院居中公正裁判。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抓住了這一關鍵，對原刑訴法所確立的審判模式，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改革，削弱了職權主義那種糾問式審判的影響，使法官居于中立地位，以保障公正裁判。其具體措施有：一是改革了法院的庭前審查程序，以消除法官對案件的主觀預斷。我國原刑訴法第108條所規定的關于人民法院對刑事案件的接受和審查程序，要求人民法院在開庭前進行實體審查，這種實體審查在執行的過程中往往形成“先定后審”、“先判后審”，架空了庭審程序，使審判程序的公正性失去了法律保障。1996年3月修改的刑訴法，總結了十多年來的審判經驗和教訓，對照公正審判的國際標準，順應大陸法系諸國關于庭前預審程序改革的大趨勢，加大了改革力度，把實體審查改為程序性審查，改變了原來向法院移送原卷和全卷的作法。例如，第150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對于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根據這一規定，人民法院在開庭審判以前，只能接觸到起訴狀、證據目錄、出庭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的復印件或照片等四種材料，這種帶有程序性的審查方法，就限制了法院未審先斷，先判后審的主觀主義作法，為法官公正審判提供了程序上的前提保障。而且在庭前審的結果上，修改后的刑訴法也取消了原刑訴法庭前對人民檢察院退回補充偵查的作法，凡是起訴機關決定提起公訴的案件，符合上述開庭條件的，全部開庭審判，不再搞互相扯皮，久押不決，久押不審的侵犯人權的作法。二是在法庭審判中，對被告人的審訊，對各種證據的核查，對案件事實和法律適用的辯論等等，加強了控、辯雙方的作用，促使法官居于中立地位，聽證審證，作到兼聽則明。我國原刑訴法規定的法庭調查程序，對被告人的審訊和各證據的核查，都是以審判人員為主，用糾問的方法進行的，而且對于控、辯雙方產生矛盾和疑問的事實和證據，沒有專門設置?席辯論程序。修改后的刑訴法一改這種糾問式的審理方法，如第155條規定，以公訴人為主審訊被告；第157條規定，由公訴人、辯護人向法庭出示各種證據，而且還可以辯論，加強了庭審中的抗辯性，審判人員在雙方的抗辯中查明事實真相。三是把人民法院法庭前對證據的調查權，改革為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對控、辯雙方有疑問的證據，再宣布休庭，進行調查。原刑訴法第109條把人民法院對證據的勘驗、檢查、搜查、扣押和鑒定的權力，作為庭審對案件審查的一種調查措施，這種作法必然導致未開庭先查證，容易形成先入為主。為了保證法庭中立而公正審判，修改后的刑訴法，把人民法院對疑難證據的勘驗、檢查、扣押、鑒定和查詢、凍結的調查權，放在法庭審理的過程中，把這種調查權建立在控、辯雙方舉證、出證的基礎上，而且立法還把它限制在有疑問的證據范圍之內，進行調查核實。這一改革措施，顯然是把法官放在居中的位置上，既有利于解決雙方的矛盾和疑點，又有利于法官保持中立而公正地裁判。
（二）改革審判組織，促使法院獨立審判
法官獨立是公正審判的一項重要的國際標準，這一標準為聯合國許多法律文件所規定。我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和傳統，實行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審判，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為了貫徹落實獨立審判，在法院必須實行法官獨立審判，我國在刑訴法的修改過程中，重新調整和理順了法院內部各審判組織的關系，使人民法院審判案件的基本組織——合議庭，有職有權，排除干擾，保證公正審判。原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合議庭獨立地審理和判決案件的權力，在執行中合議庭、院庭長以及法院內部的審判委員會，三者的訴訟法律關系不分明，常常出現“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錯誤作法。為了改變這種作法，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49條明確規定：“合議庭審理并且評議后，應當作出判決�！边@就不僅賦予了合議庭審理案件的權力，還賦予了它獨立作出判決的權力。同時還重新明確：只有“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由合議庭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這一規定理順了合議庭、院長及審判委員會的關系，嚴格限制了院長和審判委員會提交決定案件的范圍，以保證合議庭獨立、公正審判。這一改革舉措，雖然距法官獨立的標準仍有差距，但是，筆者認為，在當前我國的歷史條件下，尤其是法官的個人或整體素質仍不很高的情況下，不能說不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另外，為了保證公正審判，修改后的刑訴法對原刑訴法所確立的回避制度，也進行了修改，如第29條規定，審判人員不得接受當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請客送禮，不得違反規定會見當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對于違反這一規定的審判人員，應當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要求他們回避。這是針對社會干預審判的情況，針對當前我國一些地方所存在的司法腐敗而增補的條款，它對保證法官獨立審判、公正審判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三）加強辯護職能，擴大庭審中的辯護權
實現公正審判的一項重要標準，就是要賦予受審人充分的辯護權。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把受審人享有的辯護權，作為審判公正的最低限度標準，明確規定，要迅速地以一種他懂得的語言詳細地告知對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質和原因；要有充分的時間和便利準備辯護，并與他自己的律師聯絡，必要時免費取得法律援助；當庭對控、辯雙方的證人詢問和質證等等。由于歷史的原因，雖然我國憲法明確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但是，對其庭審中的辯護的保護措施不力。例如，原刑事訴訟法對于辯護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較晚，只限于開庭審判前七天，才告知其有權委托辯護人，即使辯護人或律師到案，在庭審中的辯護作用也難以充分發揮，往往出現“你辯你的，我判我的”的情況，法庭對辯護人的意見重視不夠，對被告人庭審中的辯護權、質證權、發問權、提出證據權等等保護不力。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按照公正審判的國際標準，總結我國辯護制度歷史發展的經驗，根據當前我國民主與法制的進程，進行了舉世矚目的改革。
首先，大大地提前了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除了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就可得到律師的法律幫助外，還采用了控、辯雙方對等原則，公訴案件的辯護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即可參與訴訟。這樣就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和他的辯護人有相當充裕的時間和便利的條件準備他的辯護。
其次，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庭審中的權利擴大了。例如，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1)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2)辯護律師在開庭前“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3)賦予辯護律師庭前調查權和申請司法機關協助調查權。(4)在開庭審判時，法律賦予被告人及其委托辯護人參與法庭審理的全過程的權利，在法庭上有申請回避權，有當庭陳述權，有向被告人、證人、鑒定人發問權，有當庭出示辯護證據權，有向控訴證據進行反詢問和質證之權，有同控方進行辯論權，有最后陳述權，有對一審判決不服的上訴權，等等。
再次，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根據刑訴法第34條規定，對于因經濟困難、行為能力受到限制者和可能被判處死刑的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案件，國家實行法律援助，不僅其政治意義重大，而且對這幾種案件的公正審判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條件，它還意味著我國辯護制度正不斷走向成熟和完善。同時，更有力地說明我國公正審判的標準在刑事辯護方面同聯合國法律文件所規定的標準已基本協調一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中規定：“出席庭審并親自替自己辯護或經由他自己所選擇的法律援助進行辯護；如果他沒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這種權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沒有足夠能力償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費。（注：陳光中主編《刑事訴訟法（修正）實務全書》，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77頁。）我國剛剛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盡管在貫徹落實方面尚存問題很多，但它卻符合世界范圍內辯護制度發展的趨勢和歷史的規律，這一改革的重大舉措，對公正審判，對民主與法制的發展，定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四）明確和加強控方舉證責任，反對自我歸罪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中明確規定對被告人“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這一規定是公正審判的又一重要標準。其基本含義和要求是庭審中證明責任的劃分，作為被告人永遠不負證明責任，不能自我歸罪。這是訴訟民主的體現，更是公正審判的必備條件。因為被告人接受審判已處于不利地位，令其證明自己無罪或有罪，必然導致為獲取人身自由而把無罪說成有罪，輕罪說成重罪，使案件背離真實原則而出現冤假錯案。在這種情況下，談何公正審判！我國根據這一國際標準，在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時，調整了審判結構，改革了審判模式，其中一項重大的改革就是加強了控方的舉證責任，法律要求控訴一方在法庭上宣讀起訴狀之后，不僅要親自訊問被告人，還要按照交叉詢問的規則對證人、被害人、鑒定人作主詢問，并要在法庭主持下出示其他各種證據，當庭接受辯方反詢問和質證。這就改變了原刑訴法所規定的以審判人員為主審訊被告人和核查證據的糾問式的作法，把證明有罪、罪輕、罪重之責任歸于控訴一方。同時，法律還賦予辯護一方當庭提出證據、出示證據的權利，其目的是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辯護權，反對搞自我歸罪，即強迫被告人作不利于自己的陳述和舉證或強令其認罪。我國法律的這一重大改革，既是在舉證責任方面做到了同國際標準的協調，更是從證據制度這一根本問題上為公正審判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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